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其实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如果不追溯得更远，那么至少在上世纪80、90年代，文论界就曾经反复讨论过文学（包括创作和理论）的自主性（以及作家艺术家的自主性、知识分子的自主性等等）。那么，新世纪或新时代以来，关于文论自主性的提法到底有哪些新意？新在何处？我觉得新就新在：现在讲文学理论的自主性时总要强调“中国”二字。在“中国文论自主性”的说法中，关键词其实是“中国”而非“文论”。新世纪/新时代以来文论界的各种潮流话语，如“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中国文论的自主知识体系创新”“中国文论走出去”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定要在“文论”前面加上“中国”二字，以突出其民族国家的属性。
大家知道，上世纪80年代文论界就曾大谈文学的自主性（以及自律性）。什么“为文艺正名”，什么“向内转”，强调的都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相对于政治权力的自主性，其背景是告别“文革”时期那种把文学和文学理论是做政治奴婢的“工具论”文艺学。这种自主性诉求是新时期与改革开放相配套的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从90年代开始，文学和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大潮来了，掀翻了作家艺术家、教授学者刚刚摆好的书桌，于是“人文精神”的倡导者开始讲人文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研究相对于市场/商业的自主性，痞子文学与大众文化成为他们的批判目标。尽管有这些差异，但80、90年代的自主性诉求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矛头对内，即对准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对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干预，呼吁文学和文学理论要与政治与经济保持距离，维护自己的独立和尊严。
新世纪/新时代以来，文学理论自主性诉求明显改变了自己的矛头所向。在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语境下，在“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呐喊声中，自主性的矛头所向已经变成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所谓“他者话语”“文化霸权”，从好莱坞电影、到西方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并把它提高到了捍卫国家主权的高度。有人断言中国文论自从向西方打开国门之日起就陷入了“失语”——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有人则指责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被西方传教士洗了脑，丧失了文化自信。换言之，这些强调中国文论自主性或文化自主性的观点，其批判锋芒都已经从“内敌”转向了“外寇”。这就让它带上了浓厚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意味。如果说，80年代的自主性诉求本质上是一种学术诉求，具有强烈的去政治化色彩，那么，新世纪/新时代以来的自主性诉求则是一种民族国家主权诉求，具有明显的再政治化趋势，并与文学理论的学术自主性形成了新的紧张。既然文革时期阶级斗争为纲的文论政治化摧毁了文论话语的学术自主性，那么，今天的文论再政治化是否也可能带来同样的结果呢？从这几年文论界说什么鲁迅被传教士洗脑，莫言是抹黑中国的汉奸作家，方方与境外势力勾结等等，我觉得这不是杞人忧天。
2、这正是我所特别担心和警惕的。由于新世纪/新时代以来中国文论自主性诉求的这种强烈的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色彩，它非常容易而且实际上已经被绑上再政治化的战车，失去了在中国尚未牢固确立的文学理论的学术自主性。我认为，无论是“文革”时期文论的政治化，还是新世纪以来文论的再政治化，都是对中国文学理论学术自主性的严重威胁，前者使得文论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后者则有可能使得文论成为地缘政治斗争的工具，前者把文论简单化、符号化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较量，后者则可能把文论简单化、符号化为中国与西方、爱国和卖国的较量，从而陷入新一轮的文论标签化运动。这两种政治化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它们都是国家主导的，因此而深刻地不同于文化研究所主张的基于反国家立场的政治化。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新一轮以捍卫文论的国家主权为核心的自主性诉求，必须受到文学研究的学术自主性的制约，文论知识在国家层面的自主知识建构，必须尊重文论的学术自主性而不是碾压其学术自主性。缺乏学术自主性的制约，在民族主义思潮、特别是国家主义思潮的裹挟下，中国文论的“自主性”追求很可能陷入国家主义漩涡，在“凡是西方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西方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简单站队中迷失自身。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要警惕民族主义发展为国家主义。中国知识分子或学术共同体内部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民族情感、民族身份焦虑和民族认同渴望，这是并不奇怪的。这种情感、焦虑和渴望起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在与西方交往的过程中遭受的屈辱，起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那种特有的矛盾纠结，又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今天得到强化。但必须警惕这种民族情感、民族身份焦虑发展为政治上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更多指向文化（语言、习俗、审美等）层面，而后者更多指向政治层面，前者基于知识分子个人的文化身份的认同需要，后者则出于国家权力整合社会和个体的统治需要。在民族国家主导的时代，文化和学术上的民族主义和政治上的国家主义常常纠缠在一起，不容易区分。德国学者在追求文化上的民族身份认同、强调学术的民族特色、民族优越性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形成了一个很悠久的传统。它与希特勒的国家主义不应该完全划等号，但这两者很容易产生呼应（比如哈曼，以及海德格尔）。想要消解它们之间结盟的可能性，就应该强调学术研究的学术本位立场和个体本位立场，对来自国内的和国外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非学术干预、诱惑、规训、引导，保持必要警惕。
