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左至右：孙广举、刘思谦、鲁枢元
在早些年举办的“中原作家群论坛”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女士，还有许多人都说到当年河南文坛评论界的“三套车”。
“三套车”这个语汇的出处与一首俄罗斯民歌有关：“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五十年代的文化圈里逢人都会唱两句。这里人们说的是20世纪80年代跑在中原文坛上的“三套车”，三匹拉套的马：孙广举、刘思谦、鲁枢元。三匹马都先后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孙广举常用的笔名则是“孙荪”，官至河南省文学院院长；三套车中排行第三的敝人，落荒而逃，一口气跑到天涯海角。倒是刘思谦教授坚守在母校，雷打不动。
当代著名作家张宇
在80年代的文坛上，这三匹马的表现如何，给人留下何样观感，这里权作一回“文抄公”，将著名小说家张宇先生的一段妙文转录如下，看看小说家是如何评论评论家的：
据说河南评论家的名气比作家大。作家们这么说。评论家自己好像也这么说，不过只在他们那圈子里悄悄说。咱给他公开出出丑，先收拾他三位：
孙荪高大魁梧，见面说话却和风细雨，甚至乱七八糟什么都能和你海吹神聊。当然并不着意和你沟通，是在不知不觉地了解你，为他的学问所用，也挺功利的。但仍然使你亲切。于是对他的信任和亲切就多于尊敬，使你想说起他来，说什么都方便。我总觉得这个人会成为知己，咱死前有什么放不下的事就可以托他。
无论你谈什么，孙荪都知道。只要你问，他都会认真风趣地给讲给你听个够……常觉得他是一本厚书，或者说是一本辞典，书本的，生活的，大全。有时候知识不够用，就要上他那拿点。代价当然是先出卖自己。在他面前，总觉得自己没有学问，永远也当不了知识分子。
他主要写评论。也著散文，而且是有影响力的散文家。他写评论时，一种叙述语言，写散文又一种叙述语言。近年又在写本大传记。我总害怕他万一写起小说来，那我们怎么办。他像一只灯，照到哪里哪里亮。但是，从不冒险，很少见他惹出什么理论纠纷。于是便较少异峰突起。从来就那样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往前推进。步步为营。他的学问像一面湖，他的创造像湖里的船只和荷花，这些虽小于湖，又生动灵性着湖。
朋友们在一起海吹，有人劝我给孙荪起个外号，我马上就觉得他像一个道长。这可是我看多了武侠小说的缘故，过于喜爱武林中道长之类的形象，都是些不显山露水的武林高手，似乎无意武林，却又风流武林。
与孙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鲁枢元。他同样是位博学的大教授，却总让人不注意他的学问，总抢眼他的创造。他的创造像华山那样险峻陡峭，动不动就单刀赴会，横空出世。从挑起文学创作心理学研究，到什么“向内转”的论争，他一直是评论的热点人物。我觉得这是一把一刻也不安生、随时随地都在出击的快刀。
我们相熟。熟人不拘礼。那次在禹县开理论研讨会，北京来的评论家李炳银和季红真当面就叫人家“鲁先生”，一下子才觉得人家已经鲁先生了。给敲了一记警钟，看来我对鲁先生的尊敬还不够程度，还需要更上一层楼。又觉得这鲁先生叫得枢元君吃了另一方面的亏，把他叫老了许多，其实他才四十来岁，非常有男子汉的魅力呢。这也许是多余的遗憾。
由于年龄的关系，对鲁先生的尊敬总上升不到敬而远之的份上，很令人苦恼。甚至觉得枢元君挺哥们的，是否有点自作多情？
这鲁先生极少写当代作家的批评文章，越是不写，水平就越显得高。他好像深懂此道。既然你不批评咱，咱就少找你的事儿，中国人喜欢内斗，不能闲着。
我看鲁枢元的特点是不以学问取胜。给他一粒米，他能造一锅干饭。他能把一根细绳拓宽为一条大道。人生就这样。能找到一根细绳般粗细的路，足足够一个人走得很远很远，而且很可能更容易走得很远、很靠前边。
