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印尼“赵胡子”酒场老板的财富路

2023年12月06日 12:41 美中时报宋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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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17日——东京湾密苏里号上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已经过了半月——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中国商人、“赵豫记酒厂”老板赵廉，被日本人活活掐死在荒郊野外的丛林里。

其实，老板不姓赵，他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叱咤风云的作家郁达夫。

郁达夫（原名郁文），是父亲命名。子曰“郁郁乎文哉”，其父的文化底蕴可想而知。而且，纵观其一生，亦堪称循名责实。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文学天才”“中国卢梭”“诗人气质”“色情描写”“感伤颓废”“婚恋风波”“毁家诗记”……至今坊间还在绵绵不绝地议论郁达夫者，不外乎以上几个关键词，于是，一些网文煞有介事地给郁达夫戴上了“民国第一渣男”的帽子——郁达夫风流倜傥的人生态度也的确让捕风捉影的“网络写手”赚足了流量。

其实，“渣”与“不渣”，历史自有公论。即便是《沉沦》等小说里的“色情描写”，放在“中国人在日本受到的种族歧视”的背景上考察，也同样可以窥见爱国的心影与心响。

需要补充的是，郁达夫绝对是不折不扣的现代“现代陶朱公”——很少有人知道，临去世之前，郁达夫不是以“作家”而是以“酒店老板”的身份出现在新加坡的——迄今鲜见从金钱、财富、消费种种关乎“财经”的角度切入来闲聊郁达夫的文字，虽然他1922年3月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于经济学部，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关于这位现代“陶朱公”，还需从鲁迅说起。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是郁达夫最经典的鲁迅论——40年前给大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讲到郁达夫，笔者曾经有过疑惑：脍炙人口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是“达夫赏饭”之后的“打油”。世人皆知“无情未必真豪杰”一首，同样是“达夫先生哂正”。论人论事从不留面子的鲁迅，与创造社几乎是“不共戴天”，但是为什么与创造社的鼻祖之一郁达夫关系却那么融洽？

却原来二者的相似点颇多，尤其在“经济”一端。鲁迅12岁，爷爷入狱；15岁父亲病故，很快从“公子哥”变为“乞食者”。郁达夫更是一出生就在一个“不曾发迹过的破落乡绅”家庭，加上三岁丧父，“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同为母亲拿出了可怜的最后几块钱的川资，同为捉襟见肘没有学费而选择最便宜的学校，同为一旦有了几文钱就去光顾旧书摊……二者成为至交绝非偶然。

在郁达夫自传之三《书塾与学堂》里，有一段可叹的记载：1908年，十一二岁的郁达夫，就读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因为成绩异常优秀，受到了知县的提拔，让他直接升入了高两年级的班里，在整个县里引起了轰动。小小郁达夫一激动，向母亲提出一个要求，要母亲为她买一双皮鞋，以便炫耀一下。然而囊中羞涩的母亲，连两块大洋也拿不出来，只好带着儿子上街，到各个货店里去赊账，想“租”一双皮鞋而“分期付款”。可是跑了N多家，没有一家愿意赊账的。母亲无奈，只好把家里的衣服包起来，要去当铺抵押。郁达夫写道：“娘，娘！你别去吧！我不要了，我不要穿皮鞋了！……我拖住了她跪向了地下，她也呜呜地放声哭起来……自从这一次风波以后，我非但皮鞋不着，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苦者相往来，对于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时候而起的。”

所以，对于任何贫困潦倒的人来说，所谓的消费观只有四个字，节衣缩食。

1910年，郁达夫与徐志摩等一同考入杭州府中学堂，因为手里可怜的一点钱读半年都不够，打算废学回家。闻听嘉兴府中学学费膳费便宜，能够支撑半年，遂直奔嘉兴，还把一点剩余买了一堆旧书。