除了强调学术自主性外，对于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的追求，应该受到人类共同价值的制约。有人说：中国学者的“最高使命”是创造一种属于中国的文论话语。我个人不很认同这样的说法，它至少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人文学术研究的最高追求就是创造出特属于中国的范式。我要追问的是：如果这类范式明显地或隐晦地具有反人类、反共同价值的倾向，我们该怎么办？难道也要加以弘扬和维护吗？纳粹当政的时候，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主义医学范式曾经盛行一时（请参看《纳粹医生》一书），它倒是具有鲜明的德国国家特色的，是那个时期地地道道的德国货，难道值得德国人为之骄傲？由此可见，民族性、民族特色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追求，它必须受到人类共同价值的制约。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方：小脚女人是非常中国的，是“中国原创的”，我们也要坚持吗？
3、对于一种学术范式，特别是人文科学的学术范式，普遍伦理道德的追问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人文科学的学术范式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道德价值的维度，完全价值中立的人文科学是不存在的。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而言，在民族特色之上应该有一个更高的价值追问，不能认为具有民族特点的就一定是值得追求的。除了德国之外，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也不能回避这样的追问。在建国后的多次文艺界讨论、文学艺术研究中，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不也可以发现流行一时、很有中国特色的、指鹿为马、牵强附会、一言堂的、文艺学研究方法吗（《武训传》批判、《红楼梦》讨论、“评法批儒”等等）？我认为不能否定它很有中国特色，但是它值得我们追求么？
在这里，简单谈谈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如何解决民族特殊身份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是有意义的。伯林自由主义的一个不同寻常且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他对于民族身份认同的肯定和维护。在伯林看来，认同自由主义的普遍价值并不能解决他的特殊民族身份亦即犹太人身份认同的问题。他说：“虽然我长期信奉个人自由，但我绝不与以个人自由为名拒斥对特定民族、社群、文化和传统之依附的那些人为伍”（[英]乔治.克劳德：《自由与多元论——以赛亚.柏林思想研究》，第40页）这使得他与那些贬低和忽视民族文化归属的普遍主义的启蒙主义者发生了分歧。他说：“犹太人两千年的历史就是一种独特的返乡的渴望，停止成为异乡的陌生人的渴望。”（同上）正因为认识到了这点，伯林并不认同启蒙思想中那种“轻率的世界主义”。但与此同时，正如克劳德指出的，伯林对于犹太文化和犹太国家的支持，却是受到普遍主义的自由主义制约和限定的。克劳德指出，伯林的犹太认同是文化的、世俗的，而非宗教的。他肯定犹太人认同的价值，但是又不否定自己的自由派英国人身份。所以他尽管赞成犹太复国主义，却又强调要用自由主义来限制它以免其走向扩张主义。而且他认为做一个犹太人、保持犹太人认同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必须死守传统的犹太人生活方式，也不一定必须生活在以色列。保持和维护犹太民族认同因此是一种个人选择行为而不是集体压力的结果。
总之，伯林的民族主义是受到自由主义普遍价值制约的民族主义，它拒绝以民族集体的名义剥夺个人的选择自由，包括民族身份的选择自由。这种自由主义被他的学生耶尔.塔米尔概括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它努力融合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原本对立的意识形态，促使民族主义吸取自由主义理念而变得温和理性，从而区别于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同时也促使自由主义承认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使自由主义变得更有人情味和包容性。
俄罗斯作家为我们提供了更多这方面的例子。比如，被流放美国的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尽管可以认为他在批判斯大林极权主义、捍卫人的自由和权利方面认同西方普遍价值（不等于认同美国的民主制度），但这种认同却不能解决其对于俄罗斯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依恋。所以他虽然1974年去了美国，但对美国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始终格格不入，自己住在乡下，保持自己原来在俄国的生活方式，还拒绝学习英文，并于1994回到俄罗斯。对于索尔仁尼琴等俄罗斯作家来说，只有生活在俄罗斯才会觉得自在（别林斯基也说过类似的话），无论是西方的知识、制度，还是自由主义的普遍价值，都不能提供这样的自在感。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为了捍卫自由、民主、人权等普遍价值而对自己国家的国家主义做出尖锐的批判。
最后让我们回到中国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如果中国文学理论的自主性诉求是中国知识分子民族身份认同的一种文化表达，那么它的合理性应该得到承认；但它必须受到学术自主性和人类共同价值的制约，以免发展为对外具有扩张性、对内具有压制性的国家主义。
陶东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州大学学报》主编，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文化研究》丛刊主编，曾获“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市优秀教师”等荣誉。研究领域为文学理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已经出版相关专著《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当代中国的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当代中国文艺学史》《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等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其成果曾获教育部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相关链接：
陶东风：文化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与中国问题
陶东风：通过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