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的大学梦，是高中毕业后才有的。这对现在的学子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但的确是事实。
我1977年高中毕业。从小学到高中的求学阶段，基本上是在十年动乱中度过的。那是一个交白卷的是英雄，老师是臭老九的年代，到处散播着读书无用论，不存在高考，学习没有目标，自然也学不到多少知识。就连教材也和现在不同，比如那时的语文课本叫《毛泽东思想政治语文课》、物理课本叫《农业机电基础知识》。我是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因为是贫农，才被推荐上了高中。那时的大学生也是靠推荐的，叫工农兵学员，指标少得很，像我这样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农家子弟根本不敢奢望，上学的目的，就是能够学会开机器找个轻活、当个小队会计或者是民办教师。因为没有升学压力，也没什么理想，自然也没下功夫学习，完全靠个人兴趣行事。我当时受一个本家哥(代课教师)的影响，喜欢练字和画画，对书本知识不感兴趣，往往老师在课堂上讲，我在下边练字或画画。印象最深的是高中教政治的白老师在课堂上讲费尔巴哈，我根本听不进去，就在下边画虫鸟或写字，以至于我考上大学后老师还说，当时真想把你的画画写字纸收过来撕了。
就这样，1977年暑假糊里糊涂的拿到了高中毕业证，回家务了农。直到当年冬季，粉碎了四人帮，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人们奔走相告，可以考大学了。至于什么是高考，考什么一概不知。既然同学们都报了名，我也跟着报了。记得那一年是先填报志愿后考试，报哪里？都有哪些学校招生？也一概不知，只听说，全国最好的学校是清华北大，那就报清华大学吧。结果名落孙山是可想而知的。
可就是这一次参加高考后，令我有了大学梦。那一年，我们班有两个学习好的同学竟然考上了，尽管是中专，毕竟鲤鱼跳入了龙门，从农家子弟变成了商品粮户口。这对我是第一次振动和鼓励：我为什么当时不好好学习？人家能考上，我为什么就考不上？有了这个愿望，第二年(1978年)春天，我就说服家长，到母校——慈周寨高中(当时乡乡有高中)随应届班复习就读。那时候还是集体经济时代，还没分田到户，生活十分艰苦，加上我长期因吃红薯过多得了胃病，临近考试又急性肠胃炎拉肚起不来床，由几个同学用自行车带着勉强参加了考试。考试的结果，得了203分，过了中专线，参加了体检(当时是先考试划线后体检)，可能是志愿没报好，主要是分数过低，又一次名落孙山。而我下一届从小一起玩的伙伴有的考上了中专，有的考上了大专。
回家务农后，既没有开上机器，当上小队会计，更别说当民师，那就当兵吧，结果当兵也没体检上。因为身体瘦弱，在生产队都是和妇女编在一个小组，干一些体力轻的活，当兵连体重也不够。至于考大学，已不再奢望了，家里也支持不起。因我们姊妹多，是典型的缺粮户，挣个公分也能对家庭起点作用。后来的一件事使我又燃起了考大学的欲望。我们村人人都会缚笤帚，就是用打过籽后的高粮毛加工成扫地用的笤帚，卖到外地赚个小钱。那年秋季，我们姊妹几个也缚了一些，大概有200多把，由我骑自行车跟着几个年长的街坊到辉县去卖。第一次带着那么多的货走那么远的路，而且还有山路，实在累得很，往往是骑着车在车上就想昏昏入睡，下来车双腿疼得走不好路，走街串巷，一天卖不了几个。到了天黑，人像散了架似的，驻到路边车马店的麦秸窝里，东西也顾不上吃倒头便睡，醒来吃点自带的干粮，又被虱子跳蚤咬得又睡不着了。这样折腾了五六天，后来到辉县县城，开始在街上摆地摊，两毛二分钱一个零卖，也很难卖，最后一狠心，一毛八分钱一个全部便宜卖给了一个邮政所。其中的酸甜苦辣真是难以言表。当我夜里摸着疼痛的双腿、被虱子跳蚤咬得睡不着觉的时候，或者坐在地上摆摊无人问津、面对墙上的毛主席语录发呆的时候，不由得想，这样的苦实在是吃不消啊，难道就这样度过一生吗？改变命运的路在哪里？民师当不上、参军不够格，思来想去，唯一的出路还是考学。考学！于是我暗下决心，通过考学来改变命运。这样来不及回家和父母商量，一咬牙，我就拿着卖笤帚赚来的几十元钱，自作主张到辉县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学习资料，回家后挤时间自学，自我加压，备战来年的高考。至于再参加高中补习班是不好意思再向父母要求了。
