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存、成长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人，既是不幸的一代，也是幸运的一代。说不幸，是因为遭遇了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说幸运，是因为迎来了改革开放。作为其中的一员，我亲历了这个历史时代的重大变革。

       从1975年10月入校到1977年7月毕业，我在淮阳师范学校读书近两年的时间里，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年与改革开放的前夜。当时，上层斗争十分激烈，政治气候不断变化；我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外部世界的政治风云很少关注。想不到，为此我被打成“白专道路”的典型。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淮师毕业45周年之际，抚今追昔，不禁使人思绪万千。

       我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母亲没有文化，父亲靠自学，可以写信，读报，但他的工作主要在外地，很少在家。可以说，我的童年家庭教育是一张白纸，属于野蛮生长。50后一代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在该受教育的时候，缺了教育，即使有心人后来补上，也很难补好。”张鸣先生在他的《我们这一代最大的负资产，就是那个十年的洗礼！》一文中指出，“那个十年到来的时候，年少的，还没上学或者刚上一年级，年纪大的，也没上完中学。能读一个比较完整的小学的人，已经算不错的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是小学三年级，“停课闹革命”。尽管每天不上课，但照样升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但该升初中时，好像没有升，又上了一次六年级。这时，开始“复课闹革命”。初中毕业后，由于早出生一个月零八天，超过了升高中的年限。我的前程就是“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就在这时我内心萌发了想上学读书的强烈愿望。于是，在等待下乡的一段时间，我与一个初中同学到高中班教室里旁听，不久被老师点名发现，撵了出来。下乡后，农场里的读物主要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为了学习写作，我自费订了《朝霞》和《解放军文艺》两种文艺期刊。在白天繁重的劳动之后，晚上，坐在柴油灯下坚持看报纸、杂志，练习写作和毛笔字，成 了我生活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文革”是从教育界开始的，那么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高考制度。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论称高考制度是“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必须将之“彻底扔到垃圾堆里”。为此，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作推迟半年进行。《通知》指出，解放以来，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招生办法，必须彻底改革。不久，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全面发动阶段。学校全面停课。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的批示》，高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文件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高等学校的学制缩短为二至三年。（參見線裝書局出版社出版：《中國二十世紀通鑒》第四冊）我就是在这种大学招生制度下，因为表现优秀，下乡两年零五个月之后，被贫下中农推荐到淮阳师范，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

       我们75级学员入校不久，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末期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为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运动对我影响深刻。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何兆武认为：“人啊，十四五岁到二十四五岁那十年，是思想定型的时候，以后可以有技术性的改变，但基本方向不会变了。”（陈洁：《何兆武：我们是报废的一代》）对此、我深有体会，因为当时我的年龄正处于“那十年”的中间时段。

       邓小平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之一，人生道路曾三起三落。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革命时期，邓小平因支持毛泽东，反对“左倾”路线，被视为“毛派的头子”，第一次被打倒。“文革”开始后不久，因与毛泽东“路线”不同，与刘少奇一起被污蔑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次被打倒，流放到江西劳动改造。1975年初，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让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解决“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问题，邓小平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为邓小平在搞“翻案”，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说成是“右倾翻案风”，把邓小平定为“不肯改悔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四五”运动后，邓小平被诬蔑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第三次被打倒，并在全国上下掀起了“批邓”浪潮。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背景，作为一个普通学生，当时我并不知情。但是，对这次政治运动我有几点疑问：为什么因思想认识不同就遭到无情批判；为什么一旦被批判过去的功劳都变成了罪证？为什么邓小平只能被动接受批判而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力？为什么全国上下批判邓小平只有一种声音而没有不同观点？更大的疑问是：邓小平被批判的言论在我看来都是对的，比如，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等，这些都是朴素的真理，为什么要批判？因此，对批判邓小平的文章，无论如何我都不认同，相反，邓小平被批判的“反动”言论，我摘抄在笔记本中，认真学习。顺便说一下，1983年《邓小平文选》出版后，我通读一遍，重点学习了他七五年被批判的讲话，更加感到在当时的正确性；对照当年那些断章摘句的大批判文章，更觉得荒谬绝伦。现在已经得出定论：“文革”中，包括五七反右运动中，被政治批判的言论大都是真知灼见。

