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中学是1972至1976年，正是“文革”后期。那时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但因为我们初中时赶上由春季招生变为秋季招生，所以初中多上了一学期，总共两年半。又因为农村学校分分合合，初中我先后换过王堂、大李庄和高楼三所学校，高中在西陵寺的公社高中。那是我学生时代的重要节点，也是从乡村懵懂少年到中学教师的奠基阶段，见证了我的青春岁月，至今难以忘怀。
一、王堂学校
1971年底我从娄冲小学五年级毕业，1972年春上王堂学校。王堂学校是一所七年制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义务教育阶段。王堂学校主要是小学，初中部只有一个班，校园内每天都是小学生嘁嘁喳喳的欢闹声，特别是在放学的时候。我家离学校有四五里地，通常要走个把小时，如果中午回家吃午饭，不光我来回辛苦，大人做饭也很麻烦。我大哥当年也曾在王堂上小学，就在张楼我姨姥家搭伙，张楼与王堂两个村几乎挨着。因为有大哥的先例，我也就顺理成章，在姨姥家吃午饭。那是一段充满温馨与亲情爱意的日子。姨姥姥白白胖胖，慈眉善目，几个表叔对我特别亲热，家务活儿一点也不让我插手。每逢下雨，四表叔或五表叔还会打着伞来接我，无微不至，跟我平时在家的“放养式”生活大不一样，每天都有作客的感觉。在王堂学校留下的印象不多，但都与我的经历有关。一是因为离家远，所以就特别羡慕离学校近的同学。最羡慕的就是同班陈桂芬同学，她就住在校内，她爸爸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她也很活跃，每次上台表演节目也总少不了她。张四妮儿家也在附近，常在学校操场打篮球，放学时总能听见“四妮儿，四妮儿，甩了！”的喊叫声。二是我在娄冲小学没怎么上过体育课，即使上也就是“立正稍息向右看齐”或跑步之类，结果就闹了笑话。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几个人在打篮球，我在边上看。本来是大家乱抢，后来说要比赛，刚好缺一个人，阴差阳错，一个像队长模样的人指着我，你来！我从没打过篮球，看他命令那么不容置疑的样子，我也就硬着头皮上去给他们凑数。结果球一传给我，我抱起来就跑，惹得全场哈哈大笑。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上场了。
二、大李庄中学
在王堂学校只上了一学期，秋季开学后，我们就转到了大李庄。大李庄中学在王堂南面，二里多地，城（关）巴（村）公路北边。现在想来，应该是王堂初中部学生少，被合并到这里的。虽然在大李庄中学也只上一学期，却有以下几点印象。
一是午饭。大李庄离家更远了，往返差不多要走两个小时，回家吃午饭肯定不行。我们村有四五个同学，合计了一下，征得管伙老师同意，允许我们在教师伙房煮面条。我们几个轮流值班，轮到谁，谁就负责带菜叶，冬天多是大白菜，面条由大家各自带，他负责煮，吃完后各人洗自己的碗。中午放学后，住在附近的同学都回家去了，我们不用来回跑，就在学校煮面条吃，似乎享受到特殊待遇，比其他同学多了一种荣耀感，成为我们的一大乐趣。十几岁的孩子，吃饭有一种“隔锅香”心理，大约是“居兰庭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的缘故。其实面条还是那个面条，做法也差不多，只不过换了个地方，换了个锅，跟不同的人在一起吃而已，这就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多数时候带的是面条，有时妈妈来不及擀面条，就带点粉条，但几个人的放在一起，还是以面条为主，相当于多个品种，可以变着花样吃，部分满足了我们求新求变的好奇心。
二是励志教育。教语文的也是一位陈老师，个了不高，但很有特点，衣服永远是整洁的，胡子刮得很干净，人也显得特别精神。他教的课已记不得了，但有个细节我却记忆犹新。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温暖和煦的阳光照进教室，陈老师讲课一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忽然话题一转，说到要我们努力学习上。只见他左手拿着课本，右指连连点着左腕，说：“同学们，你们看，这是什么？手表！好好学习，将来你们也可以戴上手表。”又抬起脚，露出他那油光锃亮的皮鞋，说：“你们再看，这是什么？皮鞋！好好念书，将来你们也能穿上皮鞋。现在不好好念书，将来只能穿布鞋，穿草鞋！”农村知识分子那种悠然自得的自豪感，溢于言表。尽管从小父母就灌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但经他这么生动形象地现身说法，我们更加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也更加坚定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决心。
