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自20世纪90年代初“散文热”曾一度兴起，除专业作家外，一批“学院派”文人，或者说是高校的学者、教授也纷纷以散文为武器深度介入对历史、社会、人生的关怀之中，比如季羡林先生与陈平原先生的散文，甚至有文学史家称之为“学者的人间情怀”。但反观近十几年高校创作的状况，诗歌类“事件”似乎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而散文创作却显得很是沉寂，这种局面难道是散文创作意识与散文批评能力的薄弱造成的？还有待方家释疑。我想说的是，在这样一种文体创作格局中，清华大学中文系著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解志熙先生的散文随笔集《砚台的记念》的出版与发行，不能不说是一件应该引起文学界与批评界注意的事情。
《砚台的记念》一书从目录排版来看，大致可分为三辑，其中涉及到的人与事既前后交错勾连，又有专文描述，整体上使其所叙之人之事呈现出了一种立体浮雕感和历史纵深感。
其中第二部分涉及到学界“恩师”的回忆性的文章在散文集中体量最大，无疑也是本书中极富价值的内容之一，可以说构成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人文学科史，作者与现代文学研究界几代学者的涓滴交往，既呈现出个人眼界中的几代学者的精神样貌、思想样态、道德风范，也连带牵扯到了整部现代文学学科史的构建过程与发展面向。所以，这种个人性的对人文学科历史的回溯已经不属于解先生的，而是一种“文献学”研究意义上的公共资源，更何况书中的插图与书信手稿更使得这一部分文字既跳荡着鲜活的在场感，又有着厚重的历史感。总体来说，无论是对亲情、友情的描述，还是对师生情的叙写，一个重情重义、低调谨慎、仗义厚道而又“桀骜不驯”、“独标高格”的“解志熙”也完整立体地浮现在了读者面前。
一
第一部分的文字作者主要回叙自己的身世、成长与求学经历，或者取材于日常见闻，面对亲情作者时时感念在心，饱蘸深情的笔墨既有欢欣也有让人难以体察的苦涩；写他人悲苦又彰显出了作者博大的悲悯情怀；而面对一些人事纠纷，作者又毫不吝惜其讥刺笔墨，议论处多有发人深省、醍醐灌顶之警拔之语。
《人与树同在》一文从自己所居住的小区花园的花草树木联想到自己的家乡陇东山区，记叙了自己的祖、父、兄三代人的种树历史，并以深情的笔触回忆了童年绕着长辈戏耍、上树掏鸟窝的天真无邪的美好时光。作者之所以在众多花草树木中独独对杨树情有独钟，是因为杨树在家庭经济困难时曾发挥过“救命”的作用，由此，点化出这篇散文的要旨：“树木不是人类生活里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共在”。
《砚台的记念》一文，以家传宝物“砚台”贯穿全文，作者回叙了蒙童时期父亲教其习写毛笔字、对家传《黄自元楷书间架结构九十二法》的研学、对乡村父老乡亲毛笔字的仿学以及砚台的来历，其叙写笔法亦庄亦谐，情深处让人动容，谐谑处让人捧腹。当然，总体基调是深沉的，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对父亲的无限深情，写“砚台”，实际上在写笃厚的“父子之情”，所以文章最后一段，作者再次体悟父亲教写书法中所隐含的人生要义：“字像人一样，写字如写人”。
《糊涂得对》一文叙写了两个五六十岁的男女由于心有郁结不得纾解而渐趋心智失常的悲苦处境。其中，那位年轻时丧夫孀居、将子女抚养成人而他们又远在美国因此陷入独居状态的女性，其典型精神症候就是对着想象中的情敌满口脏话詈数其奸情。而那位似乎是从权力中心跌落的男性则是痛骂其子侄之类对其权威及尊严的挑衅。这两个有“心疾”的人却无意间走到了一起，相互有了诉说与倾听并可相互抚慰的知音，不料，好事难成双，由于那位女性被子女接到美国居住，这样一种似乎具有喜剧征兆的故事便戛然而止。作者取材于所居住小区的日常见闻，通篇昭显着作者对有精神疾患的人的关注及深切悲悯，于是，作者如此感慨：“其实，他们的相会连约会都算不上，只不过是两个孤苦者的萍水相逢，正如庄子所谓涸辙而鲋，偶然地聚首于地，也便本能地相濡以沫、相互慰藉，这不能不说是侥糊涂之幸得以晤对，而又缘悭如此，突然间被分开，也只能相忘于江湖了。”
