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相信千年古老的谎言：耻辱可以用鲜血洗刷掉；要相信新的真理，耻辱能用荣誉洗刷掉，用赔偿、变化、用失去了的儿子的话来洗刷：父亲，我犯过罪，今后我将不再犯罪。

——恩斯特•维歇特《致德国青年》

       1、“请不要将我们打扰。时间正飞驰而去，而转瞬之间我们的双唇就会永闭无声。”

       时间真是过得快。若不是编辑提醒，若不是看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新展”的新闻标题，我几乎忘记了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二十几年前，我还在河南《大河报》社做编辑，收到省党史办朋友的邀请，搜集了一些材料，写出了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5周年大会”的、完全不属于我的鲁迅与新闻专业的一篇文章，记得题目叫做《忏悔意识与修辞手段》，部分文字发表在高校学报和报纸上。

       还好，那些材料还在，不必一一从记忆中打捞。

       2、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所有的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发“思古之幽情”从来都是为了“当代”的现实。

       作为人类还原为野兽的证明，德国和日本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尽管早已不是“新闻”，笔者仍然要回顾几组镜头和一些数字，因为现在的孩子于弟子已经不大熟悉：

       ——1941年，波兰，维斯瓦河畔。德寇每天从四座焚尸炉搜集到的金牙、首饰、金币等共计35公斤纯金。同时，“用十二磅人体脂肪，加十夸脱水，八盎斯至一磅苛性纳，搅拌在一起煮两三小时，然后冷却，制造出的肥皂除了大量供应德国军队和士兵使用外，还向德国平民出售”。

       ——1941年11月，前苏联，伦贝格。德国党卫军强迫20位高级知识分子用舌头把一幢四层楼的楼梯门和七处楼梯舔了个干净。而后，又逼迫他们用嘴唇把院子里的垃圾“扫”在一起。照办之后，20人仍惨遭杀害，无一生还。仅纳粹占领伦贝格几个月，就逮捕和杀害了7000多位科技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

       ——1942年10月，前苏联，乌克兰的杜希诺。万人坑边，脱光了衣服的人们“一家一家地聚在一起，互相吻别，等待着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时刻的来临”。“在坑边，一个银白头发的老太大抱着一个周岁左右的孩子，唱歌给他，还逗着他。孩子高兴得咯咯地笑。孩子的父母噙着眼泪望着他们”。“一个秀气而苗条的乌发姑娘走过坑边的党卫队士兵身旁时，边走边指着自己说：‘记着，我刚23岁’。”

       ——1942年，波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德国党卫队二级小队长瓦尔德•朱利的套间中“张挂着各种各样的人皮”，“他的房间的门罩、皮椅、沙发等都是用人皮做成的”；“他用男人大腿上的皮做了许多皮枪套，分送给他的好友和上司”；“他用俄国战俘、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中尉的人皮给党卫军全国领袖希莱姆做了一个人皮马鞍，据说希莱姆十分喜欢这个礼物”。

       ——1937年底至1938年初，南京。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等的统一指挥下，日军对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六周的血腥大屠杀。“据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中国军民惨遭日军屠杀、火烧、活埋者计三十四万人。”其中集体枪杀和活埋的有十九万多人，零散被杀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有十五万多具。从七十岁老妇到不满十岁的幼女，共有两万多名女性被残暴奸淫。无数商店、库房被洗劫一空。全市三分之一的房屋被焚毁。抗战胜利后，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

       ——1937年12月中下旬，被日军十三师团俘虏的15000名中国士兵，先后被绑在树上作为射击练习靶打了十几天。而后又“每10个捆成一束，堆在井栏上，浇上煤油点起火来烧，为了使俘虏有所畏惧，或把耳朵削下，或把鼻子砍掉，或是拿佩剑插进口腔把嘴切开，或是在眼帘下面横着插进一刀，白眼球子像鱼眼一样粘糊糊地垂下来，足有五寸……”

