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温政府时期，不论是美国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都曾经提出过“G2”的概念，就是所谓中美共治。我个人认为，如果真的能够实现这么一个构想，恐怕对世界而言都是一个福音——因为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所以就要不断的打仗、不断的死人。

       2018年12月7日上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魏加宁出席了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与货币政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国际贸易关系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构”论坛。魏教授在嘉宾发言时表示，赞同鞠建东教授强调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货币方面，东亚除了人民币之外还可以参考“华元构想”或“亚元构想”；同时他认为，中国和美国既不能打冷战更不能打热战，只能合作。

       以下为魏加宁教授发言全文：

       首先声明一点，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是在2002年时曾经参加过郑必坚校长牵头的《和平崛起》课题。2012年时参加过刘鹤主任牵头的《两次全球大危机比较》课题。这几年又做了一个为期三年的发展中心基础课题——《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我是课题的负责人，今年也完成任务了。所以，我只能根据过去的一些研究谈一点感想，对鞠教授这个研究谈一点感想。

       首先，对于鞠教授这个课题报告中提出的三种均衡，我的感觉是：在现在这种实体经济三足鼎立的状态下，如果想要往回走，回到以美国主导的“B均衡”恐怕很难了，很可能最后会必然走到C状态。而C状态在我看来它可能已经不是均衡状态了，而是失衡状态，是紊乱状态了，它恐怕是一种崩溃的局面了。这是我的一点看法，所以我很赞成鞠教授的意见，A均衡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努力方向。

       此外我也同意鞠教授强调的有关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我昨天在另外一个场合讲过，中国经济目前的实际增长速度恐怕已经低于潜在增长率了，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如果目前这种增长放缓的势头不能够得到及时遏制的话，恐怕我们自己就会出乱子、出问题。所以，对于鞠教授强调的增长的重要性我也很赞成。

       另外，关于货币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均衡，我有一点小小的建议。东亚这块儿如果光考虑人民币是不是有点儿太弱了？你们课题组的同志也知道我曾经在十几年前提出过“华元构想”。我当时的想法是应当让两岸三地一起来共同构建一个华元区。再进一步，日本也有学者指出，中日韩合作的重要性，如果中日韩三国的GDP加起来，就可以和美国有一比了。再有就是日本当年提出的“亚元构想”了。总之还是有容乃大。你的包容性越大就越能够站立起来。这是我对这份研究报告的一点看法。

       总之，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要把中美关系到底应当如何定位先得想清楚。 在这里，我讲一个多年来我在清华讲课时一直讲的一个观点：中美关系无非是三种境界，无论是左中右，我们都必须实事求是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境界，最保守的境界，也就是当年邓小平指出的。1979年初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在飞机上问他：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的回答是：你回过头看看二战以后的历史，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都富起来了，比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全都富起来了。

       我们补充一句，那些没有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到现在是什么样子？比如古巴、北朝鲜。再补充一句，那些过去和美国关系好的，后来又闹掰了的国家，情况怎么样？比如说伊朗是一个什么情况？大家都很清楚，我就不多说了。

       我原来以为这个看法是邓小平发现的，后来有人告诉我，实际上是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的时候，是李光耀总理跟他讲的这个观点。所以，邓小平从新加坡回来以后，立刻就去访问美国。大家想一想，在1979年的1月份，最寒冷的季节，访问最寒冷的北美，对于一个70多岁的老人来讲，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啊！闹不好一个感冒就可能过去了！但是为什么邓小平要这么急于搞定和美国的关系呢？就是因为他看清楚了这里面的道理。

       那么邓小平搞定了中美关系以后，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我想，我们得到的就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仅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香港回归。北京电视台《档案》节目曾经做过一个有关香港回归的片子，其中讲道：当年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人大会堂，在邓小平这里碰了壁，回去就给美国总统里根写信，请求美国总统里根帮住她来压邓小平、压中国，在香港问题上让步。大家都知道，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是什么关系？——那是“铁哥儿们”的关系，但是里根怎么做的呢？隔很久以后才给撒切尔夫人回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不要光盯着一个小小的香港，你要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去思考问题——把撒切尔夫人给顶回去了。

