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我母亲马上就过70岁生日，却因为罹患癌症，阖然离世。我当时正在美国攻读信息科学硕士，利用寒假回国探视母亲的病情，没能等到为她老人家送终，便匆匆离去。后来看到追悼会的录像，数百人参加，大部分是她的学生，个个痛哭流涕，我也边看边伤心落泪，痛惜母亲走的太早。俗话说“善有善报”，我母亲是公认的“大善人”，老天对她太不公平！
我母亲，靳友梅，1923年出生于河南南召县皇路店乡的一个富裕家庭，虽说那时重男轻女，我姥爷还是揹着我母亲，送她到学校里读书，甚至后来让她去省会城市开封上女师。那时候我母亲就处处关心同学，落下“善良”的口碑，甚至于在开封市青年夏令营时被推选为整个营区的总召集人。
毕业后，我母亲在开封的小学里教书，我父亲中央大学毕业后继续在中央研究院攻读硕士，后谋职教育部编译局。我母亲的舅舅，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任访秋认识我父亲，1948年从中牵线搭桥，我父母喜结连理，我母亲也到南京工作，安家在玄武湖畔。第二年就诞下我，可是我父亲却因上街游行庆祝中共的生日，不能陪伴在母亲身边。我母亲在生我之前，患有疟疾，因此我一出生，身上就带有疟原虫，刚满一个月就“打摆子”。我母亲看着浑身发抖的婴儿，抱在怀里，痛哭流涕，自恨给孩子带来灾难。
1951年我父亲在北京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北师大女附中任中文教研组长，我母亲带我移居北京，但已有孕在身。我父亲担心影响我母亲的工作，主张堕胎，我母亲却坚持生下我妹妹。我被送进位于牛街的燕京幼儿园，我妹妹只好雇佣保姆桂大娘照料。
此事相隔十多年，1964年我父亲带我和大妹妹再访北京时，我母亲给我桂大娘的地址，让我兄妹俩去拜访老人。我们按照地址到北池子大街找到桂大娘家，送上礼物，我妹妹还送上当年桂大娘抱着她的照片。1974年我母亲带着我表姐和小妹妹去北京，又带着礼品去拜访桂大娘一家，感谢桂大娘在我家困难时期的帮忙，没有任何主雇关系的傲慢。在我母亲的关照下，我每次去北京，都要到桂大娘家，她与女儿一家生活在一起，就好像去拜访自己的家人。
特别难忘的是，1977年国庆节，我们夫妇二人到北京旅行结婚，到桂大娘家。当晚天安门广场鸣放礼花，在桂大娘家位于故宫东北角的房顶能看得非常清楚，我们与首都人民共同欢度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庆典。1987年我去美国时桂大娘依然健在，1992年回国省亲，到北京去拜访老人时，她已故去，我只能在老太太像前鞠三个躬，愿桂大娘安享天国。
后来每次回国路过北京，我都要带些礼物去拜访桂大娘女儿一家，“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我绝不能忘记母亲的嘱托。
1953年，我父亲受聘于河南大学中文系，我母亲带着我兄妹二人随后也移居开封，住在河大校园内的西二斋。我母亲谋职河南大学物理系办公室，有次我和母亲去大食堂吃饭，路过七号楼，那时还是图书馆，看见一个女学生站在三楼的窗口，喊着什么我也听不清，准备往下跳。我只听母亲对她喊“不要想不开，要不让我接着你！”可是说时迟那时快，那个女学生哭着跳下来，我母亲赶快用身子挡住女学生，但还是摔到地上，满身是血。那时学校隔壁还是医学院，我母亲叫人赶快抬担架，把我一人留在那儿，随着担架一起去医院，我只好自己去食堂，后事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但从中看到我母亲的品质，一个素昧平生的学生，要寻短见，我母亲却毫不犹豫地用身体挡住，并且把我丢一边，随担架而去。虽说那时我才四岁，可是对这件事记忆犹新，那个女学生跳下来的身影不断闪现在眼前。