《善缘偶记》一文从作者童年四处求医治疗“顽疾”无果，幸遇河南一游方郎中侯先生才得以药到病除谈起，旁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朴素而又友善的医患伦理，又进一步叙述了作者的堂哥作为乡村医生为她人接生的故事，其间氤氲的乡情之大义、大爱让人感到温暖，而联想到当下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作者以议论的笔触写到：“医患遇合，救伤接生，本来是善缘……对医生的救死扶伤之仁，患者及其家属理当报之以大义，如此珍重缘分而勿苛求，那才是恰当的相互对待之道。”
《“不知不愠”摭谈》从文体上来说属于读书札记，作者从幼年的读书困惑切入，遍查文献钩沉“人不知而不愠”这一经典“论语”的“要义”，从“不被理解”“不被认识”“不被认可”的“自勉自嘲”之言深入到“人格尊严遭到无端的误解、猜疑以至污蔑和中伤”，又进一步从孔子遭遇到的“匡人事件”“南子事件”将“不知不愠”推进到“自我精神危机”的层面。这一方面显示出作者锋利的质疑思维，另一方面也多少透露出作者“自我观照”的某种精神面向。作者在将孔子的境遇反复揣摩后，还是将精神的自洽落实到了“仁者情怀”——“无论如何，重要的还是尽其在我地做好自己，并且尽可能待人以恕、与人为善。”
《“好名之疾”漫说》一文同样从《论语》中的“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一句说起，作者大量援引古代中外典籍故事，肯定了通过刻苦努力而追求到的“功名”，接着，却又笔锋一转，以油滑的笔调将“疾没世”置换为“名之疾”。作者将“好名之疾”划分为三种形态，曰道德自高型，曰狂妄自大型，又曰作达自美型。作者引经据典，大量征引古希腊、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故事，对这三种利欲熏心式的“好名之疾”进行了“推背”式的独特解读与辛辣嘲讽，可谓才识、才情、才胆俱现。尤其是对好骂之祢衡求取功名不成反倒丢掉姓名的独出机杼的推演，令人忍俊不禁。作者下论断道：“汉魏六朝以来，此类好名成疾的故事有加无已，载记多美其名而略其利，其集大成者便是《世说新语》。”此论断即便不能说是振聋发聩之声，起码也抛出了一块让人审视的思辨之玉。
《寡言的祖父》一文回忆了祖父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他的成长史、革命史、为养家糊口所付出的辛劳，以及他的沉默寡言和如白杨树一般的坚韧的品格。作者尤其感念其一生奉若神明的人生格言：“吃亏是福，与人为善”。《另类的父亲》一文回忆了父亲的“出生之劫”“当乡村小学教师”“意外腿落残疾”“被批斗时的善辩”“尊重科学”“支持子女上学”“接受新品种新技术务农”等事件，叙述话语克制而又朴素，直到文章结尾作者再也难以按捺那种思念之情却又理智而冷静地抒情道：“想起自己幼年多少次抚摸父亲头上的伤痕，却从未听他抱怨过祖母；回忆起我们兄弟姐妹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多少次拖着残疾的腿，走过七八十里地的山路到县城，给子女们送吃粮，那需要怎样的意志和毅力……也回味着父亲最后送我时坦然说出那样了却生死的话语，是多么的朴素坦诚而又何等的豁达透彻……”。
