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历的1971年底，阳历的1972年初，我初中毕业。毕业证上写的是1972年元月。

       当时，我清楚地知道，上高中是绝对没有我的份儿的，因为，上高中是凭推荐，像我们这些“地富反坏右”的后代，这些“地主娃子”们，就不要做那个梦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毕业离校的那一天，天异常地阴沉，也异常地寒冷。同村的几个同学结伴离校的时候，大家也都是说说笑笑的，唯独我在离开校门的那一刻，眼睛有些湿润，鼻子也有些酸。我知道，从这一天起，我的学生时代将会永远地过去了，今生再也没有读书学习的机会了。

       然而，我有着强烈的上学的渴望。我五叔是公社中学的老师，于是我就恳请他老人家给我“跑跑”，五叔课教得好，有一定的威望。“跑”的理由是，我在学校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各方面的表现也都不错，不是说“注重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吗？但公社的官员们，谁愿意跟你讲这个政策？谁愿意为你这个“地主后代”去担自己的政治风险？更何况，那些说辞，本来就是官方套话，谁会给你当真？！所以，五叔的努力没有任何结果。

       至此，十六岁的我，正式成为“农民伯伯”！

       脏活儿累活儿，上山拉煤，冬季挖河，这些都是我日常干的。

       为了不被人欺负，我拜师学起了武术。

       为了掌握一些生存技能，我学过打铁，学过木工，还学过裁缝。

       为了手里有几个零花钱，我暗中投机倒把做起了倒卖木材的生意。

       眼看着村里的同龄人都成了家。只要成分好，就是半傻半憨，也能讨来老婆，而我还是光棍一条。于是我就想办法多挣点钱，准备托人到四川买个老婆，总不能一辈子打光棍啊！

       …………

       1978年的五一节，在公社高中教书的五叔回到家里来，劝说我参加高考，鼓励我勇敢地试一下。这又激发了我改变自身命运、渴望跳出“农门”的强烈愿望，唤醒了我深藏心中的那种曾经绝望但一直没有放弃的求学愿望，梦中的那一束微光又闪亮起来。

       高考报名，要有大队开的证明。我到了大队部，找到管公章的大队会计。谁知他说：你地主富农还想上大学嘞？做梦吧！我说：国家政策允许我们报名啊。他说，国家政策允许，你让国家给你开，我不给你开！后来托人说情，又送了两盒烟，他才千不情万不愿地给开了。

       1978年，我仓促应考，总分只有160多分。本村到教育局抄分数的那个人，是高中毕业生，这一年也参加了高考，虽然他也没有考上，但分数比我高几十分。当他对我说“你的数学是零分”时，语气中明显带着蔑视和嘲笑！

       但是，我却毅然决然地决定再拼上一年。因为，第一，我想圆我一直深藏心中的读书求学梦，希望再渺茫，我也要竭尽全力拼一把；第二，虽然1978年的考试成绩很差，距离录取分数线相当遥远，但却让我看到了希望，因为我亲身接触了高考考卷，消除了对高考的神秘感、畏惧感，觉得高考试卷也就是一套质量较高的练习题而已，跟平时的训练题本质上是一样的，只要全面系统地学习了，考出好成绩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承受着不怀好意的人的冷嘲热讽和怀着好意的亲朋好友们的真挚的劝告。不怀好意的人认为，初中毕业就想考大学，简直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在他们的眼里，我只能是一个跟他们一样并且不如他们的农民；在他们的心里，我只能是受人欺负任人宰割的“副社员”。心怀善意的亲朋好友们也认为我考上大学的可能性基本上是没有的，只能是耽误时间，因为那么多的高中毕业生都考不上，你一个初中生，想考大学，可能吗？尤其是78年高考成绩出来后，就那么一点点分……

       我不管那么多，我要毅然决然地前行！

       但接着，问题又来了：生产队不准我脱产学习，我必须跟以往那样每天出勤出工！

       那我也不低头。我上地干活儿时带着课本，利用休息时间学习。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完全属于我自己！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正是不让脱产学习，我只能在家里自学，这恰好能让我完全自主地作出安排：两个月复习初中数学，四个月自学高中数学，三个月学习语文，两个月学习政治历史地理，最后一个月总复习。练习资料少，正好可以集中精力吃透课本。这样说来，我还要感谢我们的“亲爱的”生产队长呢！

       1979年的高考成绩，对我来说绝对是大喜过望: 总分324，数学41.

       填报志愿，五叔说，开封师院这所学校很好，于是，第一志愿开封师院，第二志愿郑州大学……

       就这样，我跟同学们成为同窗，结下了永世之缘!

       石迈远，1955年出生，1979年考入河南大学，1983年毕业到许昌高中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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