初版，小说的名字是《环形女人》，修订后更名《环形山》，对于这一变化，宁肯在接受侨报记者专访时说：“在开始创作时作品名字定的就是《环形山》，不过在即将出版之际有人认为《环形山》的名字缺乏卖点，我就把它改成了《环形女人》。”对于这一改动，宁肯承认“后悔至今”，不过他认为：“有了这个再版的机会，就是彻底摒弃这种噱头的东西，恢复小说的本来面目。它是什么书，就做成什么书，噱头是暂时的，诚实才是永恒的。”

《环形山》：荒诞中的真实

不管是《环形山》中主人公的那几段复杂的感情经历，还是山庄主人简女士对几任伤害过自己的前男友的报复方式，以及“野人”张山与苏小姐的相依相伴，宁肯所描写的一件件看似荒诞的事件背后却透露着一种真实，并且宁肯在这部以悬疑为主题的小说中添加上了荒诞和戏剧的因素，希望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时刻吊起他们的胃口：一个腿脚不灵光的侦探，虽然要比许多人还要优秀，但是却依然会引来众人诧异的目光，当他越是努力展示自己的优秀，企图证明自己与常人无异的之后，却无奈的成为了“著名的瘸子”。

宁肯解释：“这种内在的荒诞却体现了现实的真实。在生活中往往就是这样，我们花费大力气去追逐某些东西，可结果往往是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这会让人感到郁闷和无语，但这就是一种真实，这就是生活。”

虽然整部小说的两条叙事主线缠绕在一起，主要人物的经历也相互交错堪称纠结，但宁肯在创作时却没有感觉到迷惑，他认为自己已经把写作思路放得很开，表达起来非常顺利，让他觉得“很痛快”。

他用“看悲剧”的例子来表述自己的创作过程：“为什么有人爱看悲剧?因为这个是一个释放的过程，与剧中人物一同流泪和悲伤，这样可以把心中的负面情绪释放出来，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快感。”

西藏与创作：埋藏在心中的那份美好

作为宁肯的代表作之一，《环形山》的再版说明这部作品价值，不过宁肯的《蒙面之城》和《天藏》则更为有分量，两部作品分别获得过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这两篇以西藏主要背景的长篇小说，虽然讲述了完全不同的故事，但是却准确反映了宁肯对西藏的情感。在采访过程中，宁肯也屡屡提及西藏对他本人，对他文学创作的巨大的影响，“如果没有西藏那段经历，我现在很可能与文学创作已经没有关系了。”

当1984年宁肯初次踏入西藏的土地之时，首先看到的是西藏如天堂一般美丽的景色，还有许多到机场欢迎的藏族居民。也许用“欢迎”二字并不恰当，因为那时候西藏还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与外界的交流渠道十分有限，那里的人对于西藏以外的世界充满着好奇，“我们就好像是天外来客一样，就好比听见火星人来了，我想大多数人忍不住好奇心想去看看。”

当时的场面就改变了西藏在宁肯心目中的形象，之前他对西藏的印象几乎完全来源于一部《农奴》的影片，“在那部片子里，西藏就是残忍，可怕，阴森的代名词，所以在到西藏之前我还是有些担心的。”

在西藏生活一段日子之后，宁肯也更加深入地认识了西藏的美好，不仅仅是景色和那里的人民，而是人与自然的协调。那里的村庄，江河，森林都留露出一种自然的气息，自然的秩序和社会的秩序融合在一起，这是长期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无法想象和感觉到的。在宁肯看来，西藏的状态正是现代人所追求的理想：“环保生态，回归自然。”

正是西藏的自然催生了近年来大批描写西藏的文学作品，在西藏生活了两年的宁肯认为这是一件很正常的现象。“首先是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和高度的状态。还有那里独特的宗教文化，寺庙和朝拜人群与大自然的融合，自然环境与宗教高度相适应，那样的环境给人产生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到了西藏就是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宁肯说，“人也变得不一样了。因为在越陌生越神奇的地方，我们才可能看见更为真实的自己。艺术正是人们想象力心灵感受的发散，这种想象力和心灵的感觉到了西藏就会格外集中。”

虽然对西藏有着深厚的情感，但是宁肯对于这段情感却非常理性，他没有产生过永远留在西藏的想法，因为他认为自己只是个“天外来客”，可以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但却不属于那个地方。

“当我1987年回到北京之后，我就再也没回到过西藏。”

宁肯没有再去西藏是为了更好地描写西藏，虽然他的《蒙面之城》和《天藏》都是在讲述西藏的故事，但是他始终认为西藏的那种“和谐”没有得以表述完整。宁肯是打算在完成一部足以表达心中对西藏所有美好情感的作品之后，再回西藏看看，“我很怕还没有来得及表达，再次回去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已经不存在了。”虽然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的三十年时间里，西藏的种种变化是可以预见的，但宁肯对西藏的感情却仍如三十年前，“别人怎么说我并不在乎，我也不相信，因为我没有亲眼看到，我依旧保留着对西藏那份最初的美好。”

详细报道请见2月24日《侨报周末》。

（编辑：徐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