《抽菸谑谈录》一文从考证烟草何时传入中国及其功效谈起，借追溯自己“烟瘾”的形成史回忆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求学时的好友、导师严家炎先生和刘增杰先生，以及卖烟女孩、留学生的交往，尤其详叙了与“烟”相关的妻女家庭日常生活之乐。这篇文章风趣幽默、谐趣横生，虽然对是否该“戒烟”显得很洒脱，其实内里无不隐含着对吸烟有损健康的担忧（对王富仁先生的病逝字里行间流露着痛惜）。而《待病存在观》则直接切入人类“疾病”这一话题。作者先回忆了自己的三舅及小弟弟的病亡，接着又回忆起祖父讲过的“霸王怕病”的故事，后又比对典籍《东周列国志》和《左传》所载晋景公的病死，得出结论：人不过是“待病的存在”及“带病的存在”。那么，疾病可以完全防治吗？作者又叙写了两位积极锻炼身体、努力预防疾病的老师最终还是因潜在的病因致疾。但作者也并不是完全悲观，而是相信现代医学及防治体系是可以治愈或延缓疾病的，并以新冠肺炎的爆发与流行为例告诫人们，要“反省现代文明和摩登生活方式的病态”，“人类应该善待彼此、守望相助并善待地球、适可而为”。
二
第二部分收录的文章或可称之为学者散文或者文化散文/文化随笔。《黄土高原上的文艺风景——陇东道情—皮影戏随谈》一文主要写陇东道情—皮影戏艺术的创生、发展、流变及在陇东民间演出的盛况，并通过文献记载和民间流传的相关言说回忆了陇东道情皮影戏班创始人解长春（作者的高祖）坎坷却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作者始终凸出其一生从艺恪守的准则：“以德做人，以德治家，以德从艺。”同时，也表达了对家乡环县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美好祝福。
《深恩厚泽忆渊源——悼念任访秋师》一文，通过记叙自己考硕士研究生和博士论文写作资格考试的两段经历，阐发了任访秋先生博通古今、考镜源流与注重沟通学术思想史与文学史关系的学术眼光和瞩意高远的教学之道，及其对自己的治学之道的深远影响。《难得是认真——悼念赵明先生》一文，作者回忆赵明先生的相貌道：“那时的赵先生（20世纪80年代——笔者注），将近六十岁了吧，已是满头白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平素穿戴整整齐齐，说话做事从容不迫，给人极为儒雅严整之感。”通过对先生衣着打扮的素描式描写，尤为凸出了先生为人为文、教书育人，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风范。随后，作者通过赵先生《鲁迅思想发展论略》后记中的文字、《中国现代文学史讲稿》手稿中的修改痕迹、自己倡议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名作提要》出版时赵先生撰写的出版说明，以及赵先生编纂的《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史料》，以“实物”作为不可辩驳的论据进一步强化了先生“认真”的作风，同时，也谈及先生对自己的影响：“……他的一丝不苟的认真作风，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在内的同学诸子的学术态度，真可谓一生受用”。
《旧文续补：怀念樊骏先生》一文分三部分怀念樊骏先生，第一部分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守护神——樊骏先生”，作者指出，樊骏先生“是20多年来现代文学学科最大公无私的守护神之一”，“他完全没有学术上许多人都难免的门户—门第意识和等级—地域观念，他真正做到了学术为公、公而忘私，几乎把公事当作私事一样尽心办”。第二部分为“一位公而忘私的学者——樊骏先生”，作者认为樊骏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代学者中的杰出代表，“在整个学科发展中起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这一代学者“大多具有一种集体主义精神，对学术事业特别有责任感，为了学科的发展，他们往往公而忘私、不计名利，自觉奉献、甚至自愿牺牲自己”。