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训有云：师有事，弟子服其劳。此书经钱门弟子及其他师友商议编辑而成,金元浦兄负责总体策划,张来民、曹卫东兄鼎立支持,我主要负责文章的搜集、整理、组织、协调、编排工作。在文献来源上，大致包括已发表和新撰写的文章两类，诸位师友为此撰写了许多非常精彩的新文章。在编排、校订过程中，我通读了全部文章，文章饱含的对钱中文先生的真挚的学术情谊，令我非常感动；对先生“时代三问”“扛鼎精神”“学术‘三性’”等等的概括，对先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近40年理论史上的学术贡献的揭示和把握，令我由衷钦佩。我对先生的人品与文品等有了更真切的感知，对先生之于中国当代人文学术发展所做的重大贡献，也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文章收录、编排思路，以“学理”讨论为主，兼顾“祝贺”之意。编排过程中为了控制总字数，对注释做了些调整，对正文做了些删节，不当之处还望各位师友海涵。作为编者，我希望此书具有一定“存史”之用，以略见钱中文先生学术思想整体风貌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近40年发展史一条重要思想脉络。
钱中文先生70寿辰时举办了相关研讨活动并编辑、出版了文集，那时我才师从先生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先生80寿辰时，我参与了相关研讨活动及文集的编排工作。20年弹指一挥间，先生今年已90大寿。先生一贯反对单纯的祝寿活动，唯以学术为要，遵师嘱，这3本文集主要收录的是研究先生学术思想的相关文章，将为研究先生思想留下重要学术史文献。先生是中国当代文论近40年发展进程的亲历者、参与者、推动者、组织者，因此，3本文集也将是研究近40年文论史重要的学术文献。
先生用“跋涉”概括自己的命运，作为中国当代重要的文学理论家，文学始终是先生的依恋的故土家园，理论建构乃先生孜孜之所求，先生的理论跋涉在中国当代文论和人文学术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于我个人而言，至今犹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先生略带方音的第一句话“我是钱中文”；也依然记得当时先生向我介绍社科院的特点：有些人在社科院呆了一辈子什么文章也不写，有些人却写出很多精彩的文章——此后一直在社科院工作的我，始终以这句话警醒自己。我师从王先霈先生做的博士论文以汉语古典诗学范畴“声情”为题，后经杜书瀛、党圣元先生引荐，先生接纳我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对“声情”理论做了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终成《声情说——诗学思想之中国表述》一书，于我个人而言可谓十年磨一剑，而没有王、杜、党、钱等先生的发现、支持，这一剑恐怕也很难磨出来，一笑。后来明白，钱先生看重的是“声情”切中了汉语现代白话新诗及其理论的一个要害，后又随先生撰写了以“声情”为立足点讨论汉语白话新诗历次理论争论的文章，并成《汉语文化共享体与中国新诗论争》一书，自己觉得部分地落实了先生一直推动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理念。偶然间听周启超先生告诉我：先生颇以我的“声情”说未得到学界足够重视为憾，尤令我非常感动。唠叨这些个人经历是想表明：先生对当代文论发展的重要贡献，绝不仅仅体现在他个人的研究和著述上，先生奖掖后进、组织翻译出版外国文论（尤其《巴赫金全集》等）和组织出版收录中国学者著述的丛书（尤其《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丛书》等）、组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并主动设置与时代息息相关理论议题而召开学术研讨会、推动中外思想对话交流等等，表明先生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和发展所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收入本书的一些文章也能表明这一点。
先生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儒雅，本书诸多回忆文章多有涉及，但总体来说先生是外柔内刚。先生对现代性、新理性精神的论述思辨性极强，论述中用了诸多概念，而我印象最深的是“血性”一词。钱先生退休以后，诸种原因，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交谈的话题大多也离不开学术，而谈及不好的学风、世风之时，先生愤激之情每每溢于言表——这种情形使我后来再读先生新理性精神论相关文章时，有了更真切的感受、更深入的理解。对先生思想素有研究的李世涛兄，很好地抓住了先生新理性精神论的两大特点：上升到哲学高度，而不再仅仅局限于文艺学；指向更广泛的社会生活——而且往往是现实生活负面状况，而不再仅仅局限于文艺活动。先生持续地批判着非此即彼的独断论，但与此同时也反复强调要有一定程度的非此即彼——在我看来这关乎的是立场：曾经一段时间以来，外力强加给我们立场、强制我们选择并表达出自己的立场（选边站队的表态）——这固然不好，但是，现在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或者彻底不讲立场，或者“立场”只成为一种“姿态”。先生多次跟我提到学界这样的现象：一些学者曾经竭力鼓吹某种观点，后来又彻底批判这种观点，给人的印象是似乎以前他们自己根本没有鼓吹过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言不由衷、自己说的写的自己都不相信，一切成为脱离“所指（其实是社会现实）”的“能指”或“话语”游戏，乃是当今人文学术及其研究者的致命伤。经过孜孜以求和艰难跋涉，先生构建起了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而在我看来，其重要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中蕴含着先生一以贯之的坚定立场——这个立场不是外力强加的，而是先生经过自我反思、自主选择的，比如在先生那里，“本土化”“民族精神”等等就不是一种“话语”或“姿态”，而是一种发自内心、溢于言表的情怀——这体现的是一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宝贵精神。道不远人，所谓人文精神、价值立场绝非什么宏大叙事：我在与先生闲聊中提及孩子教育问题，先生就说了一句：做个好人——这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也经常给自己的孩子提起这句大白话，也以这句话要求自己。这些个人交往使我发现了先生或许常被忽视的一面：言而由衷、言行一致——比如先生用微薄收入攒起来的积蓄做了许多公益善举而又反复不让人声张。先生所倡导的“新人文精神”，不仅仅是“写”出来的，而且更是“做”出来、“活”出来的——而这对于人文学者实现并获得自身价值、人文精神真正的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也是理解先生学术思想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兹不赘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钱中文文集》，对于可与之配套的这本文集的出版，赵剑英社长、王茵副总编辑给予了鼎力支持,张潜博士为这两套书的出版付出了极大辛劳，我的博士生张恰恰、杨宇等为文章的搜集、整理、校订付出巨大辛劳，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最后，参与此次活动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心愿是：祝钱中文先生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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