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12点28分，江平先生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与世长辞，距离他94岁生日，只差9天。
江平先生是一位名垂青史的教育家。他在中国政法大学被称为“永远的校长”。其实他担任校长只有一年零七个月，加上此前担任副校长，不过七年而已。据我对中国当代教育史的观察，他与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都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大学校长。他们掌校的时间都在80年代。以后30年，虽也有赢得公众赞誉的校长偶然出现，但80年代的盛况已成绝响。前几天参加新三届四十年海上论坛，学友张志鸿还发出提问：虽然新三届中已经走出了很多大学校长，但有几个可与刘道玉、朱九思、匡亚明、丁石孙、江平、章开沅等人媲美？
所幸的是，江平的教育家生涯并未因免去校长之职而中止。他从1991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持续二十多届，得他亲炙的学生逾百。我只认识其中个别人，比如王涌、杨玉圣，江平对他们不仅传授以学术，同时影响其人格。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受他帮助者不仅有门下的学生，还有一些年轻的法学界知名人士，他也曾雪中送炭。
江平先生又是一位造诣深厚的法学家，他在民商法领域的成就为学界所公认。
更重要的，江平先生还是一位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的社会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中国，经常发生一些破坏法治、倒行逆施的恶性事件，常见他和张思之等人挺身而出，发出正义的呼声。为了中国从人治向法治迈进，抵抗倒退，他以病残之躯，不遗余力地奔走疾呼。因此和郭道晖、李步云并称为“法治三老”。
90年代初，我最初从陈芬辉教授口中听到江平的名字。陈芬辉比江平年龄稍长，其子陈坪和我是大学同学，单位同事。陈芬辉从山西财经学院调到政法大学教书后，和我聊天，说本校他最佩服的就是江平教授。
1993年，央视播放国际大专辩论赛，江平出任评委，我通过电视第一次感受他演讲的风采。他即席点评，高屋建瓴，睿智的思想让我眼前一亮。以后，我在各类媒体上见到江平的言论，都留意关注。
后来我参加《学习博览》杂志创办，招聘编辑。一位法学女硕士前来应聘。我出了一道面试题，问当今法学界你钦佩的学者是谁？她先是无语，想了一会儿说，是江平，他是我导师的老师。我又问，你怎么理解江平？她又想了一会，神色茫然地说，可能是教书育人吧。我意识到，她既没有读过江平的著作，也不了解江平的精神，只是听说江平的名字而已。身为法学硕士，自然无法录用。
孙国栋举办《律师文摘》年会，邀我参加，让我第一次有机会现场聆听江平教授的即席演讲。
2011年，赵国君主办独立艺术论坛，邀请我担任评委，七位评委经过认真评议，评出戏剧家沙叶新、画家李斌、雕塑家高氏兄弟、纪录片导演徐星和歌手周云篷获首届艺术独立论坛奖，赵国君请江平为沙叶新颁奖，我才有机会和江平先生近距离接触。
真正和江平先生共事是在《炎黄春秋》。2014年底，我参加《炎黄春秋》编辑部工作。次年江平出任《炎黄春秋》顾问。《炎黄春秋》杂志早期的顾问，有的是荣誉性的虚职。后来顾问成了参与决策的实职。2007年后的顾问是杜润生、李昌、于光远、李锐四位前中顾委委员。于光远、李昌去世后，增加了曾彦修、何方。2015年曾彦修、杜润生去世，又增加了江平、郭道晖、陶思亮、胡德华。他们都参加社委会。这时杂志已经进入多事之秋。每逢大事、难事，顾问都要来社参会，研究应对之策。这就让我和江平先生有了同场议事的机会。有一次商议不许谈“宪政”怎么办？江平说，那就谈宪治，意思是一样的。
我想，杂志应当向读者展示新任顾问的风采。邢小群此前采访过郭道晖，于是选出一段口述，以《从人治到法治的历程》为题刊出。陈夏红曾协助江平做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我又与陈夏红联系，选出一段《立法回忆》，在2016年第7期发表。江平讲述了1983参与经济立法工作，1985参与《民法通则》的制订，1986承担行政立法研究组的工作，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起草，1988年当选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参加各项立法工作的诸多往事。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过铁路时压断一条腿。成了靠义肢行走的残疾人，为了《残疾人保障法》的顺利通过，他在人大常委会做了专题发言。他还讲述了对三峡工程投弃权票的过程和理由；讲述了七届人大八次会议上，他和董辅礽、厉以宁为罢免之事，坚持不发言。这些细节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可惜的是，这已是我在《炎黄春秋》编辑的最后一期杂志。
接着，在菜市口的一家宾馆，举行了法律论证会，江平、郭道晖、李步云、高锴等法学界前辈，亲临会场，依据法理，为《炎黄春秋》的命运仗义执言，至今让我难忘。
此后，我们和杜导正共进退，便再也没有和江平教授共事的机会了。
2019年12月28日，是江平九十大寿。出于敬意，小群为他画了一幅素描。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江平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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