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联合早报》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郭良平题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危机和选择》的文章，全文如下：
当今世界，正快速从一个经济世界转向一个政治世界。二者的运作逻辑截然不同。经济世界中的竞争是比谁赢得更多，而政治世界的竞争是看谁输得更惨——从共赢转为零和。中国对外关系似乎四面楚歌，正是因为国际关系的逻辑变了，以往驾轻就熟的那一套不灵了。
历史上所有贸易相对自由的时期或地区，都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作为前提，如13到15世纪蒙古帝国打通了欧亚大陆的商贸通道，19世纪“日不落”大英帝国各部分之间的自由贸易。在不同政权激烈争斗的时候，贸易只能边缘化并服从于政治逻辑。二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被美国推广到世界各地，并在冷战摧垮苏联阵营后，形成如火如荼的全球化。中国正是在这个经济世界形成时，搭上了顺风车发展起来的。
那时候，中国在经济上无足轻重，政治上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全面倒向西方后，被认为是秋后蚂蚱，朝自由民主演变只是时间问题。而且，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改革派也认定旧的那一套不行了，必须改。邓还讲得很明确，经济改革的最终成败取决于政治改革。40余年过去，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不仅没动，反而在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后，后代领导人觉得有了复辟的底气。这里的一个认知误区，是将改革开放的成功，归功于旧体制的延续而不是对它的改革。于是，邓小平的“必须改”就成了“不该改的坚决不改”。
国际关系阵营化、碎片化
中国的崛起威胁到冷战后西方一统的政治秩序，给它注入了一种不同的政治逻辑，于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压倒了经济贸易的逻辑，经济世界开始让位于新的政治世界。在这个政治世界里，围绕不同的政治逻辑正在形成不同阵营，使全球化的世界碎片化。自由主义秩序正在缩小它的覆盖面，力图将中俄和其他“政治异己”排除在外，使它们不能享受这个秩序所提供的公共产品。
但自由主义也正在遭遇危机，吸引力大大下降。作为冷战的胜出者，它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它仍有力量将发达国家凝聚在一起，但西方民主国家若不进行重大改革的话，就无法应付时代的新问题，只会每况愈下，在国际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上的优势，会不断流失。许多对西方不满的国家，也会改换门庭或另寻出路。
第三世界国家地位的上升，有助于改善中国目前在主流国家中孤立的状况，因为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总体良好。但中国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有不少陷阱和局限性，在政治上可以得益，但必须提高经济转型，更需要的是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帮不上忙，反而会拖后腿。中国最近再次大规模减免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就是例子。
三件国运相关的大事
三个方面的发展有可能急剧改变中国国运：与俄罗斯的关系、台湾，和同西方全面脱钩。
俄罗斯的国运被普京的乌克兰战争彻底改变了，没有二三十年恢复不过来，甚至可能一蹶不振，从此边缘化，只有靠能源、原材料过日子，军工出口也会被中国和其他国家超越——它落后的半导体工业决定了这个命运。未来的武器越来越智能化，粗大笨重的俄罗斯风格已过时。乌克兰战争拖得越久，俄国就会越急于加强同中国的准结盟关系。
西方从欧亚大陆两端施加的压力，正将中俄的命运压缩在一起。如果中俄再次结盟，日子会比冷战时的东方阵营好过些。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又分别处在世界产业、贸易和能源、原材料供应链的中心地位，也都是军事强国和核大国，安全上没有问题。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上，将长期处于二流国家水平。中国的目的是加入第一梯队国家，一旦同俄结盟，就会长期与第一梯队国家对峙，所以中国要谨慎，防止被俄罗斯拖下水。