三是挨批评。我从小上学都是受表扬，从来没有受过批评。有一个星期天，老师要我们几个同学到学校摘棉花。按照事前分工，我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不知道是因为离家远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没等其他同学结束我就匆匆回家了，可能是后来教务处赵主任检查时发现了，就在全校大会上提出批评，说还是班委哩，参加义务劳动居然提前走了。尽管没有直接点名，但我心里清楚，脸唰一下红了，连忙低下了头，印象中那是我在学校受批评仅有的一次。
三、高楼中学
我们公社西南片有三个大队（现在叫“村”），即雷坡、魏楼、娄冲，简称“雷魏娄”。在三个大队交界处，有一处高地，人称“高楼”。后来郑州棉纺厂在附近办了个青年厂（也是上山下乡的一种形式）。曾经有个国营林场，后来林场撤销，1973年就在原址新建了高楼中学。因为离家只有二三里路，我就又转到高楼中学。在这里读了三个学期，一直到1974年初中毕业，所以对高楼中学的印象也更深一些。
一是戴大红花。在高楼中学前两个学期，教学秩序是很正常的。平时怎么学的已没有多少印象，但我期末戴上了大红花，应该是1973年底放寒假的时候。那是我学生时代最风光的一次。考试成绩出来后，学校组织同学排着队，敲锣打鼓，簇拥着获奖的同学，把奖状和成绩单送到我家，引得村上很多小孩都追着看热闹，真有中状元似的感觉。那次考试的成绩单很久都舍不得丢。数学、物理都是100分，化学98，历史95，其他也都在90以上。那也是我数理化考得最好的一次。后来形势突变，批判右倾回潮，就让我们学工学农，多次到漯（河）周（口）铁路工地劳动，还搞过慰问演出。否则我很有可能学理工了，只是命该如此，人生不容假设，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
在高楼中学，老师们特别敬业，循循善诱，同学也都用功学习，刻苦努力。校长邵国义教政治，后来他调到公社高中，让我用架子车拉着行李给他送到西陵寺。那时候我们能帮老师做点儿事，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是无比风光的事情。教语文的顾天福老师，大高个儿，一表人材，玉树临风。尤其是朗读课文时声情并茂，感情激越，让我们深受感染；顾老师还写得一手好字，粉笔字、毛笔字都没说的。后来我当语文老师，也暗中模仿他。雷中枢老师在王堂就教过我代数，后来调到高楼中学，他家是雷坡的。雷老师最突出的有“三大”：大眼睛，大嗓门，大肚子。他爱跟我们开玩笑，常用两手比着腰，说他的裤腰三尺二，边说边哈哈大笑。他上几何课还有个绝活儿，能徒手在黑板上画圆和三解形，又标准，又好看。我们在想，即使用圆规和三角板画，也不过如此吧？王克祥老师教物理和英语，他的物理课我没记住多少，但他一板一眼领读“中式英语”却留下深刻印象，一遍又一遍地跟着他用英语说“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我是王克祥”，当然我们说的时候，要把“王克祥”换成自己的名字。那时只觉得学英语特好玩儿，并没有想着有一天会用得上。那也是我第一次上英语课，直到考上研究生之前，我只有王克祥老师这一位英语老师。王老师离家远，周末才能回家。一般下午五点多就放学了，太阳还老高。我们路过食堂门口，看他背靠着树，就着蒜瓣，悠哉游哉地在吃中午的剩面条，也不加热，能插住筷子，大概因为是夏天，图个清爽，又省事儿。这时我们也已饥肠辘辘，不觉暗自咽口水，觉得当老师真幸福。于万春老师教音乐，我们学了不少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临行喝妈一碗酒》，《智取威虎山》中的《打虎上山》《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沙家滨》中的《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智斗》等唱段，都是我们喜欢唱的。每次全校开会，都会像部队“拉歌”那样，群情激昂，气氛热烈，各班轮流唱，有人打拍子指挥，颇有点比赛的意味。还常有人点歌，大家齐声喊：“×××，来一个！”那时好像不大鼓励看课外书，有一次在全校大会上，教务处单国林主任批评，有的同学居然在课外看《青春之歌》，并特意用夸张语调说：“好大一棵毒草啊！”
