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月20日，纽约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活动。来自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等多地民众聚集在纽约布鲁克林卡德曼广场公园，声援被判多项罪名成立的原纽约市华裔警员梁彼得，呼吁对其进行“公正审判”。 对此，南加州华人律师/刘龙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挺梁游行可能害梁彼得、应给非裔受害人捐款。本报转载此文，敬请关注。
作为一个华人律师，得知全美多个城市在策划挺梁游行，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给法官施加压力，从而为梁彼得警官翻案，或至少企图在刑期上减轻，我感觉这种方式不但没用，可能有害，因为：
1.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如果游行示威可以改变司法判决，那么司法独立就成了笑话。
2.如果法官不被游行示威影响，那么游行示威起不到作用。如果法官受其影响，很有可能是反影响，刑期更重。因为法官会觉得：如果轻判，会给外界一种感觉，司法屈从于外界的政治压力，所以反而会严判。
3.法官也是亚裔，如果轻判，可能会给外界的感觉是亚裔帮亚裔，只看族裔，不看是非，有徇情枉法之嫌。所以，他会严判。
换言之，游行示威要么没有用，要么有负作用，反而会害了梁彼得。
一、本案中不存在“种族歧视”，游行示威有何意义？
1.法官是亚裔，为什么梁彼得和其辩护律师不选择让同是亚裔的法官来判决，还选择让12名各族裔成员的陪审团来裁决呢？说明，在他们心中，“亚裔帮亚裔”是不存在的。
2.陪审团中没有亚裔，但陪审员是由检察官和梁彼得的辩护律师共同甄选的。在组建陪审团时，梁彼得的辩护律师可以选几个亚裔陪审员，而事实上，没有。
3.从华裔律师梁志毅被华裔检察官杨振威检控、赴美生子的中国孕妇马翼被华裔海关官员遣返这些事实来看，亚裔并不一定帮亚裔。如果亚裔徇情枉法帮亚裔，只认族裔、不分是非，不但渎职，甚至违法。
二、以往 “白人警察开枪打死黑人”案件
1.2008年7月，马里兰州巴蒂摩尔市（Baltimore）白人警察Tommy Sanders开枪打死非裔青年Edward Lamont Hunt。该案中，受害人虽是手无寸铁，但袭击了警察，在逃跑过程中把手伸进自己口袋中。 Sanders警官感觉到受威胁，于是开枪将其击毙。
Sanders警官受到检控，但被陪审团裁定无罪。
2.2014年8月，密苏里州弗格森市（Ferguson）白人警察Darren Wilson开枪打死18岁非裔青年Michael Brown。该案中，嫌犯Brown在便利店抢了几包雪茄烟之后逃之夭夭。 Wilson警官接到指派，赴案发地附近巡逻，正好碰到嫌犯。嫌犯Brown把手伸进警车的车窗，试图抢夺Wilson警官手中的枪，在争执过程中，枪走火，但没伤到人。 Brown于是逃走，Wilson警官持枪下车追捕。 Brown突然转过身来面向Wilson警官，并向他靠近。 Wilson警官感觉到威胁，开枪将其击毙。
大陪审团裁定：不检控Wilson警官，无罪释放。
3.与梁案案情最接近的纽约Stansbury案。
2004年1月某天凌晨1点，纽约市白人警察Richard S. Neri和其同伴警察，在一处公寓的屋顶天台执勤巡逻过程中，开枪打死了手无寸铁的19岁非裔青年Timothy Stansbury。当时Neri警官持枪在手，正准备打开一扇天台楼梯间的门进行检查，而碰巧的是，受害人Stansbury从门后突然推开了门。受到惊吓的Neri警官条件反射的开了一枪，将其面前的Stansbury打死。
大陪审团裁定：不检控Neri警官，无罪释放。
三、梁案与以上案件不同点
1.梁案与其它案件的最大区别是：梁彼得并没有受到威胁，而且他当时也并没有认为自己受到威胁。梁一口认定是枪走火。而其它三个案例，开枪警察都说，是受到嫌犯的威胁或惊吓，不得已而开枪击毙嫌犯。
2.以上案例1和2（Hunt案和Brown案）中，警察都是在自己或公众受到袭击、威胁或惊吓的境况下，履行警察职责，开枪将嫌犯打死。梁案中，梁彼得根本没受到袭击或威胁。
案例3（Stansbury案）与梁案最类似，受害人Stansbury没有袭击警察，也没有犯罪意图。但是，Stansbury突然推开天台楼梯间的门时，正好就在警察面前。警察正在持枪巡逻，受到惊吓，并且认为有袭警的可能性存在，一枪将Stansbury打死。 而梁案中，梁一口咬定枪走火，没有袭击和惊吓。
3.子弹的轨迹不能控制，但手指不放在扳机上可以控制。
梁案中，子弹的轨迹非常戏剧化、小概率的经过墙壁反弹，打死了受害人Gurley。虽然打死Gurley，不能预测。但梁把手指放在扳机上（实际上根据当时情况手指不该放在扳机上），有可能会使手枪开火、开火后子弹有可能会造成伤亡，这是可以控制的，而且是可以避免的。梁的错误是将手指放在扳机上，至少陪审团是这样认为的。“走火”证词被认定说谎。