作者以樊骏先生的学术著作《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为例，说明了樊骏先生宁愿牺牲个人的学术而将大量精力用在写作学术总结、评论文章以推动学科发展的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同时，也提到了樊骏先生将全部积蓄用来设立文学所“勤英奖”支持学科与学术发展的善举。第三部分为“‘舍己救人’的樊骏先生：我的一点回忆和感怀”，作者叙写了樊骏先生为支克坚先生的学术著作《胡风论》《周扬论》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劳。另外，作者详细回叙了在北大博士论文答辩会的筹办、河南大学博士点申报以及自己调回北京工作等方面与樊骏先生的交往及先生对自己的帮助与支持。
《“导师”的意义——刘增杰师八十华诞感言》一文，作者饱含深情地说刘增杰先生是“推着”学生前行的老师、见义勇为风骨凛然的老师、主动“放飞”学生的老师，围绕这几个方面作者回忆了先生在1986年元旦给其硕士论文提纲写《读解志熙论文的断想》、敦促其报考北大严家炎先生的博士生、给其论文集《风中芦苇在思索——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片段》写序、慨然应允其调到清华大学工作、执意在两人合编的《师陀全集续编》中署其名等事情。作者动情地叙述道：“先生的‘人生是缘’说，诚然于我心有戚戚焉，但他以为我不需要别人的扶持，则是他一贯低调自持的谦辞。其实，我自二十二岁认识刘先生而至于今，整整三十年了，这三十年如果没有先生始终如一的善意扶持，则我肯定不会这么平安顺利地度过，那是可以断言的。”
《人格的感召——徐葆耕先生学行琐忆》一文，作者首先叙写了徐葆耕先生辞世前亲手写就“告别书”的那份“从容与淡定”，并从中再次领略了“向死而在”的真意。接着，作者回忆了先生为其调动工作所付出的种种辛劳、在清华大学中文系申报博士点等工作方面对其的信任、在诸如购房等个人生活方面给予其的关照以及在重病期间给其著作《考文叙事录》写批评文字。谈到徐先生的为人，作者以先生荣休一事为例说道：“人生进退取舍之际，最见为人的节操与风骨。与不少人临退之际的纠缠不休相比，徐先生的淡于名利、决然恬退之德，格外令人感佩。”并介绍了先生退休后在学术和创作方面的收获，比如推出的学术著作《西方文学十五讲》《叩问生命的神性——俄罗斯文学启示录》《电影讲稿》，身后出版的长篇小说《半个月亮半个太阳》。最后，作者以给《徐葆耕教授学行叙录》一书写的“校后记”中的一段话结束全篇，难以按捺的感念之情也终于溢出笔端：“逝者已矣，来者当思，而所以继之之道，其在兹乎？其在兹乎！”
《隔海相望想风标——吕正惠先生荣退寄念》一文，作者叙述了因自己的一篇论文——《文化批评的历史性原则——从近期的周作人研究读起》与来京访谈的台湾学界朋友吕正惠先生的相识，接着，围绕其论著《欲望的文学风旗——沈从文、张爱玲文学行为考论》的出版过程详细交代了与吕正惠先生的交往及先生的为人。作者如此叙述道：“……回顾拙著的出版过程，吕先生一直热心待我、耐性成全，并进而惠及我的学生。这大而言之，自然可以说是为了学术，小而言之，亦可谓豪侠义气使然吧。吕先生从不曲学阿世，原本就是一个‘反潮流’的学者……”。此外，作者通过叙述与吕先生一起参加“萧红·丁玲文学之旅”的途中对先生行状（譬如，“痛饮酒”“颂诗词”“洒脱的师生相处之道”，等等）的见闻，将吕先生“特别好玩”之“书生性情”“豪侠之气”展露无遗。
《迟到的感谢——纪念张恩和先生》一文是作者在张先生纪念会上的发言，在作者笔下，张先生“高大严整”，“非常和蔼”，“说话字斟句酌、慢条斯理、温文尔雅”。在为学方面，作者介绍了张先生在鲁迅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尤其是独具慧眼地评述了张先生的专著《鲁迅旧诗集解》，认为这本著作“惊喜地探索并深入地解析鲁迅深隐的诗心和曲折的修辞，成为鲁迅旧诗研究的里程碑著述，也体现出张先生良好的古典诗学修养”。