郁达夫在自传之六《孤独者》里说：“几个由零用钱里节省下来的仅少的金钱，就做了我的唯一娱乐积买旧书的源头活水。”“那个时候，杭州的旧书铺，都聚在丰乐桥、梅花碑的两条直角形的街上。每当星期假日的早晨，我仰卧在床上，计算计算在这一礼拜里可以省下的金钱，和能够买到的最经济最有用的册籍，就先可以得到一种快乐的预感。有时候在书店门前徘徊往复，稽延的久了，赶不上回宿舍来吃午饭，手里夹了书籍，上大街羊汤饭店间壁的小面馆去吃一碗清面，心里可以同时感到十分的懊悔与无限的快慰。恨的是一碗清面的几个铜子的浪费，快慰的是一边吃面，一边翻阅书本时内一刹那的恍惚，这恍惚之情，大约是和哥伦布当发现新大陆的时候所感到的一样。”

1914年7月，郁达夫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就读在医科部特设预，两年后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现名古屋大学）医学部就读。1919年11月，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直到1922年学成回国。

留日八年间，郁达夫依旧是穷学生一个。“自叙传”小说《沉沦》，把游子的“性”与对于祖国的爱交织在一起，清晰地揭示了彼时“零余者”即正直、善良、清贫的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而“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的带血的呐喊，显然同样昭示着作者本人经济的困窘。

郁达夫1917年3月11日日记说：“予辈月费只33元耳。以之购书籍，则膳金无出，以之买器具，则宿费难支。学工者不能于休假期中往各处参观工场；学医者不能于放课时间入病院实习诊案……”。1921年10月初，郁达夫从日本回国在安庆短暂执教，他在10月6日的日记中说：“单是这四点钟的讲义，倒也没什么，但是四点钟的讲义之外，又不得不加以八点钟的预备。一天12点钟的劳动，血肉做的身体，谁经得起这过度的苦工呢！我们之所以不得不如此之苦者，都因为有一部分人不劳而食的缘故。”而且，他在公开发表的日记里明确告诉世人：自己的议论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脱胎而来”。

回国后，这位全才小说家在安庆的专科教过英语，在北大讲过统计学，在武昌师大和中山大学教过文学，但是同样没有富裕过。

但是，即便“袋中无钱，心头多恨”，大冬天还是一件“资深”旧棉袍，郁达夫仍然是慈悲为怀而慷慨解囊。

一段流传于文学史的掌故至今尚为人传诵——

1924年11月13日，大雪纷飞，朔风怒号。“北漂”青年沈从文正用棉被裹着双腿——一说膝盖上绑两团棉花——坐在桌前写作。日前，他写信给几位知名作家，倾诉衣食无着的窘境，渴求帮助。随着门响，进来身材瘦削面庞清癯的30多岁的年轻人即郁达夫，他是收到信即刻赶来的。听沈从文诉说了在北平后境遇，郁达夫邀沈从文到附近一家餐馆吃了饭，拿五块钱付了饭费，把找回的三块二毛多钱全给了沈从文，还将自己脖子上的一条浅灰色的围巾摘下来，围在了沈从文的肩上，告诉他，自己看过他的作品，“你会成为大作家的！”。回到寒怆的住处，沈从文禁不住失声痛哭。直到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沈从文的眼里还是充满了泪花。

而郁达夫看望沈从文回去的当天，就写下了著名的文章：《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文章叙述了自己“爱莫能助”的困难：“我的经济状态比从前并没有什么宽裕，从数目上讲起来，反而比从前要少——因为现在我不能向家里去要钱花，每月的教书钱，额面上虽则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十七块，但实际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块”。而后，郁达夫用鲁迅笔法给“文学青年”沈从文指出了摆脱困境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去找一点事情干干，然而并不容易——即便是校对、家教、看护、门房，没人介绍你也是当不了，去制造炸弹搞革命更不靠谱。中策是回湖南老家，与老母和小妹对哭一天，昏睡一天——省几粒米下来熬稀粥，可惜现在回湖南的火车都不开，何况又没有路费。下策——“我想你还能胜任的，要干的时候一定是干得到的”——就是做贼！而且最好是从亲近的熟人做起，如果胆小，可以从我郁达夫开刀——“我晚上卧房的门常是不关，进去很便。不过有一个缺点，就是我这里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事。但是我有几本旧书，却很可以卖几个钱。你若来时，最好是预先通知我一下，我好多服一剂催眠药，早些睡下，因为近来身体不好，晚上老要失眠，怕与你的行动不便。还有一句话——你若来时，心肠应该要练得硬一点，不要因为是我的书的原因，致使你没有偷成，就放声大哭起来。”

