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我昨天傍晚端了一盖子生饺子，从西门走到东门的干训楼，却叫不开门、找不到你，又端回来了。知道你自尊，所以没有约你到家里吃年夜饭，给你送去饺子，又找不到你，你啊你！”
去年岁末新冠疫情紧急，养疴南京的刘增杰师遽尔病逝。因为防疫的要求，不能亲去南京送老师最后一行，作为学生的我们深感愧疚而无奈。近一年来，我在愧怍中常常想起增杰师慈祥的面容和亲切的言谈，回忆起三十年来追随他的诸多往事，一切都如在目前。关于增杰师在学术上对我的启发和推动，我在《导师的意义——刘增杰师八十华诞感言》一文里已有回忆。此处再说说刘先生为人态度对我的影响——先生在这方面对我的启发，甚至远远超过了他对我的学术影响。
忠恕待人，尊重学生
我是1983年秋季到河大读研的。那时人到中年的刘先生正代任访秋先生主持系务，他为人干练稳重而仁厚待人，特别体贴人情、细心维护别人的自尊。我是从贫穷的西北农村来的，生性腼腆而自尊，所以读研的第一二年对刘老师敬而远之，到了1985-1986学年该做毕业论文了，我的论文由刘老师指导，当面请教和受益的机会也便多起来了。这一学年亲历的两件事足见刘先生的体贴人情、仁厚待人，泽及学生辈。一件事发生在1985年4-5月间，刘先生带我们到北京访学，师生同住在天安门东侧南池子的一个部队招待所里，刘先生请严家炎先生、何望贤先生等到招待所给我们讲学。记得有一天下午无课有闲，刘先生便和我们几个学生轻松闲聊。那时有一位同学喜欢吹笛子，但吹得不大好，近乎噪音。刘先生便开了他一句玩笑，不料那位同学很敏感，哭着说刘老师的玩笑伤了他的自尊，一时气氛很有点尴尬。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刘先生立即起身向那位同学诚恳道歉，终于让那位同学破涕为笑。身为老师的刘先生如此诚恳地自我检讨、温和地抚慰敏感的学生，体现出忠恕待人、尊重学生的仁厚胸怀，让我深为感叹。另一件事则直接与我相关。那时我的远在西北农村的大家庭生活比较困难，还有两个正在上中小学的妹妹，都需要我接济，所以我在暑假基本上都不回家，为的是省下一点钱给家里、给妹妹。甚至于1985年的寒假我也没有回家省亲，独自留校过年。除夕夜吃年夜饭的时候，偌大的校园里只剩我一个学生，我锁上校东南角的干训楼（那时的研究生宿舍），到校外的城墙上静坐抽烟，听着全校和全城的鞭炮声，在城墙上渡过了除夕夜。第二天上午刘先生打电话来，无奈地批评我道：“我昨天傍晚端了一盖子生饺子，从西门走到东门的干训楼，却叫不开门、找不到你，又端回来了。知道你自尊，所以没有约你到家里吃年夜饭，给你送去饺子，又找不到你，你啊你！”体会到刘先生抱怨里的体贴和爱护，我初二赶快上门请罪，补吃了年饭。从此不再与刘先生、潘师母“生分”，每到先生家汇报、聊天之余，先生和师母说留下吃饭就吃饭，再也不客气。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不能忘记刘先生端着饺子穿过校园给一个倔强的学生送年夜饭的情景和苦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回河大工作，有一年我陪刘先生外出开会，师生俩一路上亲切闲谈，刘先生不由得回忆起自己少年时代的遭遇：他的父亲是个浪荡子，败光了家产，少年时期的刘先生不得不随母亲依居舅父家，尽管舅父很爱护他，但还是无法缓释自尊的外甥的寄人篱下之感。刘先生因此发奋读书、力争早日自立、赡养母亲，由此养成了高度自尊自持的人格，生活中遇到困难总是竭力自我承担而绝不屈己求人，后来大学毕业留校工作，生活境况改善了，则尽可能体恤人情、尊重他人，尤其是对境况不佳的人格外体恤尊重，这是刘先生最宝贵的品质。
远见卓识，宠辱不惊