二是学中央文件。组织初中生学习中共中央红头文件，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一道风景。1973年教育界发生了几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河南唐河县出了“马振扶事件”，15岁初二女生张玉勤，在英语考卷上写“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被老师批评后投湖自杀，结果校长和班主任都抓起来判了刑。北京中关村一小的小学生黄帅日记登在《人民日报》上，被誉为“反潮流小英雄”。辽宁张铁生被树为“白卷英雄”，风靡全国，后来又有批林批孔运动。听说有个老师本来叫刘学孔，运动一来他就改名刘批孔，不知后来又改回去没有。反正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我们也无法安静学习了。运动一来，都要把我们集中起来，学习中共中央文件或《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学校没有礼堂，是露天会场。各人带着凳子，夕阳西下，师生一起听传达文件。其实很多内容我们也不懂，早已听得不耐烦，但也只能忍着，一直听到“此件传达至县团级”，大家才算舒了一口气。赛歌会搞得那么轰轰烈烈，恐怕也跟这有关，起码可以调节会议气氛。后来还号召大家写大字报，批判右倾回潮。有一天放学时，很多人都凑在一起正在看大字报。一看，居然是我们天福老师的，题目是《硬逼教师上梁山》，口诛笔伐，痛快淋漓，感觉比读语文课文更有意思，让我们在其他班同学面前深感自豪。“逼上梁山”“戴着镣铐跳舞”，我就是那时学会的。
三是照毕业像。毕业时的合影原计划在县照相馆，在城关东街路北，一家很小的铺面，那也是全县唯一的照相馆。我和几个同学一大早出发，6点多就到了。有几个同学没有准时，耽搁了一会儿。屋子小，人站不下，不得不换到院子里。这样来回一折腾，太阳已悄悄爬上了墙头，赶快拿遮阳伞挡，最终也没有挡住，老板只好宣布，光线太强，照不成了。送上门的生意做不成，他显得很沮丧。我们就更麻烦了，班主任老师跟大家商量，怎么办？要么明天早点再来，要么去周口大照相馆照。大家都说好不容易来了，就去周口吧！于是大队人马又奔向周口。商水到周口10多公里，吃了点带的馍，照完相已是下午两三点，就急匆匆往回赶，我到家已是晚上8点多了，估计雷坡那帮同学10点多能够到家就不错了。那种人困马乏的狼狈相至今难忘。 我的高中生活，大致跟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相似。我们都出生于农村，是同一届高中毕业生，1974年入学，1976年毕业；毕业后都当过民办教师，待遇也一样，生产队每天记10个工分，每月还有6元补助；都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所不同的是，他在陕西，我在河南；他读的县城中学，我读的是公社高中；他当民办教师被人顶替了，我因为参加宣传队不得不辞职；他高考没考上就挖煤去了，我很幸运地考上了淮阳师范。所以我对《平凡的世界》特别能感同身受，不仅读了小说，还看了电影和电视剧。前年去延安大学时，还特意参观了路遥文学馆，凭吊了路遥墓。高中阶段上过什么课，读了哪些书，印象已模糊，但参加的宣传队、学兽医、收麦子，因为有趣，留下深刻印象。
1.宣传队
