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友先出版工作选集》:中国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历史记录


2021年03月17日 07:46     《编辑学刊》    陈昕

       与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大潮相随,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发展波涛也十分壮丽。作为出版业改革发展40年的亲历者,我十分留意这一时期国家出版行政部门主事者的新作面世,尤其是回忆录和口述历史,因为其中蕴含着出版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决策的来龙去脉和情境细节,也流淌着作者对出版工作的独到体验和睿智识见。当年收到老署长宋木文同志的《亲历出版30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八十后出版文存》《一个“出版官”的自述》三本书后,我都是挑灯夜览,一气读完,欲罢不能。近日收到又一位老署长于友先同志的新著《于友先出版工作选集》,也是急不可耐,一睹为快,细细研读。



       于友先同志于1993年5月至2000年9月担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其后又担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11年,直至2011年,前后近20年。这部著作分上下卷、8个部分,选收了119篇文稿,完整地展现了这一期间我国出版业改革发展的整体状况、指导思想、重大战略和重点工作,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史料。


       在我看来,这部著作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对1994年初新闻出版署根据中央大计方针,联系新闻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实际,提出并实施的“实现新闻出版业阶段性转移”的目标和过程,作了全面而详实的介绍。于友先同志上任之初,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新闻出版业在快速发展和向市场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如:出版社增长过快,缺少优秀的专业人员,致使出版物质量参差不齐;出版社追求经济效益,抢热门选题,造成严重的重复交叉出版现象;出版社片面追求数量,导致相当数量的出版物质量不高,低层次重复;出版领域“拜金主义思想”抬头,出现“买卖书号”的不正之风;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于友先同志与新闻出版署党组成员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决定,提出了“坚持方向,深化改革,实现新闻出版业的阶段性转移”的工作思路和目标。具体来说包括3个方面的转移:一是从发展阶段来说,从实际存在的以规模数量的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二是从管理手段来说,从具体的行政管理为主向宏观的依法行政为主转移;三是从体制改革来说,从传统的事业管理为主向产业管理为主转移,并进一步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3个转移的核心是新闻出版业从规模数量的增长向优质高效的增长转移。围绕着这个提纲挈领、统揽全局的工作目标,新闻出版署针对存在的问题,用了整整7年的时间,把全国出版界的力量凝聚起来,抓质量,抓管理,抓调整,抓改革,抓队伍,一年上一个台阶,形成了出版业繁荣和发展的新局面。


       实现“从规模数量的增长向优质高效的增长转移”,是一个具有战略转型意义的长期任务,绝非短期突击便可大功告成的,由此可见当时作为国家出版行政部门最高领导人的于友先同志的战略眼光和定力。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出版业,在经济起飞时期,也都经历过一个规模数量盲目扩张的阶段,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在市场力量的约束下才走上优质高效的轨道。君不见,2005年启动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后,我国出版业又出现一次规模数量的“大跃进”,全国出书种数在短短的几年内从20多万种上升到40多万种,整整翻了一番。相伴随的是,内容平庸、质量低下的图书充斥市场,出版社之间“跟风”“克隆”现象普遍,甚至有出版“伪书”来欺骗读者的。由此引起了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重视,又一次提出了控制数量、提高质量的工作要求。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追求规模数量的粗放增长方式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有其必然性。出版产业首先会最大限度地从规模和产量上进行扩张,只有当这种增长所掩盖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在新的发展阶段逐渐暴露,并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这种增长方式才会受到质疑和挑战,转变增长方式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改革会逐步深入,并最终真正形成优质高效的增长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及时发现和解决发展中暴露和出现的各种问题。于友先同志在“风起于青蘋之末”时,就敏锐地发现问题,并切实地加以解决,实在难能可贵。