呜呼！如前所述，“穷酸文人”是与“财富观”“消费观”扯不上干系的。

“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抗战洪波涌起，郁达夫踊跃前驱。1937年8月，“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郁达夫被公推为理事长，并与杨骚一同任《救亡文艺》主编，且47天内发文20篇。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武汉成立，郁达夫任政治部设计委员，当选为常务理事。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受命劳军。1938年，应《星洲日报》邀请，郁达夫前往新加坡从事抗日宣传，在船上写下了《岁朝新语》，坚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引发了强烈反响。在担任《星洲日报》主笔期间，他还同时编辑四五种刊物，发表了400多篇政论、杂文等，宣传抗日。在其影响下，海外华侨纷纷捐款捐物支持抗战，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郁达夫任“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和“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行委员，组织“星洲华侨义勇军”抗日。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与28位文化界人士流亡到苏门答腊岛。郁达夫化名赵廉，开了一家“赵豫记”酒厂。

在苏门答腊岛，为了躲避日寇的迫害，郁达夫隐藏了真实身份，化名赵廉，并蓄起了胡子，当时很多人叫他“赵胡子”。经商有方的“赵胡子”，向当地华侨募集了400盾的资金，和一同流亡到中国文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名为“赵豫记”的酒厂。他担任酒厂老板，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当会计。与王映霞分手后，郁达夫娶了只会讲印尼语、年仅二十岁的华侨女子何丽有为妻。俨然是一个“商业土著”。

曾经忧郁敏感的文人，摇身一变而为成功的商人，令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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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酿造出的白酒被命名为“双清”和“初恋”两个品牌，在市场上卖得很好。原因是：一方面，郁达夫在日本学习经济，可谓“科班出身”。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郁达夫懂日语、德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到苏门答腊后，很快就学会了马来语，与当地人的交流毫无障碍。

作为酒厂老板，郁达夫家中备有各种各样的酒品。他善交朋友，也颇有酒量——从其诗词里鲜明可见。然而，嗜酒如命的郁达夫，在开了酒厂之后，却变得滴酒不沾。他害怕酒后失言，暴露了的身份，掩护不了抗日同胞。

到他家饮酒者，除了当地的华侨、印尼人，还有日本宪兵。每当有日本兵到家里来要酒喝，郁达夫总是叫何丽有拿出专门为日本人准备的酒，并一再劝酒，直至他们喝醉。待日本宪兵离去，郁达夫常常愤恨地说：“让这种高度酒慢慢毒死这些坏东西！”妻子也常常为老公的血气而自豪。

同时，据史料记载，郁达夫在印尼还开办了制纸工厂，而且同样颇有盈利。

据他1945年所立的遗嘱记载：“统计目前现金，存两万余盾；家中财产，值三万余盾。丹戎宝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长百二十五米达，共一万四千余盾。”“纸厂及齐家坡股款等，因未定，故不算。”——一生穷困不已的穷作家，晚年在异乡他国却是无意间“家境殷实”，真是无心插柳，命运难测。

遗憾而无奈的是，郁达夫的日语好到了日本人都自愧不如的地步。于是，被迫做了日本宪兵队的翻译，为期半年多，尽管利用这一敏感职位，保护了陈嘉庚等进步侨领和一些地下党员——在郁达夫当翻译期间，当地没有一个华侨华人被日军杀害——但是，作为日寇罪行的“知情者”，日本绝不会放过他，他也是心知肚明。

1945年农历正月初一，郁达夫写下遗书：“余年已五十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此等潇洒现当代作家里又有几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而就在彼时，因宪兵队汉奸翻译洪根培的告发，郁达夫真实身份暴露。8月29日晚，郁达夫正与朋友谈话，一位二三十岁的青年进来，把郁达夫叫到门口，讲了几句话。之后，郁达夫返回客厅向大家告辞，说是先出去一下，暂且失陪。他的语气相当平和，神色也无异样，甚至都不曾换件衣服，身穿睡袍，脚趿木屐，离开家人和朋友。

然而，郁达夫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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