1954年，我母亲考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选择学前教育，也就是今后培养幼儿园的老师，把毕生献给教育儿童的事业。她知道如何教育孩子，每次放假回来，利用北京的特殊环境，给我们带很多图书、玩具，甚至家用的修理工具，例如锯、锤、刨、钳，让我学着修理家里的东西，或制作诸如小房子之类的东西。她还为我们订阅了很多适合儿童阅读的刊物，有《儿童文学》、《小朋友》、《民间文学》、《少年文艺》、《民间故事》、《少年报》等。结果我家成了家属院小孩子们的集散地，放学后都跑到我家看书，玩玩具，该吃晚饭，一哄而散。
1959年我母亲大学毕业，把她分配到开封市教育局，负责幼儿园的工作。我母亲认为要搞好幼儿园的工作，首先要培养一批懂得幼儿教育的老师，建议成立幼儿教育老师培训班，由我母亲亲自主持，获得批准。培训班从开封市几所知名幼儿园抽调四位教师，每期培养40名学生，吃住学都在一起，我母亲本可以在教育局里享享清福，指导指导幼儿园的工作就可以了，但她考虑到开封市幼儿教育的现状，自告奋勇地建议开办幼儿教师培训班，并且自挑大梁，与参加培训的学员同吃同住，置我们姊妹三人于不顾，心里想的是广大小朋友的教育。
培训班办了二期，国家进入最困难时期，只好停办，不过有80名经过培训的幼儿教师，对开封市的幼儿教育还是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当然我母亲经过这次培训，在开封市的幼儿教育界树立了权威形象，因为各个幼儿园的骨干教师都是从培训班里培养出来的，对我母亲十分尊重。
1961年，我母亲又怀孕了，但因为她致力于幼师培训班的工作，劳累过度，饮食欠佳，罹患肝炎，因此想把孩子打掉，已经到了医院，我表姐得知情况，赶到医院，生拉硬拽把我母亲拖回家，说孩子生下来我照看。我小妹妹生下后，母亲因为肝炎不敢喂她奶，就花100多元买回一只奶羊，我们兄妹三人每天放学后轮流把羊牵到城墙边上的草地里，让它尽情地啃草，回家后由我挤出羊奶，我又学会了一项本领。挤出的奶一边喂婴儿，一边让我们几个孩子喝，即令这样，我依然得了肝炎，我母亲马上把我送进医院，住进传染病房，而她患上肝炎，却舍不得花钱住院治疗。
我母亲曾下放劳动到开封制线厂，认识了一位会计女士，关系特别密切，不断请她到我们家做客。后来我母亲又到大厅门小学任教，认识了同校的一位老师，曾留学日本，被视为有历史问题。我母亲得知二人都是单身，便有意撮合。在哪儿见面呢？我母亲把二人请到我家做客，作出丰盛的饭菜，让他们彼此认识。后来女方对男方的出身问题有所顾虑，我母亲给她解释说留学日本，能够回国，说明他非常爱国。另外能到日本留学，说明他非常聪明，在开封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我母亲的一番话，解除了女方的思想疑虑，二人终于走进结婚殿堂。恢复高招后，河大外语系急需日语教师，这位男士应聘到外语系执教日语，不久便成为教授，我母亲帮他们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我母亲在大厅门小学与本校教导主任关系密切，因为当年都在开封女师就读，得知她仍单身。另外我母亲还和河南大学的一位知名教授关系密切，我们家和他们家曾同住一个屋檐下，知道他不久前丧妻，于是有意介绍二人认识。同在教育界，同是高级知识分子，一拍即合。婚后他们的关系十分融洽，女方把男方的子女视为己出，男方的子女也对女方尊重有加。我母亲简直就是一个“红娘”，在她认识的人中，女士比较多，很多都是她的学生，如果她认为某个男士能与哪个女士般配便积极介绍，人家也信任我母亲，所以撮成不少婚姻，我常见新婚夫妇到我家感谢我母亲使他们得以相识。