       3、2014年暑假，笔者到了波兰的小镇克拉科夫，在奥斯维辛纪念馆徘徊了一整天，几次浑身颤抖，悲泪横流。

       据德国纳粹集中营研究专家古德龙•施瓦茨的研究成果表明，波兰几个著名的死亡营屠杀的统计情况是：

               海鸟姆诺(1941•09•0l－1943•07•31)33万。

               奥斯威辛（1941•11•26－1943•0l•27）100万。

               马伊达内克(1941•10•01－1944•07•24)30万。

               特雷布林卡(1942•06•01－1943•11•30)75万。

               索比堡（1942•05•07－1943•11•30）25万。

       惨绝人寰的兽行和令人发指的屈辱，让我们感到人类的羞耻与悲哀，感到高科技“壮观”的残忍，感到“欧洲文明”的灭顶之灾。

       二战结束后，绝大部分德国人面对日耳曼同胞浸着浓血的罪行，面对希特勒留给自己的断壁残垣和千夫所指、万口唾骂，开始了长期的、痛苦的、认真而沉重的“自哀”和“自鉴”，其态度之诚恳，让人觉得应该，也让人为之感动。

       在当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旧址，在那个不知有多少犹太人被煤气活活毒死的地方，经常会有一些古稀老人拄着拐杖前往。他们在当年的铁丝网上或集体墓碑旁放上一朵小花，深情地注视良久，然后又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去。“这些老人，大多是当年集中营的看守或直接行刑者。五十年的岁月，使他们再也看不清手上到底有多少人的鲜血，只能通过一朵小花、一个鞠躬来寄托自己的忏悔之情。”

       1995年5月，上海作家赵鑫珊访问德国，在莱菌河畔的一个村子里的犹太人纪念碑前，他遇到了一个50开外的妇人正在浇花。他问妇人是不是死者家属，得到的回答是：“不，我不是犹太人，我是德国人，这个村子再没有犹太人了，都杀光了。造孽呀，德国人对不起犹太人呀！18岁那年，我读到一本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书。我就发誓，要赎罪。来这里浇花、修整草坪，是替我父辈那一代赎罪的行动，我自动、自觉地干了将近40年”。

       的确，凡了解二战历史的，听到“奥斯维辛”四个字都不能不毛骨悚然，呼吸急促。600万犹太人，3分钟可以杀死2000人的毒气“齐克隆B”，人皮灯罩和马鞍，女人发辫做的毛毯和地毯，焚尸坑18吋厚的人油……每一个有良心、有人性的德国人虑及这一切的一切，恐怕夜里都会失眠或从恶梦中惊醒，怕那些破碎的白骨和血染的冤魂从地下冒上来，轻轻地然而执着地叩响自己的窗棂……

       也只有这样一代又一代人发自内心深处的虔诚的忏悔，德国人的灵魂才会稍稍安静一点—。

       4、最具震憾力的是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的一幕。在华沙死难者墓碑前，勃兰特总理出人意料地扑通一下跪倒在地，眼皮下垂，两手抱于小腹前，由衷地替德意志民族认罪、忏悔。

       这一石破天惊的举动，既不是其民族或个人的“习惯”，也不是西德政府的议决，更不是波兰人的要求。它仅仅是也纯粹是勃兰特总理本人真情的自然流露。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勃兰特总理并不像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先生——在二战中作为日本军人侵略过中国，有责任道歉、忏悔。恰恰相反，勃兰特本人正是举世闻名的老资格的反法西斯战士。他当时认真而坦然地告诉记者：“谁愿意理解我，他就能理解我。”

       于是，记者也动情地评论道：“不必这样做的他，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下跪的人跪下了”。

       正因为如此，当1971年10月诺贝尔奖评委会一致通过决议授于勃兰特先生该年度诺贝尔世界和平奖之际，成千上万的德国青年高举火把，汇集在勃兰特的住所门前，向他欢呼、致敬。因为年轻的一代非常明白：有了勃兰特这样的政治领袖，年轻人和自己的兄弟姐妹才不致于作为炮灰而客死他乡；有了这种明智之举，德意志民族才能逐步得到犹太人、吉卜赛人、法国人、英国人、波兰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的谅解，从而一步一步地再次进入世界民族之林。

       5、据德国《周报》1994年6月的两次民意调查显示：有64%的普通德国人认为战败是好事，在年轻人当中，此比例高达68%。1994年5月20日，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认定：凡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罪行者，一律判处3-5年徒刑，凡有涂写“卐”标志，行纳粹礼，煽动排外情绪和行为者，均量罪论罚。据说，有的议员要求：通过辩论为二战时开小差的人恢复名誉，理由是不与纳粹合作就是一种温和的抵抗！