       于友先同志主事新闻出版署的8年,是中国出版业新一轮改革的酝酿和启动阶段。书中有不少文稿讲述了为实现“阶段性转移”的工作目标,新闻出版署在组建集团、建设大型书城和连锁书店、建构现代物流体系、打造出版产业链价值链方面的思考和实践,读后将我们又带回那个火红的出版改革试点岁月。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报告中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为了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新闻出版署在四川峨眉山召开了由部分省市新闻出版局负责同志参加的研讨会,专题研究组建新闻出版集团的问题,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于友先同志谈了署里准备开展组建新闻出版集团试点工作的想法,认为这不仅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出版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而且有助于从产权关系、法人治理结构方面改造现有的出版组织,培育新的市场主体,进而做大做强新闻出版产业。他还特别指出,组建新闻出版集团的试点工作,“要着力回答和解决好这样几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从管理体制上确保党对新闻出版业的领导;二是如何形成有利于新闻出版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工作机制;三是如何将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与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统一起来;四是如何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于友先同志的讲话,为随后开展的全国新闻出版集团组建试点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


       我在会上结合那几年对美国、欧洲、日本大型出版传媒集团考察的情况,谈了从出版产业发展的角度分析出版集团的组建问题,应该具有传媒业的观念、知识经济的观念和竞争的观念,并论述了组建出版集团应该注意把握的10条原则


       (1)坚持党的出版方针;(2)体现规模经济的要求;(3)通过强强联合的途径;(4)适当考虑相关相近的原则;(5)有助于形成多种媒体互动发展的综合效应;(6)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对业务进行重组;(7)有利于新的增长点的形成;(8)形成多元经营的格局;(9)逐步引入现代企业制度;(10)既坚持集团公司的一体化领导,又充分调动出版社的积极性。我的这篇发言经整理后发表在1998年2月6日的《中国图书商报》上。之后,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的指导下,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制订集团组建方案,先后八易其稿,最后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于1999年2月成立了全国出版业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拉开全国出版业集团化改革试点工作的大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改革试点工作一直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的指导下进行,2000年夏,于友先同志还亲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指导工作,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在于友先同志的支持下,我们还开展了创办中外合作企业的探索。世纪之交,我国加入WTO的步伐加快,国外大型出版传媒集团纷纷来到中国寻找发展机会。如何抓住加入WTO前的时间窗口,以有利的条件与外资成立合资合作企业,利用跨国大型出版传媒集团的资金、资源、技术、渠道和管理经验发展壮大自己,是我们考虑的一项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我们与全球五大音像出版集团之首——美国索尼音乐集团达成了合作意向,拟成立中美合作上海新索音乐有限公司,总投资2000万美元,中方以3条光盘生产线和无形资产入股,占51%。由于当时文化领域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鲜有前例,这家公司的业务又涉及音像制作权、复制权和分销权3个许可证照,我们专门去北京向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汇报此事,得到了于友先同志的支持。他提醒我们要牢牢把握合作企业的主导权,充分利用国际传媒出版集团的资源拓展市场空间;后来又在中央领导同志听取这个项目的汇报时,明确表示新闻出版署支持这个项目,从而促成了当年全国文化领域这个投资规模最大的中外合作企业的成立,并很快地成为中国最大的音乐制作企业。


       于友先同志是少儿编辑出身,是编辑出版工作的行家里手。这部选集上卷的第四部分集中讨论了少儿读物的编辑出版工作,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既谈少儿出版工作的现状,也谈少儿出版工作的未来;既肯定少儿出版工作的成绩,也指出少儿出版工作的问题;既论述少儿出版的方向和意义,也讨论少儿出版的经验和体会——不乏真知灼见。书中收入的《中国民族动漫的发展》等文章,让我回想起中国出版业打造动漫产业链的探索。


       1995年8月28日,江泽民同志曾给上海动画界写过一封语重心长的信,希望我国动画艺术工作者“不断推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的动画艺术精品,为少年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让我国自己的动画英雄形象成为广大少年儿童的楷模和朋友”。之后,李鹏、李岚清同志也曾先后对我国动画艺术的发展给予过指示和鼓励。为了落实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于1996年启动了“中国儿童动画出版工程”,亦即“5155”工程,建立了华东、华北、中南、东北、西部5个动画出版基地,出版了15类大型儿童动画图书,创办了《中国卡通》等5种动画刊物。




