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恶的新冠病毒肺炎肆虐全球，不知夺走了多少人的宝贵生命。想不到，临近新年之际，恩师刘增杰先生也因感染新冠不幸病逝，令人万分悲痛！

       刘增杰先生（1934年5月2日-2022年12月29日），1934年5月2日出生于河南滑县，1952年考入河南大学国文系，1956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59年，到北京大学进研班学习一年，师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王瑶先生。曾担任河南大学中文系现代语文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中文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名誉院长。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解放区文学研究等方面皆有开拓性贡献，影响深远。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老师的指引。从小学、初中、中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一路走来，我接受了无数老师的指导和教育，其中，对我影响和帮助最大的老师之一是刘增杰先生。

       “天时不如地利”。“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青年时代，我信奉“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个人成长与发展的宽度和高度。尽管通过考大学，我从小城镇周口来到了“八朝古都”开封，但我觉得还不到位，只是第一站，我给自己确定的奋斗目标是首都北京。

       我们那个时代，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可以跨地区在全国自由流动，还可以自由选择出国。我们要想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发展，主要是通过考学。所以，我准备大学毕业后继续考研。刘增杰老师当时给我们讲解放区文学。由于我喜欢古典文学，就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袁行霈先生的研究生。刘老师知道后，给予我充分肯定与鼓励。

       第一次考研失败了。因为在考场感觉专业与英语都很难。考试结束后我专门来到系主任办公室，向刘老师汇报。他问得很细。至今记得有一道关于“乌台诗案”的考题，我没有做。刘老师知识渊博，当场给予解释，并给出正确的答案，令人敬佩。最后，刘老师安慰我说，北大的题太难了，第一次考不上没关系，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努力！

       1983年毕业前夕，中文系对应届毕业生做了一次各科摸底考试，古代文学我考了第一名。王芸老师找我谈话，希望我毕业后留在本校古代文学教研室。我问留校后能否允许考研究生。王老师说，可以，但必须两年以后，而且必须考本校。显然，这背离了我的奋斗目标。于是我放弃了留校的机会，选择分配到商丘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现商丘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文艺理论。相应地，考研方向也从古代文学转为文艺理论（文艺学）。

       三年后，由于北京高校不接受婚后考生，我报考了南开大学中文系张怀瑾老师的文艺学专业研究生。当时我天真地想，天津毕竟比开封离北京近些。考试结果，专业分数与综合分数都是第一名，但英语差几分不到研究生院录取分数线。南开中文系决定破格录取，几次给学校打报告，但研究生院就是不批准。我在南开给刘老师打长途电话，报告了这个情况。刘老师当即表示，中文系今年第一次招收文艺学专业研究生，你带着档案回河大吧。就这样，在刘老师的帮助下，我回到河南大学读研究生，导师是王怀通、张豫林和毕桂发三位先生。

       研究生毕业后，根据刘老师的安排，我留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任教。同时，继续学习英语，准备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两年后（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恢复博士生招生，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是钱中文先生。刘老师赞同我报考中国社科院，但要求我毕业后回河大。刘老师与鲁枢元老师分别给钱中文先生为我写了推荐信。三年后（1994年），临近毕业时，我专门回到河大见刘老师，向他陈述了我想留在北京工作的理由。他听后表示理解并同意。

       我知道，当时刘老师内心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和失望。作为系主任，对中文系的学科建设，刘老师有着长远总体考虑。我们第一届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用的是“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名额，当时中文系还没有独立招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的资格。我是河大第一个文艺学专业的文学博士，他一直希望我回河大充实文艺理论研究室，壮大中文系文艺理论学科建设。但最终刘老师尊重我的志愿与选择。

       一位作家曾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这句话我体会特别深刻。我报考硕士研究生、博士生，从开封到北京，正是我年轻时代人生道路上的几个重要关口。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刘老师的多次帮助与宽阔的胸襟，这些关口都很难成功突破，从而也就没有我后来的成长，直至今天。

       刘老师不仅对学生的进步给予鼓励，帮助与支持，而且为人热情，和蔼可亲。无论我从商丘还是从北京回到开封看望刘老师，他总是在家里设宴款待。师母潘老师知道我喜欢吃面条，每次都是她亲手擀面，外加开封名吃“童子鸡”，气氛温馨，感到就像回到我周口的父母家一样。

       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是2009年9月19日我在刘老师家吃过午饭，临别时，刘老师送我一包开封特产黑花生和一个开封传统大月饼。潘老师说，刘老师知道你要回来，上午骑自行车专门到马道街老字号买的。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带回北京，也让你爱人和孩子尝尝。潘老师知道，我爱人是我河大的同班同学，也是刘老师的学生。当时我捧着那包花生和月饼，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一幕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我终生不会忘记二位老人对一个青年学生的深情厚爱。

       在我上大学时的80年代初，全国青年中涌现一股文学热。为了帮助他们走向文学之路，我和张献会同学从全国报刊上选编了一些著名作家谈创作经验的文章，汇集成册，取名《文学之路》，河南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刘老师欣然答应作序。近40年后，在悼念刘老师的日子里，重温刘老师这篇题为《跋涉者的足迹》的序言，我仿佛又回到了河大，坐在刘老师身旁，聆听他的教诲。他的音容笑貌油然浮现在我的脑海。

       “本书也是一种呼吁，呼吁我们的文学前辈，报纸和文艺副刊的编辑以及各有关方面的人士，对青年作者的成长，更多地给予些关心、鞭策、鼓励！”刘老师在这篇序言中说，“这些青年作家，将会永远感激在他们攀登途中战友的支持，前辈的指点”，“也会铭记这些文学青年的引路人的功绩。”

     刘增杰老师啊，您就是这样的前辈，也是这样的导师，您对自己学生的成长，时刻给予“指点”，给予更多“关心、鞭策、鼓励”！从这个意义上说，您就是我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我将永远感激您！

       刘老师，您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作者现为美国美中时报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