       “知耻近乎勇”。能40年如一日地守在冤魂附近，能作为一国元首长跪不起，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这才是以“自哀”、以忏悔为立足点的货真价实的爱国爱民。

       相形之下，同样在二战中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的日本——尤其是自民党的头脑人物不仅“无暇自哀”，有暇也不自哀，反倒绞尽脑汁万般抵赖。亦请回忆下列并不陌生的史料——

       1985年，日本自民党首相中曾根康弘破例以官方身份参拜供有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灵位的靖国神社。

       1986年，日本文部省大臣腾尾狡辩说：南京大屠杀是“为了排除抵抗”，并压根否认有战犯一说。

       1987年，中曾根内阁公开废止防务费不得超过国民总产值1%的限额，大增军费至仅次于美国和前苏联。同时，自民党首相竹下登宣称：日本在二战中是否侵略过别人，是一个“应由后世历史家评价的问题”。

       1988年，日本国土厅厅长宫奥野在参拜靖国神社后说：“日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做出了贡献。”同年，日本文部省发表1987年度审定教科书的部分结果，将“侵略”一律改为“进驻”。

       1990年，有影响的日本自民党参议员石原慎太郎公然叫嚣：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甚至倒打一靶，说这是中国人在“污损日本的形象”。

       1992年，日本首次向海外派谴自卫队，打破了和平立国、决不出兵的承诺。

       1994年，日环境厅长官樱内说：“与其说侵略战争，毋宁说所有亚洲国家托日本的福”。其通产相桥本说：“能否把那场战争称为侵略战争，我个人怀疑”。还是那个石原慎太郎，继《日本可以说：不!》之后，又诱使东南亚某政治人物与之“合作”，写了一本《亚洲可以说：不!》，以亚洲代言人自居，妄图重温“大东亚圣战”的旧梦。同年，日本有关当局决定焚烧百余具无名氏遗骨，而它们本来被认为是臭名昭彰的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留下的杀人罪证。

       直到1995年6月6日晚，日本联合执政的三党就“不战决议”公布的国会决议案中，还殚思竭虑，以所有修辞学家都望尘莫及的语言天才泡制出这样的句式：“考虑到世界现代史上曾经有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我国也参与了这种行为”，因此对一些邻国表示“懊悔”。

       6、日本自民党魁首们历来善于谴词造句，日语又正是吸取了各国语言精华的粘着语种，于是产生了日本自民党风格的“修辞手段”——从语义学和修辞学上分析，上面一段话给人的感觉是：

       “考虑到”在这里颇似英语中的“by the way”，即 “顺便说一下”、“也有这种情况”。

       “曾经有过”给人的感觉是学校门口曾经有过修车的或补鞋的小摊。

       “参与了……行为”更叫人觉得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主体是一个集合名词，是“大众化”的，多有所在，日本不过是其中之一。

       “懊悔”一词的对象或动因一般来说是指“小过错”而言，而非“罪行”，更非指血腥罪行，而且其接受一方往往在于“自己”，在认错的意义上，连“歉意”都不如。

       对于这种吞吞吐吐的“决议”，连日本《东京新闻》等报都说：“草案完全是修辞的结果”，是三党妥协之后所取的一个“最大公约数”。

       其实，日本侵略亚洲国家尤其是侵略中国是连自民党头头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竹下登招认有过侵略事实，官奥野被迫辞职便是明证。而且198400多个日本军人伤亡于中国大地，绞刑架上战犯尸骨未寒，人赃俱在，照片分明，墨写的谎言和空口的白话如何掩盖得住殷殷血迹和嶙嶙白骨呢？

       然而，这个暧昧的“修辞范本”第一句却是一点也不暧昧：“追悼全世界战争阵亡者和战争牲牺者。”其中自然包括希特勒177万党卫军和190多万日本侵略者，侵略者和受难者、奸淫烧杀的野兽和手无寸铁的民众全部站在了“牺牲者”的大旗之下，接受着庄严的“追悼”，希特勒和东条英机泉下有知，也会露出冰冷而凄厉的微笑。

       更有甚者，说日本侵略东南亚国家是“使他们摆脱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并在战后纷纷独立’!——果真如此，“不战决议”非但连“懊悔”字样也可以省略，甚至应当要求亚洲国家对日本的“帮助”深表感谢。以此类推，我们中国还得先感谢发动了鸦片战争的英国，是洋鬼子“帮助”我们“摆脱”了封建社会，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