说来，河大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院系调整后，可惜地降格为“开封师范学院”，八十年代初改名“河南师范大学”，教学科研仍局限于师范的范围，招生也限于河南本地，师生间长期近亲繁殖，学术视野不免狭窄，缺乏新鲜的学术血液和外来学术思潮的推动。正惟如此，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恢复“河南大学”后面临着后继乏人的严重危机。刘增杰先生长期执掌中文系，作为一个成熟有见的教育家，他对河大面临的危机有敏锐和痛切的认识，所以在他的亲自操持下，中文系成为最早积极选派年轻硕士毕业生到国内著名高校及科研院所委托培养博士生的单位，即如我自己就是被刘先生“逼着”报考北京大学严家炎先生的博士生的。到八十年代后期，单是中文系选派到各地读博的就有10多人。与此同时，刘先生也积极建言学校当局制定政策，支持各院系选派人才到外地读博，为学校的发展集聚年轻人才、引进新的学术思想。学校接受了刘先生的建议，一时之间选派人才外出读博成为风气，这些学子回归后恰好弥补了河大人才青黄不接的困窘。这在河南各高校中是走在前面的，河大因此受到省教委的表扬。今日回头看，这一举措对河南大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倘若没有刘先生的远见卓识和积极推动，则河大在九十年代的振兴是无法想象的——九十年代的河大正因为有效地实施了这个政策，颇有一些蒸蒸日上的新气象，而刘先生作为这一政策的最早建言者和积极推动者，不仅在中文系而且在整个河大都享有崇高的威望。
但刘先生也因此遭受了诬妄之灾。可以理解，刘先生的这个建言与推动，以及他对校务的其他建言和促动之功，众多的河大师生是佩服在心的，所以尽管刘先生无心“上进”，但九十年代中期的河大校园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舆论——不少师生都希望刘先生能出任河大领导之职。这是出自“民间”的心声，却在无意中触犯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禁脔，他们居然在学校大会上有意地公开“辟谣”说，“校党委和省教委没这个意思啊。”这让刘先生非常难堪，又无法公开辩白，他只能隐忍着，继续默默地工作，并未因此而消极，显示出宠辱不惊的风度。
我作为老学生，不禁为刘先生抱屈。有一天私下与刘先生谈及此事，他坦然笑道：“别人多心了。其实，我要想干早就干了，也不是没有机会——我的两个叔父尹达（本名刘燿）和赵毅敏（本名刘焜），一个是学术界的高层人物，一个是中共的高级干部，赵毅敏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秘书长，那是很高的高官了，他在八十年代初回河南视察期间，也曾经特意约见我，问我有没有在政治上‘进步’的意愿，被我婉言谢绝了——我根本没那个心思。我只是身为河大的一个老教员，不忍心看它日渐衰落，所以对学校有所建言，并在中文系尽力补救，听不听由他们了，所谓尽其在我、求其心安而已，笑骂由人吧！”
我得老实承认，刘先生的这种人生态度对我此后的人生影响甚大。我在河大工作了十年，在清华工作二十多年了，都力求当好一个老师、努力做好一个群众，绝不出任负责管理的职位，生活平静而且清净。当然，饶是如此，也难免一些诬妄之灾，我一直沉默以对，不与争锋。前几天参加“严家炎先生学术文献展览”座谈会，午餐的时候与健谈的谢冕先生同桌。谢先生一开口就问我：“解志熙啊，你还在当院长或主任吗？”我答道：“没有啊，我从来没有出任过这类职务，始终只是一个群众呀！”谢先生惊讶地反问我：“你既然没有当官，那为什么总有人骂你呢？”我笑道：“或许就因为我没有一官半职，只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别人也就觉得骂我比较安全，还能把自己弄得很悲壮，所以就一直骂我不休啊！”其实，骂我的人也就两三个，并不多，他们骂我若能增其令名，我是乐于成全的。
主动谦让，当仁不让
人在比较重大的利益面前能否主动谦让，在重大的难关面前能否“当仁不让”，这是最为考验为人风度和风骨的。就我亲眼所见，刘先生在这两方面都令人感佩。
刘先生的谦让之德，我是亲身领受过的。记得在河大中文系申报第一个博士点的过程中，任访秋师因为年纪过大，不能参与申报，则申报时的牵头博导自然应该是刘先生莫属了。那时与河大同时竞争的其他两个学科点——中山大学文学院的申报团队就是由黄修己先生牵头的，山东师范大学的申报团队也是由朱德发先生牵头的，黄先生、朱先生与刘先生是同代学者，他们俩都亲自出马，我们当然也希望由刘先生牵头申报。应说明的是，那时人们把博导这个头衔看得很重，何况是牵头博导呢！可是事到临头，刘先生却让关爱和兄转达给我这样的意见——他自己决心不担任牵头博导，而推荐年轻的我来担纲申报。刘老师的这个决定，让我非常震惊，怎么也不能接受。