1963年暑假，我到河大体育系的乒乓球大厅和体育系的学生打乒乓球，中午吃饭时，天降瓢泼大雨，狂风大作，我冒雨回到家。到了夜里，我感觉头像裂开似的，一量体温，42*，我父母用自行车把我推到医院，医生怀疑是乙型脑炎。第二天，马上抽脊髓化验，6个脑细胞，确诊轻度脑脊髓膜炎。我的头痛得厉害，眼睛好像要暴出来，我母亲在我身边，不断替我揉头。我父亲经医生介绍，到中医院聘请名医为我治疗，下班后，名医在我父亲陪同下来到我的病房，带着一盒银针。只见名医用几根银针在我头上和腿上扎上去，用手捻来捻去，一会儿头就不那么痛了。但是我母亲不放心，一夜陪伴在我身边，不时替我揉揉头，减轻疼痛。
1966年，我母亲罹患梅尼尔氏综合症，住进医院，头晕得厉害，感觉天旋地转。我和大妹妹都在学校“抓革命”，只能抽点空到医院探望我母亲，我父亲也在学校被批斗，根本不可能去看望我母亲，只有我表姐经常陪伴在我母亲身边。我母亲对我们俩虽说略有怨言，但她理解我们，没有时间就不要来看她，只是教导我不要参与武斗。住院一个月，我母亲基本痊愈，但我却不像我母亲那样整天陪伴她的身旁。
1967年，开封发生了“7.15”事件，我母亲害怕我去参加武斗，从河大跑到小南门外的我们学校，找到我，一直紧盯着我。我当时心血来潮，想办法甩掉她，她就跟着我到南土街后来刘少奇的逝世处，死拉硬拽把我弄回家。她告诫我不管参加哪一派，不能参加武斗是基本原则，两边打死打伤任何人都是罪孽。为了让我安心在家，她把我舅舅的手风琴借过来，让我学拉手风琴，免得到外面惹事生非。
1965年，我母亲离开教育局，到东棚板街小学幼儿园工作，是学校的最高工资。她们学校有一位从农村来到老师，家景贫寒，但收入很低。我母亲可怜她，每月给她5元钱，让她的生活略有小补。谁知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位老师仗着出身好，率先批斗我母亲，说她腐蚀拉拢贫下中农，让我母亲有口难言。“文革”平静下来后，这位老师得了癌症，我母亲马上到医院去看她，并送给她50元钱，惹得我们家人都怨声载道。我母亲却说，人家已经病危了，还有什么冤仇不能解开呢？
她们学校还有一位语文老师，“文革”期间带领一帮人去抄我家，把东西翻腾得乱七八糟，还抄走一些东西，一直都没有还。“文革”过后，秩序恢复正常，教育事业蒸蒸日上。我父亲是河南省中小学语文教学权威，那个老师去我家登门请教我父亲，我妹妹准备开门，看见是他，拒绝入内，我母亲听见了，赶忙过去把他请进来。我妹妹抱怨不应该让这么个坏蛋来我家，我母亲却说“文革”时期大家都这样，过去的事就算了，冤冤相报何时了？
大串联，我从北京乘车直达广州，开始感觉很稀奇，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起义陵园、中山纪念堂等过去只听说的地方游览，过了一个月，一直没有火车票，走不了，钱快花完了，怎么办？我忽然心生一计，何不徒步串联，沿着红军长征路线走一遭？于是我贴出告示，让有意参加者来我住的接待站报名，没几天就有12个人报名，几乎都是河南人。根据广州市政府的政策，凡徒步串联者，每人可领10元钱（是领不是借），我们12个人由我出面领了120元，然后分发给他们。谁知有8人刚领了钱就不见踪影，剩下我们四人，开始行动。我们沿着京广铁路一路北行，到了韶关，脚底磨出水泡，都打退堂鼓，坐火车回家吧。