这样边务农边学习，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出人意料的是，过完春节，元宵节那天，我忽然接到了县一中的复习通知书，县一中在哪？又没有亲戚熟人，怎么让我去复习？要知道此前连县城道口镇也没去过呀！但无论如何，这对我来说是个天大的喜事，这是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可要去复习，半年的花销可不是个小数目，那时父亲正东拼西凑准备盖两间小瓦房，而且家里的粮食也不够吃。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已经召开，可还是集体经济，粮食奇缺，人们的温饱问题还没解决，要去远在县城的一中学习，对家庭来说的确是一件大事。怎么办？晚上我和父亲坐在煤油灯下商量，不去吧，这个机会实在难得，去吧，家里的一堆困难又摆在面前，作了好长时间思想斗争的父亲最后问我，你能不能保证考上？我鼓足了勇气说，能！父亲又问：“能考到哪儿？”我一咬牙大胆地说：“能考上安阳师专”。我之所以说能考上安阳师专，是因为比我低一届的邻居、从小的顽伴邱爱民上年已经考入了那个学校，成了十里八村的新闻，也成了我继续参加高考的动力，身边有现成的例子，父亲最后烟袋锅一磕下了决心：去吧！最后再试一次吧。
就这样，怀揣着自己的梦想，身负着全家人的期望，我进入了滑县一中七九级文科复习班。在一中复习的几个月，是我一生中永远难以忘怀的时期，学校成排的红瓦房、宽大的学生餐厅、高大古老的皂角树、掩映在紫色桐树花里的钟楼，让人感到新奇和神秘。晴朗的天气，站在学校西边的高台上，望着清晰可见的太行山，情不自禁地想，如果大学就在那高高的山上，我一定要爬到最高处，毛主席不是教导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么？当然，那时的生活环境是十分艰苦的，睡的是大地铺，阴雨或下雪的时候还漏雨露雪成夜睡不着觉。吃的也简单，玉米面窝头和稀饭，吃不起菜，经常抽空儿到老街买几个腌制的咸萝卜，拿到伙上让师傅帮忙切一切，一连能吃好多天。但学习氛围很好：那时的教师大多是名牌大学毕业，文革中被打成右派，现在打倒了四人帮，结束了动乱，从十年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老师，重新焕发了青春。他们知识和教学经验丰富，工作充满激情。记忆最深的，如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崔子贵，能背诵着讲解古文，教政治的王淑英老师，上课条分缕析，特别善于分析把握高考的知识点，高分值的论述题每猜必中，教代数的肖建求老师，再难的题经他一讲就能听懂(可惜我的数学基础太差，课下作业大多还是不会做，以至于高考只得了29分)。班里的学习氛围也很好，因为我们多数来自农村，都是靠一家人省吃俭用、亲友接济来学习的，特别对我来说又是最后一搏，自然是用了十二分的力气。知道自己数学差，不好拿分，把劲儿使到了文科上。那时的考题题型简单，不像现在有填涂卡，客观题多，那时只有注音、填空、名词解释、判断以及论述题等，死记硬背很管用，所以就拼命地背，深夜学校熄灯了，就在昏暗的路灯下背，有时忘了想不起来，就自罚性的跑到校外，站在炎热的太阳下面背，晒得皮肤通红，意思是看你还忘不忘。至于作文，除了老师布置的以外，还自己命题作一些练习，拿到老师家要求单独当面批改指导。就这样，半年的时间就匆匆过去了，终于提心吊胆的迎来了高考。在那个炎热的夏季，三天紧张的考试结束后，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原来有一道几何大题(大概20分左右)本来是会的，可到最后没解出来，一道政治论述题(记得是18分)，因为感觉很容易，早已烂熟于心，急于下笔，结果竟把“试论民主与法制的关系”答成了“民主于集中的关系”，到交卷时才发现，可是没有时间从新作答了。知道的失误有这些，没发现的有多少？心理懊恼的想，这次又完了，大学梦又要成空了。
等待结果的时间是倍受煎熬的，面黄肌瘦、心灰意冷的我，怕别人问、怕结果出来又名落孙山，几乎整天蜗在家里不敢见人。忽然有一天(不记得是哪一天了)下午，是个阴天，下着零星小雨，我和父亲在家边的杏树园里收拾打好的土坯，母亲收拾晾晒的衣服，一个大队干部前来找我，给我送来一封信，我拆开一看，竟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赫然是个被河南师范大学(之前叫开封师院，现在叫河南大学)录取的通知书！当时心理咚咚直跳，湿润着眼睛说，爹、娘，我考上了。
那一刻，连自己也不清楚是在梦里还是现实中，是喜，还是悲。
邱金玺：1983年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到滑县师范任教，1990年到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1993年12月县经济委员会，1995年12月县教育体育局，2019年4月退休，中华诗词学会、河南诗词学会会员。
相关链接：
邱金玺怀念刘增杰老师：永久的记忆
石迈远高考经历；为了梦中那一束微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