       于友先同志在书中详尽地记叙了新闻出版署狠抓“5155”工程的过程,指出:“我们的动画读物的发展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跟着别人走,这很便当。事实证明,跟着别人后面走,总是摹仿他人,这是没有出路的。另一条路是创立中国的卡通形象,走自己的路,这是很艰难的。在这方面,要有使命感,要舍得投入,要争夺卡通图书市场,并要开发市场、培育市场。”他还强调:“坚实地扎根于中国文化的沃土,以民族精神为内核,用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塑造我们自己的动漫形象,创造出中国民族动漫的品牌,这是我们民族动漫生存发展繁荣的根本。”至于如何形成本民族原创动漫品牌和产业,于友先同志主张在重视原创的基础上推动形成完整的动漫产业链。他说:“我们要围绕优秀的民族原创动漫作品和动漫形象,努力开发周边产业,整合产业链,包括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玩具、文具、食品、服饰、娱乐设施、游戏产品、动漫展会等。通过衍生产品的综合深入开发,扩大和增加我国民族动漫产业规模,通过市场机制来真正形成我国民族动漫产业完善的产业链。”于友先同志的这些论述为中国出版业拓展动漫产业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在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下,本世纪之初,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创办了《漫动作》期刊和世纪华创文化形象管理有限公司,依托内容、形象和品牌,展开了一系列的探索,先后创作了许多动漫形象,推出了几百种健康时尚的儿童动漫读物,累计销售额高达5亿元;拍摄和代理了多部儿童动漫电视剧,先后在全国上百家电视台播放,还进军海外电视播放市场;开发了一些手机动漫游戏产品,有的成为中国移动同类游戏的季度冠军;培养了本土化的舞台表演团队,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演出,2010年还成功登陆上海世博会;利用形象授权方式,在玩具、文具、食品、服装、鞋帽和品牌代言等一系列领域,累计开发衍生产品3000多种,实现零售价值70多亿元。根据世界品牌授权协会2011年的资料,世纪华创公司在非自主拥有工业生产的中国动漫企业中,综合实力仅次于迪士尼(中国),名列第二位。


       于友先同志十分重视图书的编校质量,他在选集上卷的第二部分“加强管理”中,反复强调质量是出版物的灵魂,是出版工作的生命线,说到提出“阶段性转移”战略目标的最初动因之一,就是要提高质量,建立起各类出版物的质量保障体系。书中所收的1997年于友先同志就校对工作致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杨牧之同志的信,对今天的编辑出版工作仍有重要的意义。当年一些出版社在经济压力下,为降低成本,纷纷裁并校对部门,大搞“编校合一”,致使图书内容差错增多,一些同志还以“无错不成书”自慰。对此,于友先同志在信中尖锐地指出:“校对是出版工作的一般规律,编辑和校对的工作任务和要求都有质的区别,‘编校合一’是明显违背出版规律的。”信中还说道:“我不反对出版环节中的诸如版式装帧设计、校对等项工作逐步实现社会化,但什么样的人能够创办这样的社会化服务机构,也必须有资格的认证,工作质量要接受管理和监督。如果说出版体制改革,改来改去,就是把校对给‘革’掉了,我认为那不叫改革。”这些话说得何其好也,如果不是对编辑出版业务有深刻的认识,对基层的情况有深入的了解,是不可能发出如此击中时弊的呼声的。


       于友先同志还在《坚守图书质量的最后防线》中进一步指出“编校合一”导致的“无错不成书”的原因,在于出版工作中的急功近利。他引述宋原放、李白坚著《中国出版史》中分析明代出版业得失的一段话:“是急功近利,使坊间书肆发达起来,造福文化;又是急功近利,使坊间书肆邪出正道,给文化事业造成了后患。”他进而要求出版人牢记“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的教训,认真做好编校工作,不给当代读者提供“错本”,不给后代学子留下后患。急功近利仍然是今天出版工作需要解决的顽症。


       于友先同志的这部著作内容丰富,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远不是我这篇读后感所能概括的。希望出版界的同志都来读一读,从中获取继续前行的动力和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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