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仲夏，品学兼优的柳江华大学毕业了，留在了母校，如愿以偿成为植化教研室一名助教。
担任助教之初，肩上担子不重。每周上午二次跟随杨教授到课堂听他给学生讲课，两至三个下午给学生带实验课，再就是参加每周一次的教研室例会。
尚未婚配，精力充沛，身无羁绊。这本该是人生最轻松、最自由的时段，柳江华偏偏让自己过得不轻松、“不自由”。
——复习准备考研究生
——学习英语。
我们花点笔墨，介绍柳江华学英语期间的自找苦吃。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外交流日益广泛，交流层次日益深入。世界性的“中医中药热”蔚为大观。想研究开发中医药的外国学者期待与中国的中医药学者有广泛交流，中国的中医药学者也希望掌握现代科技更深入研究中医药。这就要求培养能听能说英语的专业人才。由是，中药系决定招生中药英语班。这样就需要英语师资。那时大学里学的都是哑巴英语。为此，1984年中药系成立了英语师资口语培训班，由杨松松教授负责。
大学毕业后留校做助教时的柳江华
培训对象是准备给英语班上课的各专业老师。
“杨老师，我请求旁听英语口语课。”刚工作的柳江华试探性地表达心中渴望。
“开课已经一年了，你跟得上？”
“能。” 她很自信。
“但是，丝毫不能影响给学生带实验课。”
“我保证！”
当时教口语的老师是到美国学习过的。她刚进口语班时，连老师的简单问话都听不懂。但她没打退堂鼓，舍得下苦功，舍得早起晚睡。年轻就是优势，仅仅一个月，她就可以跟老师进行简单对话了。
学英语的拦路虎之一是听力，战胜拦路虎的最佳方法是多听。可是，英语老师为了大家能听懂，语速很慢，用的也都是简单词汇。每次授课时间一结束便离开课堂，学生们听的机会随之结束。
虽然那时电视里有教英语口语。但住独身没有电视。她刚工作时工资只有几十块，于是就向母亲接了100元，买了个方砖式的录放机。她晚上的大多数时间是一个人独自在实验室度过的。除了复习考研，就是反复收听《许国璋英语》和《新概念》磁带，但听力还是不行。
一天，老师放了一段他录的《美国之音》新闻。因为语速太快，培训班的老师们没有一个人能听懂的。老师说练习听力的一个办法是用收录机把播放的内容录下来，反复听。可是，美国之音是在短波频道。当时有短波的收录机极为稀缺，私人买不起，也买不到。好在系办公室为培训班班买了一台日本索尼牌录音机。
那是寒冷的冬天，柳江华和培训班里其他几位年轻教师踏着皑皑白雪，每天早晨7点钟前赶到植化实验室，准时围在录音机旁收录《美国之音》的10分钟新闻。然后把录下来的一句一句地反复重听。开始有的单词几个人都听不懂，大家就根据上下文猜，直到全都听懂为止。如此这般两三个月，他们听得越来越轻松了，说得也流畅了。
不久，系里聘到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女外教，看样子50多岁，性格豪爽。她让培训班的教师们听力和口语进步很快。班里的几个年轻教师为了找机会跟外教练口语，还曾经请外教吃药理实验室实验用过的兔子炖的肉。
她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渴盼自己将来成为硕士研究生。学院规定“工作两年后方可念研究生”。岁月匆匆。按规定，柳江华工作一年半时就可以报名考试了。可是这时，教研室较她年长的两位年轻教师即将离开教研室，一位考上了沈阳药科大学的硕士，一位要外出参加公派去德国的德语培训班。杨主任也计划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这样，教研室就只剩下刘老师一名讲师了。可是本科和中专班的植化课同时开。教学人员不够，杨主任要求她晚一年考，准备负责给中专班讲课。
这是杨老师对她的信任。要知道，其他教研室给中专生讲课的老师，都是77或78届毕业后工作至少5-6年了，而她，工作刚两年。
她一边准备给中专生讲课的讲稿，一边准备下一年的研究生考试。个中艰辛不必细细描述，但她十分珍惜。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一年多，虽然大部份周末和晚上都在准备讲稿和复习，但非常充实，讲课让我强化了自己的知识’。”
工作近满三年时，她顺利地通过了杨主任的硕士研究生考试。因为还要给第二届中专班讲课，杨主任要求她必须读在职研究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只要能给她学习机会就好，柳江华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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