4.警察作为高危行业，是受法律保护的。警察在执行任务时，开枪或不开枪，有其自由裁量权，只要他认为自己受到威胁，应该开枪，那么就是合法的，法律给他这个权利。
纵观上述列举的三个案例，开枪警察无一例外的都声称：自己当时感觉受到威胁或惊吓，于是开枪，因此开枪的行为是合法行为。
最后的结果，这些警察要么受到检控而被裁定无罪，要么根本就没受到检控。
梁始终坚持说，自己不是因感觉到威胁或惊吓，运用法律赋予警察的权利，而主观开枪。
梁说，自己没有主观意图开枪，是枪走火，是客观原因，是意外事件。
这种辩护词，首先把自己排除在“合法开枪”的警察权利之外。其次，枪经过陪审员现场检查，走火可能性几乎没有，因此梁的“走火”证词，被陪审团一致认为不可信，梁在说谎。
换言之，如果刘龙珠律师是陪审员，也同样会认为不可信。说谎一次，失去信用，从而导致梁的所有证词，都被陪审团认为不可信。而且，梁对陪审团采取回避态度，不直接回答问题，所有问题交给辩护律师回答，更让陪审团认定，梁心里有鬼，不敢面对。
5. 梁见死不救。这是上述三个案例中都没有的情节。
据梁的同伴警察证词，梁在发现受害人Gurley中弹、倒在血泊中之后，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我会被开除，云云”。
从此看来，梁经验不够、责任心不够、说谎、且冷血。他应该立即对受害人施救。即使警察根据当时的情况，认为有危险，不能亲自施救，也应该立刻打电话叫医疗救护。事实是，梁没施救，也没打电话通报，而是与同伴警察争执了长达4分钟。 4分钟对于一个急救伤员而言，是生与死的距离。最后是Gurley的女朋友自己打电话叫来的救护车。
四、是真的All Lives Matter？还是“情大于法”？
没有接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普通人，平时有很多不易觉察的感情因素，会影响对是非的判断。刘龙珠律师在此作几个假设，请大家在自己心里回答这么几个问题：
1.如果将梁彼得和被他打死的非裔Gurley的位置调换一下：开枪的是一名黑人警察，而无辜被打死的是一名华裔，留下一个两岁的女儿，陪审团判黑人警察有罪。请问，大家还会不会觉得有“种族歧视”？还会不会上街游行替这位黑人警察鸣不平？
2.如果这位被打死的华裔，就是你的家人（儿子、兄弟、父亲、叔伯），那么大家还会不会上街游行示威？既然 All Lives Matter生命平等，在亲人无辜被打死的情况下，还有为开枪警察游行的想法吗？
3.如果检察官是华裔，而被检控、最终被定罪的是黑人警察，这种情况下，大家认为还是否有“种族歧视”？是否还要上街游行示威？
4.如果12名陪审团成员中有几名是华裔，但最终裁定梁彼得有罪，那么还有没有“种族歧视”的可能？还需要上街游行示威吗？要知道，陪审团中只要有1人持反对态度，就不可能对梁彼得定罪。
5.之前的Hunt案、Brown案、Stansbury案，非裔社区都举行过大规模的游行抗议。既然All Lives Matter，那么今天的游行者们，你们当时都参加了吗？
以上问题大家自己在心里回答就可以，不用表达出来。
五、用实际行动体现All Lives Matter
1、经济上、精神上对受害者予以补偿
大家的游行口号是All Lives Matter，那么黑人的生命与华人都是平等的。大家在关注梁彼得命运的同时，也应该抚恤无辜受害的Akai Gurley的家属。
毕竟在这个谁不不愿意发生的悲剧事件中，无辜的Gurley失去了生命，留下一个两岁的孩子。刘龙珠律师仅此倡议华人游行者，每个人以梁彼得警官的名义，为Gurley的家属捐一美元，并致以慰问信、慰问电话、鲜花等，最大可能的减轻受害人家属的伤痛，这样不仅表现出华裔群体的善心、公平心，而且能体现出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美国精神，同时也更能够帮助梁彼得。因为法官也许会觉得，受害者家属的伤痛在华裔群体的帮助下，减小到最低程度了，那么在罪名不变的情况下，会对梁彼得从轻量刑。
2、游行、示威要理性平和，遵守法律
美国的司法独立于行政。游行、示威只能给行政系统施加压力，却根本不可能影响司法系统。如果在游行、示威过程中，情绪激昂、行为偏激，甚至触犯法律，那么不仅帮不了梁彼得，反而给华人声誉造成负面影响。
3、纠正彻底错误的思维方式
有人说，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了人，没事。华裔警察开枪打死了人，就被定罪，这不公平，是种族歧视。
先不提所谓“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人”的案情与梁案有巨大的差别，单指这种思维逻辑，就彻底错误。
举个简单例子：一群小混混在餐馆吃了饭，不给钱就走了。你看见了，说他们不给钱，我也不给？你们要我给钱，就是歧视，我就要上街游行!
(原载中美企业峰会公众号，标题为编者加，图为中新社记者阮煜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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