宣传队全称叫“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很多学校都有，属于校园文艺社团，无非是组织一些有文艺专长的同学，排练文艺节目，在校内外演出。但我们这个宣传队有些特别。也许是机缘巧合，有外因和内因两方面因素。外因是上文提到那几件大事的叠加效应，造成普遍不重视文化知识学习，“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批林批孔，学工学农。在这种背景下，篮球队、宣传队应运而生。内因有两个：一是公社主管教育的党委委员赵委员喜欢文艺，而且真抓实干，常来看我们排练，还承诺毕业后给安排工作，这对我们具有极大诱惑力。二是教我们音乐的张玉亭老师在县剧团当过导演，组织能力很强。天时地利人和，学校宣传队轰轰烈烈地成立起来了。开始是各班抽几个比较活跃的积极分子排练些节目，在学校开会时表演。结果很受欢迎，演出越来越多，名声越来越大，还选了几个校外文艺骨干参加。赵委员显然是把宣传队当作他所抓文化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了。顾玉格、雷秀萍的豫剧清唱，另有陕北民歌《绣金匾》、小合唱、快板书、三句半、对口词、魔术等。我表演对口词，类似于相声，开始跟同班雷富林合作，我说他捧，后来换成一年级的张华。我们先后两次代表汤庄公社到县大礼堂参加全县文艺汇演，也到各大队巡回演出。那时农村极度缺乏文化活动，我们举行义务巡演，不收费，所到之处，很受欢迎。当地只管饭，一般都要送几条烟以示酬谢。不管会不会抽，男士每天都发两包。我也慢慢学起抽烟。后来不发也就不抽了，其实并没有真正学会。吃饭是两三人一组，分派到社员各家。在东口头村我还闹过笑话。听到主人说姓顾，是本家，倍感亲切，我就有点忘乎所以，悄悄抓起桌上的酒瓶尝了一口，立马吐了出来，原来是煤油！可见我们也没把自己当外人。张老师还从公社机械厂请来一位王老师当编剧，吃住在学校，他具体编了什么我没有印象，光看他每天在校园游荡，落落寡合，教语文的郭温盈老师告诉我们，他那是在“构思”。我们才知道，原来写作是需要时间“构思”的。有一次下大雨，大家都往屋里跑，他还是慢悠悠走着，问他咋不跑，他说反正都会淋湿，跑和不跑没啥区别。春节前，每人还发三斤猪肉，我冲同学大喊：“×××，你的肉！”玉亭老师有一次光临我家，父亲热情置酒相待，他喝得兴起，对我父亲说：别看你老哥种了一辈子地，要论在戏台上锄地，你可没有我锄得像。说着他就站起身，拿着两支筷子当锄把，表演《朝阳沟》里栓保教银环锄地那一段，引得我们大笑，父亲也连连点头称是。
高中毕业后，我回到村里，因为是学校的活跃分子，大队干部就安排我到娄冲学校当民办教师，那也是我从事教育工作的起点。娄晓鸽校长也特别器重我，上来就让我教初中毕业班的语文和初一的政治，还兼班主任。结果教学刚刚走上正规，公社来了通知，要求宣传队恢复活动。下级服从上级，大队当然也得听公社的，这样我就又回到学校参加排练。没过几天，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毛主席逝世了！举国哀痛，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宣传队只能就地解散，赵委员倒也信守承诺，帮我们安排了工作。我被分到公社砖瓦厂。等我兴冲冲去报到时，不料厂长却说，现在厂里正在放假，你先回去吧，等开工我们再通知你。明知道他在搪塞我，我也没办法，只好回到村里。这时学校已安排了别人，我就当起了农民。后来邓小平恢复高考，我才又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2.学兽医
我们读高中时，正值“文革”后期。高考已中断多年，大家压根也不会想到升学的事，农村知识青年哪来哪去，理所当然要各回各村，跟城市知识青年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他们要听从毛泽东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那里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并不在乎学多少文化知识，毛主席语录倒是经常学，其中有一条是：“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指示精神，高二时就打乱了原来的班级，重新编成学习小组，分成卫生（我们戏称为“人医”）、兽医、农机、木工等，分到公社相应的单位，跟着专业人员学习实用技术，相当于职业技术学校实习。卫生组最吃香，他们分到公社卫生院，农机组分到农机厂，我是兽医组，分到公社兽医站。我们的指导教师顾应泉，小名“石头”，当过兵，戴眼镜，文质彬彬，大高个儿，说话大嗓门，说起话来两眼常常眯成一条线。教学非常认真，先讲理论，然后实践。怎样给牛洗胃，给马喂药，给鸡打针。倒也没多少技术含量，跟着练几次，也就慢慢上手了。那时兽医站有一项例行工作，每年要给鸡打防疫针，说能防禽流感。我们赶上了一次。我和刘玉英同学分在一组，负责她们铁炉村。下午出发，老百姓收工后家里才有人。玉英同学领着我，一家一家地打。打着这一家，就让下一家提前抓鸡，作好准备，黄昏一片鸡叫声。有的只有三五只倒还好办，有的一家有一二十只，就要忙活一阵子了。大约两三个小时才干完活儿，当晚就在她们家吃住，第二天才回学校。
