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消息总是不期而至。2023年1月1日中午午休起来，打开手机，蓦然看到解志熙老师发来的信息——刘增杰师于12月29日走了。这消息于我太突然，因为我一直还想着能再见到他。大疫三年，现在终于看到希望，终于可以到南京去见见他了。四年了，刘老师一直在南京儿子处，作为学生的我们，虽很想念他，但由于封控，由于工作，由于各种原因，见一面却成奢望。记得前年，关爱和老师、解志熙老师、沈卫威老师曾与春超等人一起去看望他，他们拍了照片，发到微信群，这才终于又一次见到久违而稍显陌生的先生。照片中的先生，已为一纯然老者，谦和、慈蔼依然，但那种睿智，那种精悍之气却已不在，人显得有点木然，茫然。看了之后，欣慰高兴中难免夹杂辛酸。我突然意识到，那个大家都熟悉的刘增杰先生，其实正在离我们渐行渐远。但当时的我还是没有意识到遥远有多远。现在意识到，但却晚了。

       我们每个人受父母孕育而生，但我们精神的成长，还须要得到“精神之父”的指引。这里的“精神之父”可以是一本书，一个人，一种观念，一个大学，或一个群体，一种学脉或学统（学术传承与传统）。对于我来说，我的“精神之父”，应该就是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学脉学统和以刘增杰师为代表的诸位先生。1993年9月，我由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进入河南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虽然河南师范大学与河南大学亲如一家兄弟，素有“南院北院”之称，但由于历史原因，在文史学科的学术积淀和传承上，“北院”还是无法与“南院”相比。正是在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点，亲炙于诸位先生，我这才有了一点学术意识和专业观念。在硕士生开设的各门课程里，刘增杰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对于我影响很大，由于这门课，以及其他老师课上课下的耳提面命，这才稍稍有一点史料意识，自己之后的学术之路之所以一直能够围绕史料研究的路子走，与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对史料的重视分不开，与刘增杰等诸位先生对史料意识的反复强调分不开。这么多年一直从事于学术，虽无大成，但终还算是一名学术从业人员，在自己学术路上，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学统，刘增杰师与其他诸位先生，无疑是我的“精神之父”，是我的学术之路、人生之路的引领者和陪伴者。我很庆幸自己的学术路上，能遇到刘增杰师这样人品学品俱佳的精神之父的帮助与指引。

       刘老师不但给予学生学术方法的指导，同时在人生的关键节点，还给予学生实实在在的帮助和鼓励。解志熙老师中称他为“‘推着’学生前行的老师”，信哉此言。我也是被他“推着”前行的学生之一。大概是1996年7月，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刚结束不久，刘老师突然把我叫到他河大西门的家中，告诉我论文的其中一部分他感觉还可以，已经帮我推荐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让我尽快修改后交给他。此文后以《论中国现当代系列小说的结构》为题，发表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这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能够发表于大学学报这样高级别的刊物，无疑是对我硕士阶段学习的一个肯定。而没有刘老师的推荐，这篇论文是很难发表的。可以说，我的学术之路是由刘老师推着而开始的。

       2000年6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完成博士阶段的学习，再次回到河南大学中文系，这一次，与刘老师由师生而成了同事。虽然成为同事，但我依然在恩师面前恭谨执弟子之礼，而刘老师依然在默默关注着学生的每一步发展。知弟子者莫如师。刘老师知道我性格拘谨老实内向，害怕我把控不了大学课堂。而我之前也确实没有从教的经历和经验，对于第一次走向课堂难免存在畏难情绪。清楚记得我第一次上课之前，刘老师曾反复给我指导，让我注意每一个细节，并且在我第一次上课时，亲自到课堂听我上课，课后再次给我细心指教，指出须要改进之处，且不忘记给我鼓励。现在想来，刘老师之所以对我的第一次课这么用心尽心，是担心我无法在大学课堂立足，从而影响我在学校以后的发展。