鲁枢元思维很像西方人，有点老外味儿。
据说他现在又编一本本教材，又写很厚的书，是显示高深渊博学问的那种书吗？我怀疑他在身上涂抹中国特色，加固和装潢自己教授的大厦。有的人在成名于前干，有的人在成名于后干，好像无论如何都要这么干一干。于是我很杞人忧天，担心鲁枢元在弄这些玩意儿时太累，磨钝了自己思维的利刀。会不会无意间困倦自己思维的鲜活性？于是我真想对他唱一句电影《红高粱》里的曲子：妹妹你往前走呀，只管往前呀走！
浑身丈夫气的女教授刘思谦在河南大学任教，却执著地目不斜视地着力于当代文学的批评。她几乎关注着所有活跃的当代作家，特别是拥抱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一再的评论，而且从不粉饰。那份真诚，令人感动。这届中篇小说评奖，她力荐的贾平凹君的大作因为没能入选，比平凹更痛苦。痛苦得简直有点可爱。
在河南文坛，只要开会，不少人都想听她讲话。她讲话有理有据，步步紧逼，总像在和谁论战。于是，她很少让你产生冷不丁的偶然。
她的理论位置，处在先锋派与传统派之间，在理论的夹缝或者说中间地带奋战。她不苟同先锋派，又叛逆着传统，于是便很苦。又对理论那么真诚，真诚得让人佩服又难受。甚至可以说她是艺术论上的苦行僧，不求正果，只管修行。
但中国毕竟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弄学问，刘思谦不会占太大的便宜。在下这么说，多少有点不恭了。
张宇是一位地道的小说家，80年代的一篇《活鬼》使他在中国文坛名声大噪。小说家编排的话，不可轻信，也不可不信。一次在王蒙家说起张宇，王蒙说那张宇整个就是一个“活鬼”，自然是带着赞叹的口气，是《聊斋》里边的花妖鬼狐之类。上面抄录的张宇的那段话，该打多少折扣，任由读者诸君自己盘算吧。
“论英雄不看出身”，其实也不能忽视了出身，任何一部传记无不是从“出身”写起的。“三套车”的三匹马有一个共同的出身，即河南大学中文系，地道的“铁塔牌”。
刘思谦，出生于1934年，三人中年纪最长，阅历也最丰富，祖籍河南，出生于北京，陕西上小学，杭州读初中，16岁参军供职于海军司令部，22岁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是1960届毕业生。与她同届的“少年作家”张永江先生，是我在河大读书的辅导员，论辈分，她当我老师已绰绰有余，但在一起时候我总喊她思谦大姐，才觉得亲近。
思谦大姐刚强执着、心直口快，基因里似乎流动着东晋时代嵇康先生的“尨性难驯”，撰文著书，飙发凌厉之气盎然纸上。那一年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上边有人提出批判河南文坛的“三论”，即孙广举的“偶然论”、鲁枢元的“模糊论”、刘思谦的“人性论”，三匹马全遭遇了绊马索，其中罪名最甚的当属思谦大姐的“人性论”。八十年代末那场春夏之交的风雨大潮中，怒发冲冠的刘思谦岌岌乎沦为临安城内的岳武穆。如今，思谦大姐也已渐入晚境，道德、学问却愈益精粹，回归自身，回归女性，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女性作家的回望与反思，使她在当代女性文学研究领域又攀上一座奇峰。
广举兄1965年毕业后便留校，那时我还是大三的学生，在校园里碰上也还是要喊一声孙老师的，后来我却一直叫他“广举兄”。整个八十年代，是我与广举兄交往最为密切的时期，他家住在城市东北角上的河南省社科院的家属院内，我家住西南角的郑州大学校园内，骑一辆破旧的“二八型”永久牌自行车，咣哩咣当蹬上半个多小时，穿越整个郑州市，却几乎每周都要聚上一次。一群长幼不齐、男女无论的“文友”，常常就在我家狭小的客厅里，有时会聊到参斗横斜，聊到东方既白、鸡唱三遍。现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的艾云女士曾经在文章里深情地写下这段时光：
