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花喻人的话，刘思谦老师应是向日葵。向日葵圆盘饱满，色彩热烈，总是高高地向天空扬起面庞，敏锐地感受风、感受雨、感受阳光。夏季的狂风暴雨之后，向日葵总能把太阳的温暖、彩虹的绚丽内化为充盈的能量;而后在丰收的秋季里，它必定能奉献出那颗粒饱满、数量丰硕的果实。
第一次见刘思谦老师，是1996年10月在南京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第二届研讨会上。那时我还在苏州大学读博，刚刚读完刘思谦老师的专著《“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正沉浸在对她的仰慕之中。会后大家一起乘大巴去游夫子庙、秦淮河，我坐在刘老师附近，最初是屏息不敢多言，而后鼓起勇气向她请教了一两个问题，然后便怀着粉丝的心情时时关注她。她似乎总在沉思，神情略带忧郁和迷离。在众人的欢歌笑语中，她沉默少言;但只要有人谈论学术问题，她便立即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变得如青春少年那样喜争好辩，也如六月的阳光那样爽朗明亮。那次，刘老师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赠我两本她的专著《“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文学梦寻》。我既珍爱她的签名本，又不舍得放弃我早先自己买的那本《“娜拉”言说》，因为我在上面画满了重点线、还在空白处注上了一些自己的阅读感受。一两年后，我才把自己买的那本转赠给朋友，自己保存刘老师的签名本。但是，这签名本，因我自己反复阅读，也因学生反复借阅，如今也成了一本快散架的旧书了。
我的博士论文是写“五四”女作家创作的，刘思谦老师的女性文学研究对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在价值观上守护个人主义立场、在方法论上运用文学的心理学分析法两方面。她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中研究了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凌叔华、丁玲、萧红、白薇、林徽因、杨绛、苏青、张爱玲这12个女作家个案，探求中国“娜拉”们直面两道家门--“父亲的家门和丈夫的家门”的多重文化心理，其中既有深邃的理论洞照，又避免用理论去硬套任何一个女作家的文与人。刘思谦老师的女性主义立场，是建立在对一个个女作家真切生命体验理解的基础上的，也熔铸着她自己作为人、作为女性的生命热忱。她那些灵活运用女性主义理论、现代性理论、阐释学理论、心理分析学理论的论文，并没有晦涩的学究气，而始终流淌着一股揭示女性生命奥秘的激情，始终荡漾着尊重不同个性的现代人道情怀，从中可见，刘老师无论读书还是写作，动机必定都是对生命本身的热爱、对存在本身的深思。刘老师还擅长于将文本与作家生平进行对照阅读，借助心理分析的方法，将文本作为实证材料，令人信服地剖析出每个作家独特的心理结构，并把一个个不同的心理结构放置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广阔背景上进行评析。《冯沅君:徘徊于家门内外》一文中，刘思谦老师发现冯沅君笔下的爱情男女“并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在行动而是两个人合成一个高度协调一致的共同体在行动”，这是因为他们“必须是共为一个主体才能同封建传统、同'他们'构成对抗关系”其结果则是“爱情在冯沅君笔下是被神圣化和观念化了”。刘思谦老师在此不仅显示出对人物关系设置这类文本结构问题的敏感，也展示了她深厚的文化洞察力。《石评梅:生命的燃烧》一文，刘思谦从石评梅散文中的“殉尸”之梦出发，对照她与高君宇的恋爱故事，旁征博引，左右印证，令人信服地分析出石评梅深层心理中的“处女禁忌”意识、“道德上的自我欺瞒"需求和“负疚心理的补偿”机制;进而，她还阐释了石评梅“虚无悲幻的生命体验和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之间的矛盾关系。这篇文章堪称文学研究中心理分析的典范。《冰心:迷离的东方女性之真》一文，刘思谦老师超越传统与现代简单对立的思路，也不认同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一书中的冰心阐释，认为冰心小说中的家庭观念，“其观念的、显在的层次，如对《两个家庭》的分析那样，是传统的、男性中心的，深层心理便是自然的、女性的。”她强调冰心“爱的哲学”“是同她的血肉之躯联结在一起的生命体验和人生信念。”《丁玲:女性自我的“今生辙”》一文，刘思谦老师对丁玲的女性意识做出了准确的定位，认为“她的性别眼光、性别意识不过是她作为女性的一种具体的社会眼光、社会意识而已。"这就弥合了丁玲自己不愿意被人当做“女作家”来看待、而研究界又一直视丁玲为女权先锋之间的矛盾。在分析丁玲早期创作的女性话语形式时，刘思谦老师又敏锐地指出，“她以女性的名义使女性成为文本中的观察主体、思维主体、话语主体，改变了长期以来女性被讲述、被阐释的被动地位”。