但刘先生强调说：“我们的一切举措，都是为了这个八十年的老大学和老大的中文系的首个博士点顺利获批，这是我们的共同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个人的名利得失无关紧要——如果我们这个点推出年轻学者担纲申报，就是与别的学科点显然有别的出彩之举，会让评委们觉得耳目一新，这可能更有利于申报的获批，所以就这样定了，不必再讨论，就请志熙勉力吧！”老师主动退居于学生之后，这是只有刘先生才能有的思想和行为，让我非常感动，只能黾勉以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据后来传出的消息，评委都觉得河大学科点敢于启用新锐的年轻学者又有稳重的中年学者殿后，的确是一个真正年富力强、结构合理的团队，所以我们的博士点顺利获批。获批后第一次博士生招生名额有限，我们就推举两位刘老师和吴福辉先生先招生，我和关爱和老师则分别退居为两位刘老师的助手。多年来我们这个学科点互相谦让，从未发生过互不相能、争名夺利的事情——这个优良传统正是刘增杰先生开启的。
在名利面前自觉谦退的刘先生，却在危难的关头毫不畏惧、见义勇为，显现出当仁不让的仁勇之气，这是他留给我最难忘的记忆。我在前述的祝寿文章里，曾说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特殊时刻，我不得不陪着严家炎先生出亡，当时觉得能去得地方只有开封、能信赖的人只有刘增杰先生。于是决然冒险而行——
我陪着老师悄悄出行的途中，不由得想起谭嗣同的诗句——“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而那时能够接纳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的，也就只有我的另一位老师刘增杰先生了，这在我可以说是无须考虑而自然而然的选择，那自然是基于我对刘先生为人的信任，我自信这种信任是不会有错的。而事情当然也正如所料，当我敲开刘先生在河大西门外的那所平房宅院，刘先生和潘师母毫不犹豫地而且热忱亲切地接纳了严先生和我，立刻动手收拾屋中的一间小小隔间，于是严先生就在那间小屋中悄悄住了整整一个礼拜，饮食起居得到了悉心的照顾。晚饭后我也常去看看两位老师，陪他们两个老朋友聊聊时局、谈谈学术，……直到一个礼拜后，局势渐缓了，我们才重返北京。
……刘先生不愧为见义勇为的仁人君子。那时的他身为河大中文系系主任，时当乱局之后而又在河南那么一个长期惯于极左整人的地方，他既要向上对付敷衍，又要竭力保护系里的一些“积极分子”，已经是焦头烂额、身心疲累不堪了，而仍然慷慨担当、当仁不让地收留了远方来客，表现出不惧风险、见义勇为的仁人君子风度和风骨，这实非常人所可及。而我当年也没有事先给他打招呼就冒然地去了，去了和离去的时候也没有向他和潘师母说任何感谢的话，此后多年来刘先生也从未提及自己当年的这一义举，那在他可以说是不容思索也无须思索的当然之行吧。危难时刻见真情也见为人，刘先生于此可谓有当矣。
所以，刘先生为人真有古仁人君子之风，能追随这样的老师是我毕生的幸运。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孔子在《论语》中两次说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宪问》）是的，仁知兼勇才称得上真正的仁人君子。这是很难很难所以特别难能可贵的修为。半世纪以来，我眼见过不少明智之士却利令智昏、做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愚行，事过之后还念念不忘为自己的昏妄行为作思想的修饰；我也目睹过不少自以为仁善者在艰难危机关头患得患失，转身躲进所谓忧愤深广的思想套路里安全地成为无行之人；我也听见过不少先进人士亢奋激烈的呐喊，他们自以为那就是无畏壮烈之举，其实不过是以过火的表演博取名声而已。真正仁知兼勇、宠辱不惊的仁人君子之行，唯见于吾师刘增杰先生，他是我衷心敬佩的人生导师，诚如《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
2023年11月22日谨撰于京西北之聊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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