鲁枢元在郑大的家，成为我们不定期相聚的沙龙。孙广举、王鸿生、耿占春以及樊洛平、张婷婷等人（那时刘思谦已调回开封，曲春景还在南阳），同气相求形成精神团体，即类似于“文化部落”那样的团体。研究生张月、何向阳，曹元勇、石向骞、汪淏、南哲民、刘海燕、黄侠、周岩森、张红军有时也会参加进来，沙发和地板上坐满了人，我们讨论怎样克服平庸及被抛弃的生存状态，让高耀的生命之光将自己的身心照亮。
广东省作家协会一级作家艾云
艾云的这段话，至今仍充盈着80年代文学的理想主义精神。那时的生命如何“发光”，已渐渐变得模糊。而那一年在黄河岸边一次通宵达旦的聚会，“三匹马”倒是真地发了一次“疯”。
那好像是一次河南省青年评论家的聚会，与会者有三四十人，其中，后来掌管河南省文化艺术界的“主官”王守国，当时还是个“小青年”，一位新时期的“铁塔牌”。刘思谦、孙广举、和我算是会上的长者了。一天的紧张发言下来，到了晚上，大家兴犹未尽，便又聚在一起，开始是唱歌，把从幼儿园时期到改革开放后的所能记得起的歌唱了一遍，不只是唱，简直是吼。歌犹不及，继之手舞足蹈。大家排成一个长龙阵，思谦是老大姐，排头，广举其次，后边是我，然后是一长串河南评论界的新秀，彼此搭肩抚背，踏歌而行。夜色茫茫，河汉迢迢，高歌狂舞中，将多少年被压抑的生命意志尽情张扬，那样的放纵，在我以往的生命中是第一次，在以后的生命中也再没有出现过。
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王守国
“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在这苍凉忧郁的旋律中，我身在海南、江南，时常怀念广举兄与思谦大姐。多年来，国内的会议我已很少参加，但河南的会议只要对我发出邀请，我总是踊跃相应，其中缘由，多半是想会一会老朋友。2008年河南大学文学院在开封西郊的金明池举办学术会议，思谦大姐大会发言，碰巧由我与吴福辉先生主持。她指斥时弊，掷地有声的话锋之犀利仍不减当年。我有些为她担心，她却泰然、坦荡，说一辈子都这样了。
相对于思谦大姐，广举兄永远是谦和同时也是睿智的。他出身于贫苦农家，尽管现在已经“富贵”，骨子里仍然守护着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中温良、仁厚的儒家风范。文如其人，睿智儒雅也成为广举兄文学评论的独特风格。1986年，他的第一部文学评论集《论艺术的精灵腾飞》出版，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
他的评论文章始终怀抱一颗诚挚的爱，多能设身处地、推心置腹、紧贴作品、娓娓而谈，读来十分亲切感人。他对于作家似乎不是那种剑拔弩张的“诤友”，而更多地像是情同手足的兄弟，这大约出自他善良敦厚的本性。他的理论文章则具有繁复详尽、鞭辟透里的风格，常能于微言处发其大义，于细末处见其精神，启人之若有所思，道人之难以尽言。
与我和思谦不同，广举还拥有周至无隙的组织才能与管理才能，做过电影厂的厂长，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省文联副主席兼文学院的院长，新时期河南省的许多“文化工程”都有他的身姿，他已经成为河南省文学艺术界的一个符号，一个象征。
对于河南文坛上曾经奔跑过的“三套车”，广举兄也许同样是怀恋的。那年夏天我从苏州回到郑州，他还特地为我写了一幅字，书写的是杜甫的一首诗《春日怀李白》。书法之精湛固且不论，“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情深义厚，在世情浇薄的今天，倍觉可贵。
三匹马都已近暮年。“老马伏枥，壮心不已”，说的是驰骋疆场的英雄豪杰；我们三个都是只会念书写字的书生，“百无一用是书生”。撇开实用的世界，在虚飘的精神天空也许会留下我们的一点“蛛丝马迹”，那时我们也许都已经变成“天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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