       大家想想，撒切尔夫人是吃素的吗？她为什么要打阿根廷，打马岛？打马岛的时候甚至不惜要动用核武器，后来是被美国给摁住了。然后撒切尔夫人打完马岛之后就来北京和邓小平谈判，那是为什么呢？无非是想趁着马岛战胜的势头向中国施压嘛！但是她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不买账，更没有想到里根总统居然不支持她！所以说，如果邓小平不搞定了中美关系，香港能够不费一枪一弹地顺利回归吗？！我记得80年代我在日本学习的时候，就亲耳听到过日本的分析师说道：在香港问题上，有英国人的政治影响力，有美国人的军事实力，中国人肯定得让步，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里根总统居然不支持撒切尔夫人！

       所以我说，由于邓小平搞定了中美关系，使得我们的国家利益得到了保证。这是第一种境界。

       关于第二种境界。我知道，有人会说，你说的这已经是40年前的事了，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要和美国人平起平坐了。我说，平起平坐也可以呀！不是不可以，问题是你怎么做？是对抗？还是合作？

       对抗，无非有两种选择：一是热战，二是冷战。

       我们也看到网上有一些人恨不得马上就跟美国人打一场热战，和美国干一仗。问题是，为什么当年要打冷战呢？就是因为打热战打不起了！两个核大国之间打热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地球要毁灭多少遍啊！谁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热战打不起，那么就打冷战？那打新的冷战又意味着什么？新冷战和上一次冷战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上一次冷战的时候，苏联是老大哥，在前面给我们当挡箭牌，我们躲在后面，然后美国人来拉我们去搞垮苏联。如果这一次再打新的冷战，不就意味着我们要冲在前面，去给俄罗斯当挡箭牌吗？然后，美国人拉着俄罗斯来搞垮我们？！所以，我认为打新冷战也不可行。

       热战打不起，冷战不合算，对抗没有出路，那么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合作。怎么合作呢？大家去看一下，胡温政府时期，不论是美国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都曾经提出过“G2”的概念，就是所谓中美共治。我个人认为，如果真的能够实现这么一个构想，恐怕对世界而言都是一个福音——因为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所以就要不断的打仗、不断的死人。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两个互补的大国愿意携手合作意味着什么？美国的特点是什么？——硬实力，武力上世界第一。而中国的特点是什么？——软实力，儒家文化，讲究“和为贵”。于是，如果有哪个国家调皮捣蛋太过分了，美国人去收拾一下。但是武力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呀！那么，当美国人收拾不了的时候，就由中国人出面去调节一下，协调一下。中美两个大国，一文一武，一刚一柔，共同维持这个世界秩序，难道不是世界的福音吗？！

       这就跟一个家庭一样，一个家庭的话，要么是慈父严母，要么慈母严父。一个国家的治理也一样，北京过去为什么有崇文门和宣武门？这体现的是治国的理念，崇文门讲的是文是要崇尚的，宣武门讲的是武要宣示的，治理国家需要文武兼备，刚柔并济。我记得江泽民时代，《人民日报》曾经登过一个短文，讲中国历史上，要么是君甘臣酸，要么是君酸臣甘。讲的都是一个道理。

       国家治理是如此，那么，全球治理也是如此。如果有两个大国正好一文一武，一刚一柔，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维持世界秩序，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境界。

       关于第三个境界。有的人可能还不满足，我们也听到过更激进的观点，无非是说美国现在衰落，我们中国一天天在崛起，所以我们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我说不是不可以呀！如果真有那一天，作为中国人我也会挺高兴的，可问题是我们看一看世界历史：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老二取代老大成为世界霸主的，成功的有几个？——不是没有，的确是有，但是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案例，这就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可问题是美国人是如何做到的？

       前面朱民院长讲了，刚才李稻葵教授也提到了，美国早在1905年的时候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了英国，但是美国人是怎么做的呢？美国人帮着英国人去打仗，等到二战打完以后，英国的工业一败涂地，美国的工业世界第一；英国的经济一塌糊涂，美国的经济世界第一；英国欠了一大堆的债，美国人持有一大堆债权；英国的国库都空了，黄金都跑到哪儿去了？都跑到美国的国库里去了。然后就是刚才朱民院长和李稻葵教授讲的，在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时候，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研究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时候，最好的方案是谁提的？是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的方案，就是所谓“班克”方案，也就是根据国际贸易状况来决定国际货币体系。但结果呢？就是没有采纳凯恩斯的方案，而是采纳了美国财政部的“怀特方案”，也就以美元为霸权的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因为到了这个时候，英国人已经没有话语权了。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成功的案例只有这一个，就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关键是人家怎么做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在单位是个二把手，你想要接一把手的班，你说你是挑战他的胜算大呢？还是跟他搞好关系的胜算大呢？道理不言自明。

