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博弈的角度看，世界政治局面是一个精巧的局，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环环相扣，形成一个稳定的均衡。当均衡持续足够久，人们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不过，正如辩证法所言，稳定本身就孕育着打破均衡的条件。形成均衡的重要变量一旦被打破，马上就会形成新的均衡。现在，川普很可能会改变中美关系均衡的重要变量。

   中美关系的核心利益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博弈论中，决定均衡的是参与游戏的玩家在不同策略中的收益，中美关系中双方的收益点非常多，其中最重要的收益变量就是所谓的“核心利益”。

   1948年后，美国“连日制华”，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底子就定下了。虽然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在苏联是共同威胁的基础上，尼克松在文革期间访华，中美关系缓和。改革开放后，搞“和平典范”，苏联崩溃，冷战结束，但中美关系意识形态的底子仍没有变。中美关系的底子，换一个表述，就是中美关系中，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在2010年，在一次公开论坛上，戴秉国表示，中国的核心利益就是中国的国体、政体、政治稳定、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是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第三是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2011年中国发表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也是这种说法，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是中国第一核心利益。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条是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

   某种程度上，中美关系一开始就是围绕的这条主线。台湾问题，某种角度，就是一个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道统问题，即相对的合法性问题。台湾不能代表中国，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大陆政权的道统，也即合法性。从这个角度，中美联合公报确定的“一个中国，一中各表”，是中国取得美国合法性确认的一种方式。同时，这也是美国与中国做交易的一个结果。一个中国原则，本身就是中美建交时候的交易与妥协。换一句话说，美国人承认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做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上的妥协，有一个报价。

   进入全球化时代，中国大陆从WTO中获利颇丰。从执政角度，不仅仅获取了绩效合法性，而且，一个暗藏的利益是，从紧密的经济联系中，中国大陆的核心利益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承认，某种意义上，美国还通过顺差的方式输送着绩效合法性，“中美国”的说法是这一关系的生动描述。在奥巴马时代，人权外交的声音日益式微，解决陈光诚甚至成为希拉里值得一晒的功绩，而她只是被迫接手了这个扔给她的烫手山芋。从这个意义上，是紧密的经济联系，经济利益压制了美国政治精英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话题。

   中美关系 蒂勒森访华未能缩小美中分歧虽然双方在朝核问题上谈不拢，但在川普和习近平首次会晤前，美国国务卿表示任何分歧都不应破坏美中关系。

   然而，川普并不是建制派精英。

   CEO政府只讲利益？

   本月16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日本时称，美方过去20年试图将朝鲜拉到无核化状态的所有外交及其他努力均已失败。17日，访问韩国时，一下飞机，蒂勒森就直奔韩朝军事分界线，向朝鲜释放警告信号。紧接着，他在记者会上强调，对朝鲜的“战略忍耐”政策已到尽头；为了让朝鲜弃核，将考虑“所有可能选项”。这番强硬表态，虽直接源于朝鲜的举动已经不断升级，但对比奥巴马政府的作为，再联想到此前蒂勒森在南海与台湾问题上的远超美国鹰派的强硬立场，何尝又能完全排除价值观所带来的驱动呢？

   一直以来，舆论认为川普政府充斥着商人，是一个金钱至上，讲究交易的政府，希望看到在美国利益至上的基础上，进行各方面的退缩。蒂勒森在出任国务卿之前是埃克森美孚的CEO，可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些人希望看到的商人的气息吗？

   很多人认为，商人总统，CEO政府，会更加利益化，看重利益，缺乏政治底线与价值观。商人也是人，其动机仍然符合马斯洛的需求模型。人的利益是多层次的，最高层次的利益，当然是自我实现。比尔盖茨现在致力解决世界落后地区的贫困与疾病，其自我实现早已从财富变为了造福人类，同样的，当川普、蒂勒森从商人变为政治家的时候，他们的利益，显然不只是可以计算的钱。这些商业巨头们未涉足政治的时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们寻求的是利益，所以会通过游说、政治献金、人脉关系等去影响其政治，力促形成一个更稳定的中美关系。但是当他们身份转变，其实现自我满足的就不再仅仅来源于赚钱的乐趣，而在于政治家的丰功伟绩。而且，其本身充足的财富，反而可以隔离来自外界的政治游说。从这个角度，“CEO政府”可能具有更加强烈的价值观导向。人都是理性的，政治家更是如此，但价值观从来都是理性的一部分。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到河南建筑大学门外的垂暮老人，毛泽东思想贯穿这些人的一生。同样的，自由世界的价值观，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于川普团队之中，甚至可以得到更大的发挥。这就意味着，同样的妥协，“痛感”会更强，估价自然会变高。

   新的要价

   中美国之间的经济绑定，贸易顺差，“90%的利润被美国拿走”，但却被川普从美国蓝领阶层、失落的白人中产阶层的角度进行了负面评价。这就意味着，玩家中有纳瓦罗这样的持强硬贸易观点的人时，中国的出价会被低估。另一方面，当桌面上的玩家有着川普、班农这样有着强烈的价值观的玩家时，妥协并进而承认中国核心利益的成本会被高估。此消彼长，川普报出的经济利益的要价就会更高。从这个角度，前段时间，川普用“一个中国”原则做交易，不过是把中美建交时候的交易重新报价，或许，这是一种试探性要价技巧。而川普或许会加码奥巴马曾叫停的10亿美元对台军售，则可视为另一种要价方式。

   任何一个国家，其内部利益存在巨大的结构性分层，就很难避免其他国家利用这一点不断要价。核心利益的排序，意味着交易的空间。川普以及他的团队，即便现在没意识到，或仅仅是直觉性的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马上也会从中国政府的反应中清晰的意识到这一点。既然中国存在意识形态利益首要利益，既然中国仍然需要全球化，既然中国还相对弱势，贸易弹性更小，那么，不被旧均衡束缚的人很可能会提更高的要价。要价变了，收益函数也随之发生改变，这个时候，旧均衡就会向新均衡变迁。所以，不管是朝鲜问题、台湾问题，还是中美贸易问题，变化才刚刚开始。

   面对新的要价，如发生贸易对抗时，经济回缩，这就意味着“中美国”经济绑定减少，价值观议题会更猛烈的，以多种形式，在多个地区，多个领域冒出来。对中国而言，满足对核心利益的要价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满足要价的后续影响。这个要价过程，称之为妥协也好，付出也好，或者贸易平衡也好，总之，“买买买”是一个再次绑定的好办法。但是，但对中国而言，这些政策的后续结果并不积极。增加进口，会冲击国内经济与就业；放开保险、银行等法治密集型产业，必然对法治与透明度提出进一步要求。另一种办法是，正如中国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政也是外交的基础，应对川普的新要价，敢于还价，能够承受贸易战后果的另一个方法，是缩小中国核心利益几个层次之间的距离。

   这似乎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