3.收麦子
农村学校一般农忙时都要放假，本来是各回各村，帮助生产队干活。顾应泉老师那时正在雷坡驻队，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帮扶干部。我们兽医组就跟他一起到了雷坡，帮农民收麦子，前前后后半个月。想来应该是他向学校特别申请的，因为其他组并没有参加这项特殊劳动。雷坡是一个大村，有三千多口人，分南坡、北坡，我们去的是南坡。白天收割，晚上扬场，连轴转，虽然出生在农村，但毕竟是强体力劳动，开始还有点兴奋，干着干着就精疫力竭了。有一次晚上加班，我在厕所里就睡着了。顾老师在全校总结大会上汇报时，还特意举了我的例子。累是累，但有十来个男女同学，每天在一起吃住，而且放开肚皮随便吃，有时还互相开开玩笑，倒也非常快乐。我们小组的总结报告是我执笔写的，顾老师汇报时还特意摘引了“我们从西陵寺的高门台，来到雷坡的坡洼地，来到贫下中农之间”等语句，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
我们公社离县城较近，原来没有高中，上高中都是到县城去，我们是第一届学生。学校也不在公社所在地，而在汤庄西北二三里远的西陵寺。传说是一处汉代墓地，与范蠡西施有关。校长顾垂芳，口头村人，讲话非常幽默。当时正在搞批林批孔，他给我们讲反动学术权威孔老二，如何镇压革命，诛杀少正卯，就跟学书一样，维妙维肖。有个同学找他告另一个同学的状，校长问，怎么了？那同学说：他喊我父亲的名字。不料校长一听笑了：我们不是每天都在喊毛泽东毛泽东嘛，你父亲的名字怎么就不能叫呢？说得那位同学哑口无言，完全不顾中国传统“家讳”这一说。邵国义老师教政治，他是我在高楼读初中时的校长，知道我已被公社高中录取，离开时，特意叫我送他。一路上我们谈了很多，后来他也对我特别关照。还有一位教物理的陈老师，学校开会时，居然唱了一段曲剧《李双双》，字正腔圆，让我们大开眼界，原来陈老师还有这一手！
中学时代的生活无疑是艰苦的，也没有正儿八经读过多少书，但却给我打下了做人做事的基础，决定了后来的人生道路。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顺利考上淮阳师范。第二年单新安同学考上北京政法学院。在今天看来，宣传队、学兽医、收麦子等似乎跟学习无关，这跟当时全国教育大背景有关，但社会实践活动确实能够锻炼人，考验人，能学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让我开阔了眼界，培养了社交能力，锻炼了吃苦耐劳的品质，奠定了后来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坚实基础。由此我想到，中学生一定不能“死读书”，搞题海战术，机械训练，只在课堂校园里打转转，而应在做中学，教学做合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方能成为具有远大理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干又善作善成的时代新人。
时光匆匆，岁月不居。我的中学时代已过去近50年，很多老师后来再也没能见过，但老师们当年辛勤忙碌的身影还不时浮现在眼前，许多美好记忆仍历历在目。不知道老师们是否还健在，我想告慰老师们的是：我从你们那里学到知识，增加学识，增长见识，打下了人生事业的坚实基础，成为我取之不尽的精神力量。
作者顾之川，河南商水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主编人教版多套语文教材，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主编人教版多套初中、高中语文教材，著有《语文课程与考试论》《语文工具论》《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等9部。主编“中国语文教育研究”“中国语文教育理论大系”等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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