《“观人于微而知其著”——我所见到的王富仁先生》一文，作者以王富仁先生的为人与为文为统领，认为王先生有着“独立不羁的人品与学术”，“为人为文的可贵与可爱”，接着回忆了与王先生交往的几件小事。一是作者博士论文答辩与王先生的第一次交集，在作者眼里，王先生的“朴实和热情”“让人一见如故”，而在论文审阅方面又“认真不苟”。二是王先生给自己弟子的博士论文《在边缘与中心——20世纪河南文学》写序言一事，作者见出的是王先生“为人为文的正直、重情和仗义”，也叙述了先生将自己误认为是“河南籍”的“趣事”，当然，“更正后”更“足见先生为人为文的识大体而不拘小节之可爱”。随后，作者从“烟瘾”谈到“肺炎”，又转到鲁迅，凸出了王先生在鲁迅研究方面作出的重大学术贡献，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王先生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的“序言”中发现了评论家与评论对象之间的“差异”，认为在面对“爱恨情仇以至存殁显晦”层面，王先生更形“镇定”与“从容”。
在《“工作着是快乐的”——陈子善先生荣退感言》一文中，一开篇作者就高度评价说：“子善兄是现代文学研究界公认的文献史料大王，人所共知的学术劳动模范。”接着，作者以陈先生对鲁迅与林语堂争持的考辨为例，认为，“子善之善表现在文学趣味上是开阔宽容，颇有‘泛爱众’之风度”。又以陈先生创办史料刊物《现代中文学刊》为例，表明，“子善之善，还在于他有一副学术为公的好心肠。他发掘了那多多文献史料，无保留地供学界采用，而别人用了他提供的文献，往往有意忽略不提他，子善却从不计较，无怨无悔”！最后，作者动情地说：“子善之善，还在于他辛勤耕耘、乐此不疲地劳作数十年，却从不计较什么学术名利也从不讲究什么学术门户。”
《为大不易厚道有加——且说大师兄关爱和》是一篇很见性情的文章，作者以“被误解”的《狂人日记》中的“大哥”形象及《家》中的“觉新”与“觉慧”调侃其与关爱和先生的师兄弟情谊，细细读来，让人倍感“温馨”与“温暖”。在作者笔下，关爱和先生是一个不善言谈却又忠厚、可靠、能负责、敢担当、仗义的“大哥”形象。作者记叙了几十年来师兄弟两人的交往情谊以及关爱和先生对自己的学业、学术、生活、婚恋、工作等方面给予的关怀和帮助。作者尤为“钦佩”和“欣慰”的是，关爱和先生历任河南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主任，河南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又任近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虽庶务缠身，在公/管理与学科点发展与私/个人学术创获之间也有纠结，但，关爱和先生却能以“平衡术”在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硕果累累。
在《含笑对人生通达见文章——怀念吴福辉先生》一文中，作者毫不吝惜“钦羡”与“敬仰”之情，高度评价了吴福辉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及批评史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作者如此叙述道：“吴福辉先生研究现代文学四十多年，恪勤职守、著编等身，贡献之良多、见解之精审，实非常人可及。”“与粗知史略、侈谈史观的文学史家不同，老吴是一个特别又文学批评慧眼的文学史家，在他那里，丰厚的学术素养、扎实的文献功夫、开阔的文学史视野，是与他对文学作家作品的敏感卓识融为一体的，这才是他的论著的真正难能可贵之处。”“他的真正卓越的贡献在于所写诸多文学史论文和专题著作如《都市漩涡中的海派小说》等，从容自如地会通批评家的敏感与文学史家的史实，发掘出众多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独特性，表现出过人的慧眼卓识，这在并世的几代现代文学研究者中罕见其匹。”这样的评价无疑是中肯的、客观的，甚至可以说也是独具慧眼的。