第二次见刘思谦老师已是2005年10月在河南大学参加第七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刘思谦老师是主办方的领头人。会议报到当天，她到宾馆来看望大家，忧郁的神色已经完全消失了，但她的开朗、明亮是与腼腆、羞涩并存的，她的睿智、大气中内含着淳朴与拙稚。她被大家簇拥着走进我们的房间，神情却像是一个既怯生又莽撞的女生误入了隔壁宿舍，一副既有点局促不安又带着干脆豁出去的勇气的样子。这种自然而然中流露出的纯真可爱的女性气质，平添了一份亲切感。我们顿时都忘了她是个德高望重的前辈，便像一群别后多年再相聚的女同学那样叽叽喳喳地聊起了家常。我对她的日常生活很好奇，问:“您读书、做学问那么忙，孩子也是自己亲手带、家务事也是自己做?"她说“那当然。”她本来话不多，但在我们大胆、放肆的盘问下，便回忆起过去用自行车送女儿去上学的情景，回忆起为孩子手织毛衣的事儿。我感叹说，过去没有洗衣机，家务事真比现在艰辛。她便带着记忆的温馨回应说，布票不够，给孩子们裁衣服都得精打细算，也不容易。我对她辗转过几个学校的经历也很好奇。她回答说:“因为我在某些关键时刻总会不合时宜地跳出来、说错话，谁也拦不住，结果就把自己逼到绝境上去了，但最终也总会有人帮我，让我'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为她的赤子之心所感动，也对她总有贵人相助更觉得好奇，这时，旁边忘了是哪位老师便解释说，世上总是有识才、爱才的人吧。晚饭的时候，刘思谦老师不在场，崔卫平忍不住对我们感叹说:“刘老师太有魅力了，有思想、有才华、无世故，那害羞的神情多可爱!”那次会议期间，刘老师还请我们几位年轻学人插空给河南大学的学生做讲座。每场讲座，她也跟学生一样认真记笔记，仿佛我们演说的内容都真值得她认真对待似的。她那种超越长幼尊卑礼俗的纯真性情，那种认真对待他人观点的诚恳态度，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成为一个纯粹、美好的记忆。
90年代末以来，刘思谦老师的学术贡献主要在女性文学理论建设上。她对女性文学内涵的阐释，对性别批评转向的敏锐把握，奠定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石。她的女性文学观的根基在于她的女性观。她既把女人放在与男性相对的“性别差异性”层面上来界定，又强调女人作为与男人一样的“人的共同性”特质，而更为重视每一个女人的“个体差异性”，十分警惕任何一种类属性对个体生命的压抑。这充分展示了她的现代启蒙思想底色。她提出，女性文学，“这是一种有性别而又不唯性别的超性别的'人的文学';这是一种从'众声合唱’和权力话语、男性话语的双重遮蔽中抽身而出的在多元化文学格局中属于个人化的文学;这是一种告别了'寻找男子汉'的神话，也告别了单纯的单一的批判控诉男权意识视角，以平等的、平视的人的价值立场审视、反思男人和女人。审视、反思男人和女人的命运和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并致力于男人和女人主体性建构的文学。”正是基于那渴望两性平等对话的理性和热情，她才敏锐地感知“女性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正在由'女性’而转向了'性别'”，并充分肯定这一转向。她问“性别的双性视角是可能的吗?”并自答说，“对于这个有关两性生存质量的大问题，我宁愿回到日常生活的地面上，以凡人的平常心好自为之，竭尽可能地又不抱过高期望地争取两性平等对话与男女主体间性的和谐。"在进行女性文学理论建设的同时，刘思谦老师还对众多年轻学人从性别视角研究文学的成果进行了热情洋溢又富有学理性的评介。
我与刘思谦老师再一次的直接联系便是2005年底她应《河南大学学报》之托，组一栏女性文学研究笔谈稿件，便打电话来向我约稿。我写了一篇《主体间性与中国现代男性立场》发去，但文章超出了约定的字数，结果是累得她亲自动笔帮我压缩稿件。
如今，不见刘思谦老师已经十四年了，我想象不出“当时儿女，今亦盈颠见华发”(叶圣陶赠丁玲词)的情景，但我知道，刘思谦老师在的地方，思想不会停止，生命的热情总在流淌;有向日葵的地方，天空晴朗、阳光灿烂。
—— 2019年11月24日于北京五道口原载《名作欣赏》2019年第12期上旬刊
相关链接：
鲁枢元解志熙：沉痛悼念刘思谦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