有一位女士，家住郑州，父母都是省里的高干，开封是省会时在开封上幼儿园，和我的一个好友是同学，反正串联把心跑野了，她就跟我一起回开封去看望老同学。到开封问题来了，让她住哪儿呢？我硬着头皮把她领到家，我表姐看我领回家一个大姑娘，高兴得合不拢嘴，我母亲却一脸阴云，把我叫到一旁问是怎么回事。我把前因后果讲给她听，她问女孩住在哪儿，不能住在我们家，怕街坊邻居说闲话，对女孩子不利。没办法，我只好把女孩子送到我们学校的接待站，得罪了她。
到了“复课闹革命”，学校让把串联借的钱都还回去，可是我们的10元钱是领的，不是借的。我母亲知道后，催促我把我的10元钱汇往广州市政府，说不能沾国家一点便宜，可是我们学校有的学生从新疆借解放军的绵羊皮军大衣都没有还。
我们家我父亲和我表姐都有些重男轻女，对我特别照顾。我母亲一直坚持男女平等，不断地告诫我们，什么东西都要平均，让我对三个妹妹公平相待，不能特殊。
我结婚在北京买回来的家具，我妹妹想要，我母亲就对我说，你是哥哥，要让让你妹妹。我太太生下女儿，我妹妹正好小产，我女儿刚满月，我母亲就让我太太回她娘家，让我妹妹住到我家。我女儿比我大妹妹的女儿年长两岁多，有时候逗她玩，惹得她哭，我母亲看到后就会严厉地批评我女儿，说只能哄着妹妹，逗妹妹品质就有问题。她把幼儿教育的那一套完全照搬到家庭教育。
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封恢复了幼儿师范学校，我母亲理所当然地回到她的老本行，但已是年近花甲。可是她每天早上都是匆忙吃点早饭就去学校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妹妹的学校与她学校相邻，我妹妹认识她的学生，她们告诉我妹妹，你母亲每天早上早到，用拖把把整个三层楼擦得干干净净，而不少年轻老师却袖手旁观。我母亲后来被开封市妇女联合会推举为市政协委员，按行政级别应该享受处级待遇，和校长平级，但她仍然每天早上擦楼梯。我就奇怪了，难道她们学校“竟无一人是男儿”？可见世风日下啊！
1991年，我母亲想念我们一家，获得签证，来到美国，我们三口到机场接上我母亲，她搂着我女儿痛哭流涕。回到家，她立即拿出为我女儿带来的算盘、毛笔、镇纸（我父亲的传家宝），以后每天放学，都要教我女儿写毛笔字，练习打算盘。我女儿临摹了几张大字，寄回开封，我父亲拿着到处显摆。我夫人去上班，女儿去上学，我在外埠读博士，我母亲一个人在家无聊，到地铁站周围转悠，看见一个老太太摆地摊卖一些日用品，一问得知一天能挣百十美元，她也心动了，说趁着还能干动，挣几个钱，回国能让你爸爸和大姐吃点好的，但我们不能让我母亲顶风冒雨沿街叫卖。美国的红蛇果既便宜又好吃，每当我母亲吃苹果时，总忘不了我父亲，说你爸爸要能来，不是也能吃上这么好吃的苹果了吗？趁着我母亲在美国，带她去大瀑布，谁知她晕车，一路呕吐不止。到了大瀑布，她晕得下不来，可是怕耽误我们游览，就让我带着女儿一起去。我心疼母亲，让太太领着女儿去看看大瀑布，我陪着她，我母亲不时地劝我过去，免得她们不识路。
1992年夏天，我乘暑假送我母亲回国，谁知回去后就发现她得了癌症。在母亲弥留之际，又回国为她过了70岁生日，告别时知道是永别，但要紧压着悲痛，向母亲磕了三个响头。
刘一林，1949年出生于南京，1953年移居开封，1977年考入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1987年赴美留学，先后攻读美国史硕士，高等教育管理博士，信息科学硕士。现居住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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