       刘老师是推着学生前行的导师，当然，这“推着”也并非纯粹“帮忙”，有时则是善意的“提醒”和“敲打”。2000年从复旦大学回到母校后，我曾有过一段非常懈怠的时期。这“懈怠”，也并非是无所事事。记得那段时间，上课之余就是读书，读文史哲方面的各类闲书，很少写文章，更不申请项目，甚至连本该早就申请的讲师职称也全然忘在脑后，没有去及时申报。而且，教研室内存在这种状态的尚不止我一人。在这种散淡的生活中，我们师兄弟优哉游哉，得其所哉，但刘老师看在眼里却急在心里。有一天应该是周四下午政治学习时间吧，学习结束后，刘老师把教研室同仁特意召集起来开一小会，会议的内容就是要求每人草拟出本人的年度写作计划，撰写论文几篇，是否有专著出版，若有，请写上专著名称。在刘老师的要求下，我草拟了自己的年度写作计划，同时也读懂了他的微言大义。在这些年轻的教研室同事面前，他虽然是每个人的老师，但他又怕直言批评伤了这些“学生同事”的自尊，于是，采用这种“自拟写作规划”的方式，来委婉地提醒大家，敲打大家。我就是经过那次提醒和敲打才认识到阅读积累与学术写作之间的关系，开始慢慢地进行调整，逐渐从坚持学术论文写作和不懈申报项目中找到学术自信，形成学术发表、项目申报与阅读积累间的良性循环。刘老师默默关注整个教研室同仁的学术状态，不间断地对大家进行善意的提醒，在此意义上，他称得上是教研室同仁的“精神之父”，在他的指引和提醒下，大家团结一致，在学术之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坚持前行。

       刘老师推着我们前行，这推着也包含对于弟子的每一点点进步，从不忘记给予及时的点赞和鼓励。2008年，我给张大明先生的《中国象征主义百年史》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文学评论》第2期。这篇文章刘老师读到了。这时他已搬到苹果园河南大学新区家属院居住，我们同在一个小区，相距很近，所以，我经常会把寄到学校的刘老师的信件顺手带回去送给他。当我这次把信件送到他家后，他没有让我立马走，而是一起坐在客厅沙发上，谈起了我刚发表的这篇文章，在充分肯定了之后，还不忘引用里面的句子，说“任何一个条目时间上的微小错误，都会使作者精心编制的时间链条断裂”这句话很形象生动。我没有想到他对我刚发表的文章读得这么仔细，感动和不好意思之余，当然也有被老师肯定后的喜悦。现在想来，刘老师是用这种肯定和鼓励为学生找到学术的自信和勇气。他了解我的性格，深知我的自卑、内向和怯懦。

       从1993年秋季进入河大算起，与刘增杰师的交往竟然有近三十年之久。这三十年中，从“精神之父”到“生活之父”，从开始的畏之惧之敬之，到后来的亲之爱之扶之，刘老师慢慢从学术走入生活，他的形象也在我们学生眼中慢慢改变。曾有一度，见到他高大挺拔的身影走在前面，我会放慢脚步，害怕与他同行。但他的随和，幽默，宽容，逐渐赶走了我的自闭与胆怯。我们这些学生渐渐发现刘老师日常的一面，生活的一面，甚至是只能属于他们那代人的富于激情的一面。刘老师其实是颇富有激情的，他在散文或论著的后记中偶一为之的放笔抒情，闪露了他的这一面，而这一点，他是不会轻易展示给学生的。刘老师对饮食很注意，听说师母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对他这方面的饮食细节也有严格规定，从中又可看出刘老师强烈的生命意识。但他的生命意识，他的注意饮食和养生，又是与他对学术的执着与热爱融为一体的。他的注意身体，是为了可以好好读书，好好作文。他们那一代人对学术的热情和执着，后来的年轻人很难理解。对他们而言，生活即学术，学术即生活。记得每年春节到他家拜年，他都会介绍自己的读书和写作情况。这时他年龄已近八十，但依然坚持读书和写作不辍，这每每令我们这些晚生后辈感到汗颜和压力。不过，在他八十岁以后的一年春节，到他家拜年，在参观他书房时，他突然说自己已经不再读书，过目既忘，因此不如不读。我们听了颇为震惊。他是以学术安身立命的，说出此话时内心该有多么痛苦。当然，也许这时的刘老师已经达到人生的更高阶段，他能说出此话，说明他已经把一切看开，包括他心爱的学术研究工作，和他的大量宝贝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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