在台湾问题上，中国面临的挑衅会越来越多，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都有。处理不好爆发战争的话，中国很可能遭西方和一些周边国家全方位封杀。乌克兰战争中，俄国的境地已经树立一个先例，西方国家已有经验和组织能力来全面深度制裁一个国家。俄国对外依赖程度远远比不上中国，可以预期，时机欠佳的武统带来的制裁将会更深、更全面，破坏力也大得多，有可能断送中国的复兴大业。
西方国家与中国脱钩的意向发展之快出乎预料，但中国似乎仍相信全球化不可逆转。以往正是这种信心，使中国将经济命运放心地交给国际分工。然而，中国的分工集中在中低端产业，是可替代的，而西方和其他发达国家则牢牢占据高端，技术和产业都是不可轻易替代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待脱钩的态度依旧超然——自己的产业链生态无法复制，举国体制的技术攻关能力，美国离不开中国价廉物美的进口，西方国家都垂涎中国庞大的市场等等。
中国的半导体业界曾召开一次由顶级厂商、学者、政府主管官员的会议，讨论半导体业对外依赖的程度和环节，结果是都搞不清楚。就像空气一样，我们无时不在呼吸，却很少意识到它的存在。40余年来，中国也习惯了同西方国家交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所得到的好处，都被埋到潜意识里了，只有到西方开始脱钩时，方才恍悟，原来这么多关键技术和领域都依靠西方。
这是没有看到经济世界已经不再，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政治世界。如果西方国家绕开中国建立了一个完整产业链，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将远远超过中国的国内大循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可能逐渐拉大。虽然未必挨打，但落后难以避免。如何尽量保留同西方优势集群的联系，是当务之急。
中国的选择
中国应该考虑战略收缩。既然在现秩序下是受益者，没有号召力来当头，又正逢“枪打出头鸟”之时，就应该收缩，尽力重回韬光养晦，并支持和鼓励美国继续当头。目前中俄都是靶子国，却硬要在国际舞台上当主角。普京的俄罗斯比中国还膨胀，竟以小于广东省的经济来同整个西方对抗。
一个可选的国策是全面收缩外部战线，不再推销什么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不再搞一带一路这样高风险、低回报、易遭攻击的大项目。对外经贸关系主要靠私企，国家不再搞对外政绩工程。
其次，要积极认真地对待而不是消极等待脱钩。每个行业都应该提交一份报告，估算本行业脱钩的可能性和具体方式，对本行业的影响，可以采取什么对策来阻止、延缓或挫败脱钩。全国应该有一个机构来综合各行业的报告，制定出全盘应对战略。中国的目标不仅仅是避免脱钩，还要力促政治世界回转到经济世界。进入政治世界后，各国的生产成本都会大大提高，面临生活水平下降等困难。如果中国不再被视为“生存威胁”的话，它们就会有动机再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毕竟上一轮全球化的推动力量都还在，只是被政治压制了而已。
第三，中国应努力争取得尽可能多的国家认同，而不是总强调中国特色。这样就会降低“中国威胁”的感知。到目前为止，所谓“中国威胁”还主要停留在情感和逻辑推理上，中国崛起对西方国家利益的实质性影响，并没有那么严重。相反，发达国家从中获利也不小。它们的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价廉物美的中国货降低了一般百姓的生活成本，不断增大的中国市场需求是世界经济的最大引擎。中国正在分担一部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第三世界国家更是普遍受益。扩大认同的前提是中国不断改进，使自己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而不能只强大，不进步。
中国面临的最大困难，恐怕是全民膨胀和最高层的执拗。普京是个鲜活、血淋淋的例子。他入侵乌克兰的决策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愚蠢的。俄国有足够的集体智慧做出更全面和有效的决策，来解决普京想通过战争解决的问题，但最高层已经是一言堂了。于是，俄国不惮明目张胆地破坏国际基本准则，犯众怒，造成自己的孤立和困境。即使事到如今，仍看不到俄国有纠错机制被激活。“伟大领袖”仍一意孤行，继续嘴硬，说是正在和一定要达到他从来没讲清楚的“所有战略目标”。
这并不全是骑虎难下，更是因为普京被抬得过高后，就没有台阶下了。这是早已让中国人民和中共吃尽苦头的个人崇拜的恶果。个人崇拜从现代化的眼光来看是很土很俗的，也极招文革后中国社会的反感。但仍不断有人推波助澜，也许同中国的帝制传统和政治改革滞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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