       正如《淮阳师范学校志》所说，淮师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遭受林彪.“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我们入校时尽管是“文革”的最后一年，但是“政治挂帅”“教育为政治服务”的色彩依然十分厚重。在教学中，“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学习内容，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各科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教育彻底沦为政治的附庸。特别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运动初始阶段，每天几乎都是政治学习，大会、小会、班组会，抄报纸，表忠心，写批邓文章。加上两个月的“翻淤压沙”劳动，一个月的“开门办学”，还有几个寒暑假，三夏支援农村割麦子，真正的课堂教学十分有限。尽管如此，创立于1909年的淮阳师范，历史悠久，藏书丰富，名师荟萃，任课老师十分敬业，对学生认真负责，关爱有加。万丈高楼平地起，二年的淮师学习，为我以后考教师、进入河南大学（当时是“开封师范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继续深造，奠定了客观基础。

       初入淮师时，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我们年级的同学，许多都是高中毕业生，还有不少是小学或中学教师。而我才初中毕业，感觉自己知识基础薄弱。我暗下决心：珍惜时间，加倍努力！我给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课堂上认真听老师讲课，课后根据老师开出的书目，到图书馆借阅。学校或年级开“批邓”大会时，我选坐后排，埋头看书。更多的情况是，听个开头就回到寝室，继续我的目标学习。晚上的时间，更是我自学的好机会。常常向桂行德老师借书阅读。还向同学们学习，发现哪位同学有好的读书笔记就借来摘抄。我家在周口，离学校并不很远，但我学习大禹治水“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的精神，很少回家。“谁往地下掘得深，谁获得的水就越多；谁学习肯下功夫，谁获得的知识就越多。”“宁生紧张学习一日，不活碌碌无为一年。”“……你千万要记住，无论何时何地，你全部的精力要用在学习上。”我曾在日记中写道，“青年们，恋爱的热情应当用在学习上”。总之，淮阳师范的读书生活，用“如饥似渴”这个词语来形容，我自己觉得并不过分。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如此勤奋地读书学习？别说是当时，就是目前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不像现在的许多在校生，有着明确的职业理想和人生方向。“文革”时期的人成为“非人”，是政治动物，被剥夺了独立思考、自由选择和追求梦想的权力，单纯沦为“四人帮”争权夺利的工具（当时不知道“四人帮”这个名词，这里借用一下）我可能是一个另类，不愿卷入其中。尽管当时根据领导的安排，我出了几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墙报，但是，内容都是从报纸上抄录的，不代表我的意愿。在政治泛化的社会环境中，我读书学习，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方向。如果说“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一个方向，那是当时所有年轻人的方向，与个人无关。现在看来，这个“方向”只是“文革”时期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今天不会再有人鼓吹。我勤奋读书，只是一种爱好，类似我喜爱打乒乓球、游泳一样，不是父母的影响，也不是老师的指点，似乎是一种本能的自然流露。可悲的是，当时不知有多少青年学子的求知本能被扼杀而自己却麻木不仁，有的还甘愿充当打手，加害他人。应当说，这是“文革”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最大戕害！

       “政”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的这种“不问政治勤奋读书”的行为，不知被哪位政治进步的同学发现，向领导举报，与右倾翻案风“教育回潮”联系起来，我就这样被打成了“白专道路”的典型。至今记得，有一次，学校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师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主席台上的校长不点名地批判说，“有的学生只顾埋头读书，不问政治方向，知识学到手，人被资产阶级夺走”，虽然没点名，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指的就是我这样的学生。接下来，学生干部、政治积极份子聚集在支部书记办公室，轮流发言，对我单独进行批评挽救。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些蛊惑人心的口号，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什么“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等等，也用在我的身上，进行批判教育。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但社会主义不能全是“草”不要“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但是无产阶级不能全是文盲，不要知识分子；文化与剥削是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根本没有必然联系，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都需要有文化的劳动者；如果都没有文化，靠谁实现四个现代化……对这种政治批判，会上我据理反驳，“舌战群儒”；会后我行我素，把这种被政治批判的遭遇化为精神动力，加倍用功读书。