       7、若干年来，笔者数次复习老报人冯英子先生的杂文集《警惕日本》——那是王大海先生托李若女士送我的一套“野蒺藜丛书”里的一本，牧惠先生主编。全书几十篇文章，都是控诉和叱责日本军国主义的——冯先生是当事人，他的妻子和弟媳，都在苏州钱万里桥一个小屋内遭到日军轮奸，那体会比我们的第二手资料有生命的质感。

       在他1998年12月写的《以史为鉴——纪念“南京大屠杀”六十年》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我打字的时候手都在颤抖：

       在南京被奸杀的妇女，在8万人以上，日本侵略者强暴中国妇女，归结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十几个方面：一：集体强奸，据记载：“这些妇女，都在南京十二月阳光之下，被剥得赤裸裸的公开地干，有的四肢被割断了。”二，强迫妇女搞“慰安”活动，年纪较大的，每页被轮奸10到20次，年纪较轻和面貌漂亮的，每夜被轮奸40次。三、逐个轮奸，在金陵神学院那边，17个倭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一个女子。四、乱伦，兽兵入一民家，遇一少女，迫令脱光衣服，迫其父母各持一足，然后轮流强奸，继复令其父脱光衣服，迫与其女交媾，父不允，父母均被刺死。五、当着亲属的面，强奸妇女，奸后刺死。六、将母女同奸，民国26年12月16日，日军在百花巷5号，将徐洪氏及其母先后强奸了十数次。而这一命运，当时南京许多母女都曾遭遇过。七、强迫中国同胞自奸，以此取乐。八、用酷刑杀害拒奸或被奸妇女，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第504页说：“凡妇女不顺从他们兽行刑者，日寇马上把他们钉死在墙上，剖腹示众。或用尖棍深深的刺入两腿中间，抛在街上，令其他妇女，知所畏惧！以便无抵抗的发泄他们的兽欲。在日寇住的地方，妇女必须裸体仰卧在那里，盖上薄毯，随时供他们蹂躏。直到她们被蹂躏到不能蹂躏时，就把他们丢在街上，听凭她们在呼号中丢掉了姓性命。”九、将被奸孕妇剖腹，取出胎儿玩耍。十、摧残女尸。十一、逼同胞奸尸。十二、强迫被奸妇女舔舐日军阳具。至于调戏、亵渎妇女，南京市里，无日无之，无地无之。

       这一切战后出生的颇讲文明礼貌的日本人有多少知道呢？

       民间建议将12月13日定为国难日，证明真正用心记得的人还是有的。

       遗憾的是，打上“冯英子”三个字，某输入法出现的是“风影子”“凤英资”等——人与机器都似乎不愿意再回顾流布的血迹。

       好像我的新闻评论《“小泉修辞学”今昔谈》还曾经获得第21届（2006年度）中国地市报新闻奖评选一等奖，讽刺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然而，现在我也找不到底稿了。

       所以，我更愿意把此文献给90后的年轻朋友。

       8、更大的问题在参拜靖国神社的“民间”恐怖。2007-12-13《南方都市报》的邵建专栏里有这样的资料——

       一名“神风特攻队”队员，登机作战前给女儿留下这样一份遗书：“‘素子’这个名字是爸爸给你取的，爸爸希望你成为一个素朴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等你长大了，想念爸爸的时候，就到靖国神社来吧。你在心里默念爸爸，爸爸就会出现在你的心头”。遗书写完，人即战死，遗照也进了靖国神社。《东史郎日记》中那位东史郎当年出征中国，他母亲什么都没送，只送了把刻有文字的匕首，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就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中国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

       邵先生说：“不难想见，这些连死都不惧的人，在中国土地上，将是多么不惮于他们的战争作为。……胡适当年留美，在超越国族的意义上声称‘我是世界公民’，今天更应成为一种普世追求。以普世眼光看，当年为国征杀的日本兵犯下的屠杀罪，是一桩‘反人类罪’。这种罪行不仅在于它杀害了某个城市某个民族的人，更在于它的残害是针对人类本身和人类全体。因此，我不仅是作为一个南京人憎恶南京大屠杀，同时更是作为人并且为了人而对它声讨。这是出于人与人相通的‘物伤其类’的感情。然而，遗憾的是，从国族角度，反人类的罪行却可以转化为民族国家的英雄业绩，故几十年来靖国神社总是要祭奠那些战争亡灵。这里殊不难看出国族和普世这两种价值间的内在紧张。相对而言，国族教育如果是必要的，普世教育却显得更重要。前者并不难，毕竟有血缘支撑，后者却需要超于血缘之上的价值理性。”