在文章中，作者还详细评析了吴福辉先生的两篇论文，一是《现代病态知识分子的机智讽刺——<猫>和钱钟书小说讽刺艺术的独特性》，另一是《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兼评施蛰存的<春阳>》，在提点出这两篇论文卓尔不群的思想特质与开阔视野的同时，尤其对吴福辉先生为文的文体特征进行了高度提炼，作者认为：“其为文的具体深入、精警从容，则一以贯之而且更为通脱练达，尤其善于在从容自如的叙述中，随手点染出对人生人性的深切洞察和对文学艺术的敏锐识见，真是让人折服。”“老吴具有明敏的艺术感受力和中肯的文学判断力，为文力戒新老教条主义的夸夸其谈，始终保持着深入浅出、平易近人、机智风趣的知性风度，其文章造诣实非同年侪辈所可比，更远非当今话语才子所可望。”
在《在艰苦中成长——“我的中学”琐忆》《往事历历在目前——“我的大学琐忆”》两篇文章中，一个低调、沉默、愤世嫉俗、甚或滑稽而又勤奋、刻苦、“睥睨群雄”的“小解”跃然纸上。前者为“母校”环县一中五十华诞而作，分“‘挖窑洞的学生和打短工的少年’：求学暨求生纪历”、“‘雨露滋润禾苗壮’：师恩与校风漫忆”、“‘植根乡土与超越乡土’：一点感想与希望”三个部分叙写了自己中学时代生活的艰难、求学的执着以及对师恩的感念和对“母校”的希望；后者分“乡下小孩上大学：我的成长的季节”、“难忘老师栽培恩：回忆支克坚先生”、“大哥大姐你好吗——记忆中的学长”三部分叙写自己在西北师大身体、心理及学术方面的成长，支克坚先生与自己亦师亦友的交谊以及与同班同学交往的点点滴滴。这一部分因为涉及到作者成长的“心灵秘史”，所以在笔法上或“婉曲”，或“跳脱”，或“摇曳多姿”，动情处，又直抵人的“肺腑”。
三
第三部分所收录的文章作者在“后记”中说“等同附录”，在我看来，当属自谦之词。从文体上来说与前两部分不同之处不过在于古文与白话之分，洵属散文一列，而况这一部分的文章风格高古、简朴，诚有宋明以降散文之风骨也。且从内容上来说，与第一部分的个别篇章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互补”与“回环”，譬如其中的《村落记——家园琐忆》《挽老父》《聊寄堂自记》《五十初度诗序》。而《致敬严家炎师七十华诞小序》与《调平原》等诗文与联句又何尝不是与第二部分的内容相照应呢？至于《万公墓志铭》《希文楼记》《环州古城重整记》《<满江红>后序》，或为编撰文集而写，或受人所托而写，读来也别有一番趣味。个别篇章文字因古文的节制反而更增添了情感的厚度与力度，譬如《村落记——家园琐忆》中的文字：
以“掌”名地者，别处似无而陇东独多也。盖陇东山岭连绵而错落有致，率多夹山而成方圆十数里之小盆地，其地自山根而下渐趋平缓，号为坡地、滩地，可以为耕也，中则水道纵横，冲刷久之乃成沟壑，而环顾整体则确然若手掌状。夷考其始，初栖于某“掌”者不过一家一户，其后子孙繁衍渐成村落，此所以陇东村落多以“某家掌”为名，而吾村“解家掌”即其一也。
……
可笑余卅年前将外出旅食打工，临行曾郑重告语于吾兄：“兄其勉哉，谨守家园，待弟退归，与兄共守之！”由今视之，余亦“归无计”矣。呜呼！浊酒一杯，家园万里，村其将落兮人星散，田园将芜兮胡不归？归欤！归欤？吾将何时归？吾将何处归？
解志熙先生的师兄原河南大学校长关爱和先生在《从黄土地获取成长力量 ——读解志熙<砚台的记念>》一文中说：“解志熙所著《砚台的记念》，是一本回忆性散文集。其所勾勒的生活记忆，隐然以成长为主题。环县是解志熙的家乡。作者的身体、心智、情感、学术的成长，又以在环县和走出环县为分界线。不管是在环县的成长，还是走出环县的成长，黄土高原上的黄土地，都是作者赖以成长的生命力量。”我暂且以关先生这段总括性的文字作为我这篇读后感的结语。（2023.7.26）
杨根红（1978-），男，山西古县人，文学硕士，现为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报》、《名作欣赏》、《山西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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