       所以我想说的是，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还是中间派，都要高度重视和美国的关系。只有把基本问题搞清楚了，其他问题都属于战术性的问题了，我就说这些，仅供参考。

       以下为魏加宁教授回答观众提问：

       观众提问：根据刚才听了鞠老师讲的ABC三个均衡，刚才几位嘉宾也涉及到中美关系问题，现在选择哪个方案的权利可能不在中国手里面，那么 20世纪当时美国不想做头，但是最后逼到他最后做了一个领导人。但是当时的一战时的美国总统是学者，二战之后的总统是个政客，现在的特朗普是个商人，他就要美国第一。他可能希望美国第一的情况下他不考虑全球的发展，让其他国家给美国打工。这样怎么来解决现在的中美贸易的矛盾？我很赞同刚才魏老师讲的比如中国和美国是一个双治的格局，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促成呢？

       魏加宁：我补充一点，除了美国它本身不是铁板一块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它是一个双方互动的博弈过程。刚才我前面讲了，上届政府的时候，美国学者也好，美国官员也好，都提出过“G2”（中美共治）的概念，但是我们没有接手，原来以为我们可能出于谦虚，觉得不好去接这个盘。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好像是要另起炉灶了，这样的话，你想想对方会怎么想？

       社会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镜像心理效应”，就是说当B把A视作敌人，那么你的言谈话语中就会不知不觉流露出来。那么A早晚都会有所察觉，察觉出来以后就会有所反应。于是，互动博弈的结果，最后A就真的成了B的敌人。

       我记得在“庄园会谈”前，我曾经参加过中联部牵头的一个中美智库专家的对话会，探讨两国首脑会谈应当谈什么？有的人说应当谈朝鲜问题，有的人说应当谈南海问题，等等。因为参加那个座谈会的只有我一个是学经济的，我就提出建议，说中美两国首脑应当谈改革的问题，中美双方应当形成一种改革的共识，就像80年代那样，不仅有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的改革，里根总统领导的美国的改革，邓小平领导的中国的改革，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的改革，中曾根领导的日本的改革——由于80年代，世界主要国家有一种共识，大家都来推改革，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世界经济大繁荣。我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美方代表团团长的高度认可。

       我现在依然坚持这一观点，就是中美双方要促进改革共识的形成。不仅要让中国人民明白，靠打贸易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依靠改革；同样也应当让美国人民明白，靠打贸易战也解决不了你美国的问题，也要靠改革。

       这个改革，不光是中美两国各自国内的改革，也包括国际组织的改革。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WTO改革，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能光盯着WTO去谈WTO改革。中美两国如果能够达成改革共识的话，就可以共同推进国际组织的改革。比如说在WTO改革方面，中国让一步，配合美国推进改革；而在IMF和世界银行的改革方面，美国也配合中国来适当增加中国的份额和投票权。当然，前提是我们是要合作，而不是要对抗，不是要挑战人家，不是要摆出跟人家打仗的架式。

       像我们互联网上，整天宣传什么，这个导弹能够打到华盛顿，那个导弹能够打到纽约去，你整天宣传这些，美国人能不害怕吗？

       再比如，刚才我说过，我们在2002年曾经做过《和平崛起》的课题，这个课题是2003年向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做的汇报。后来我发现，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去认真落实。如果作为国家战略那我们的各种宣传都应该是一致的，就像一个企业的品牌一样。比如说和平崛起，我们到国外去建孔子学院，我觉得是一个好事，但是你去看孔子学院后来去教什么？不是教儒家文化，而是去教少林拳，给人家形成的印象就是：“中国功夫”，中国人就是好打、好斗——这说明你的品牌设计、形象设计都不一致。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自己先想明白根本的战略问题，所有的战术、宣传都应该按照我们的总体战略去设计，去实施，而不能总是自己出了问题先去到别人身上找原因。（原题《魏加宁 ：冷战热战均不可取，中美应以合作为主》，来源：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