       9、当年伊拉克战争打响，我在缅怀诗人海子的文字里说——

       尼罗河和黄河的孩子们正眼睁睁地目睹巴比伦河的孩子头上的绷带飞舞在岛屿或沙滩，本该静卧摇篮的婴儿们正在用稚嫩的血染红巴比伦河的河面，他们没有水洗手（那个炸飞了上肢的儿童已经没有手“洗水”），不知道去哪里吃饭，他们的哭声和母亲的哭声使每一个夜晚的月光暗淡。可怕的是：杀死孩子人的也是父母的孩子，双方仇恨的血液皆出自奔赴“自由”、“幸福”、“灿烂前程”的挚爱的心脏。于是，有多少真诚就有多少愚昧和盲从，就有多少罪孽。

       10、在江苏电视台的视频上，我看到了日本老兵板仓清欲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老人会面的记录。板仓清头上缠着白色的带子，说：“我到南京来赎罪，当然能够赎多少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一定会赎一些的。”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罄竹难书”，罪孽深重了，那利息也会淹死忏悔的，更不必说“本金”。

       抬望今昔，板仓清何其少也！

       11、并非有意煽动仇日情绪，日本人民的友好与帮助我们自然不会忘记。无奈任何党派都远远代表不了日本人民，日本人当中正视历史、直面现实的也大有人在。

       严肃的日本的研究人员同样值得我们尊敬。他们说服了一些曾在当年参与屠杀的日本士兵讲述屠杀事件的经过，他们新近发现了一处地点，有1300名中国平民被集体屠杀。

       然而，不仅日本官方“犹抱琵琶半遮面”，连1989年因“花冈事件”罪行而答应赔偿的日本广岛建筑公司也自食其言，置“民间索赔”于不顾，置418名华工的亡灵于不顾。理由是如果他们赔偿了，其他100多家曾在50年前用过外国劳工的日本建筑公司可能也要被索赔，所以，右派势力伙同建筑业同行一齐出动，竭力阻止广岛建筑公司践行诺言。

       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大江健三郎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日本政府随即发给他代表国家荣誉的文化勋章，然而他却毅然决然拒绝领奖。

       他为领取以天皇制度为轴心的政府的奖励而感到耻辱。政府连二战中的罪孽都不愿意忏悔，有什么资格给我发奖。

       非但他本人拒受此“殊荣”，而且，他安排妻子：“就是我死以后，也不要和这样的事有牵连。” 1994年12月7日，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奖会上说：“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自觉和最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作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到今日。”

       这正是“社会的良心”所在。

       总之，否定日本侵华的历史，忘记“放弃战争”的誓言，等于要重新把日本人民推进战争的深渊。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在二战中军队死亡210多万人，这个责任完全应当由当时的日本政府来负，是那些战争贩子使日本人民蒙受了杀身之祸和奇耻大辱。

       曾几何时，日本因为一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邮票与美国人争得不可开交：一枚邮票上出观了蘑菇云以及“原子弹加速了战争结束，1945年8月”的字样。日方提出抗议，认为伤害了日本的民族感情。结果，以美国让步，邮票停发而息事宁人。然而，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合计死亡21万人，且不说与1931年以来我国3500万人丧生相比，较之南京那场杀人“大竞赛”的30多万也才2/3，将心比心，彼等就不怕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吗？

       12、杜牧《阿房宫赋》有名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日本政府的不知“自哀”，不愿“自鉴”，只能给日本人民带来更沉重、更久远的悲哀。

       正是在“直面”的意义上，我们说：纪念二战胜利、纪念南京大屠杀，是尊重前提下得对话，恰恰意味着中日关系可以继续发展——隐瞒或者为了“生意”、“友谊”而遮遮掩掩，是对两个民族同时不负责任。

       最后，我想用鲁迅先生的两句话作结：“多有不知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2023年9月3日于湛江科技学院知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