       其实，那时并非我一个人在“白专道路”上孤独前行。“文革”摧残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这一代。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被驱赶到农村，无数农村青年也中断了学业，在“教育回潮”的冲击下，其中极少数幸运者，经过层层推荐与严格政审，重返校园，也都惜时如金，求知若渴。“比如：教室灯下有人作题，田间小憩时有人念书，操场上有人踏着薄冰默默背诗。画面让人印象深刻，也证明乱糟糟的运动不合求知群的人心。”我的同学郭耀亭回忆说。只不过我的表现好像比较突出，成了“白专道路”同学的代表。

       关于我的这段经历，我的班长、老乡张保安先生比较了解。据他回忆，淮师政文班分成政治班中文班之前，在郸城周楼开门办学期间，刘本在、刘占国两位老师曾来到这里，调查“四五”天安门事件和“白专道路”的事。原来在校期间每天晚上我们中文班晚自习熄灯最晚，开始有李平安我们仨，后来一直是我们俩，加之和张衡石老师（当时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党黑色活字典”“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等，“文革”结束后恢复了名誉）天天来往求教，故被人使了绊子。“还好，两位刘老师无非是走个过场。我当时回答天天晚上学毛选呢，你回答说是学两报一刋社论。两位老师心知肚明，一笑了之。大概以庇护我们为目的复命结案”。

       不久，随着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运动偃旗息鼓，十年“文革”宣告结束，邓小平复出，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

       知识改变命运，读书使人进步，其中的哲理我体会深刻。因为是工农兵学员，“社来社去”，不包分配，毕业后我回到了农场。1978年10月，周口教育局招聘教师，淮师毕业生，既可以报考小学老师，也可以报考中学老师：考上哪一种，享受哪一种工资待遇。我选择了中学教师。结果，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提前上岗，较早离开了农场。无疑，正是我在淮师的“白专道路”，弥补了我小学被荒废、高中被剥夺的缺陷，为我这个初中生的中文知识结构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后，我考大学本科时，我的语文也没有复习，同样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此后，我继续在“白专道路”上，方向明确。越走越远。不过，“文革”结束后，“白专”被正名，读书的道路铺上了红地毯，越走越宽广。

       文化大革命是“革文化的命”，这一论断已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共识。十分清楚，对读书学习、钻研业务扣上“白专”的帽子进行批判，其目的是把青年一代变成愚氓，变成“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成为“四人帮”争权夺利政治斗争的驯服工具。而“文革”所谓的“政治”，就是“丛林社会”的强权政治：崇拜权力，以权代法；热衷斗争，宣扬仇恨；歌颂愚昧，排斥科学；崇尚暴力，泯灭人性；强迫劳动，改造思想；舆论一律，以言治罪；篡改历史，掩盖真相；用谎言批判真理，操弄群众等等都是它的突出表现。这种“四人帮”政治，是希特勒法西斯、苏联极权主义与中国皇权文化的混合体，与现代世界文明进步的车轮背道而驰。幸运的是，随着“四人帮”的覆灭与中国改革开放，“文革”的强权政治已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然而，政治作为文化的基因，具有遗传性和传染性。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了近50年，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精神病毒，它已经潜移默化我们的血液，侵入我们的大脑，积淀成民族无意识，进而造成认知固化，形成“文革思维”。只有对“文革”时期接受的教育、知识与宣传进行深刻反思，吐故纳新，与时俱进，不断自我清毒，变革思维方式，才能增强免疫力。同时，必须时刻保持警觉：“文革”的幽灵仍在我们身边游荡。有网友说得好：经历“文革”的人有两种后果：有人终身免疫；有人终身带毒。但愿我的同代“50后”都属于“终身免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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