酝酿下乡
1968年下半年，WG告一段落，伟大领袖不再需要红卫兵冲锋陷阵，大手一挥，全部贬到农村。我当时是开封一高(现开封高中)683班的学生，尚不属动员下乡之列，故赋闲在家。10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已就寝，忽听急促敲门声，慌忙起身开门，来客是原学校宣传队的几位好友。我很诧异，忙问何故，他们说坐定详谈。大家围坐在我的床前，给我娓娓道来。他们都是66，67届的学生，属于动员下乡对象，听说可以下到驻马店地区的一个林场，因此希望我也提前下乡，随他们一起去那个林场，并组织一个宣传队，边劳动边宣传。这么美好的情景打动了我的心，立即表示与他们同行。第二天上午，我就约上挚友夏某，共同贴出申请书，请求工宣队批准我们提前下乡，并且立即获得批准，还在全校表扬我们的行为，因为还没有轮到68届学生动员下乡。66、67届有些同学或因身体有病，或因家庭贫困，提出暂缓下乡，结果家长被叫到学校办“学习班”，直到同意下乡为止。因为人数庞大，68届学生就暂缓动员，待解决完66、67届问题后再说。
既然我必须下乡，能和好友们一起到个林场，并能组织宣传队，何乐而不为?大约还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我想把我舅舅的手风琴带下去，为宣传队增加一个贵重乐器。为此我向父母求助，他们同意，可手风琴是我舅舅的，怎么办?我母亲与我舅舅商量，最后达成协议，出资100元买下，让我带到乡下。当时有个规定，凡是有恋爱关系的，不管是哪个学校的，都可以随一方走，因此有些外校的学生就想利用这种关系去我们林场。我的那几个好友几乎都有真的或假的女友，唯我独身，于是他们便劝我也带一个。我的家教很严，特别是在男女关系方面。我母亲曾给我讲过她一个朋友儿子的事，据说这个男孩与个女孩谈恋爱，后来中断了，结果被女孩告到法院，被判刑三年。我母亲给我讲的含含糊糊，我以为只要谈恋爱，就必须谈成结婚，否则就犯法。如果我为了帮一个女孩和我们一起去林场，就得保持恋爱关系，直至结婚，那不是太仓促了吗?后来我才明白，估计那个男孩与女孩发生性关系了，在当时婚前性行为如果被告强奸，就是违法，因此被判刑。我们还想带个小狗，有个不用下乡的同学叫杜兄，他家养个狗，便送给我们，由蒋兄负责喂养。11月初，我们得知下乡的具体地址是驻马店地区新蔡县陈店公社蔡湖林场，我憧憬着那里是一大片林区，就像电影里看到的东北林区一样，整齐的森林，平坦的道路，先进的机械，新建的瓦房。
大约是11月6号，我们开封第二批下到驻马店地区的知青乘坐专列泪别家乡父老，直达驻马店(当时是镇)。路上我们欢喜歌唱，我拉着手风琴，引来许多羡慕的眼光。高兄带个琵笆和二胡，李兄(已去世)带支竹笛，蒋兄和张兄各带一把小提琴，夏某带了一个新疆手鼓，可以组成像样的乐队，在欢乐中不知不觉到达列车终点。下来火车，转乘大卡车(那时客车很少)，行驰100多公里，到达新蔡县城，已是晚间八点。吃过晚饭，县里安排我们观看县京剧团演出的《红灯记》，那知道后来我们还与它发生了关系。第二天早餐后又坐上卡车，行驶40多公里，到达蔡湖林场。下车举目张望，只见几间土坯房，歪歪扭扭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林场?我们这近百号人住在哪里?
初获赏识
公社书记高显武接待我们，说不要看林场现在不怎么样，你们来了，国家有专款专用，明年就给你们盖上大瓦房。眼下就那么几间破屋，大家挤着住吧，我们结伙的十几个抢住了一间还算房子的屋里。一个大统铺，从里到外睡着某某、我、张兄、蒋兄、张兄、王某和大五弟兄(其父是开封市副市长，其携带的女友谭女士父亲是开封市长)、袁某、王某弟兄(其父是职工医院院长，高兄的朋友)，夏某(其父是开封地区书记)和高兄睡在靠另一面墙的两个单铺上。收拾停当后，得去上厕所，就在我们屋子旁边，用土坯垒的两个围墙，右男左女(一般是左男右女)。进到厕所，迎面立着三个泥人，围着一棵杨树，杨树下端油光发亮，不知何故。到晚上，集体晚汇报，同时宣布将我们近百人(还有黄河中学的二十多人)分成三个排，由老职工(当地农民)任排长，竟由高兄任一排副排长，我为二排副排长，夏某任三排副排长，学生干部由我们屋包圆了。我旁边坐着老职工，我递给他一支烟(开封烟厂买的白包烟)，然后询问我的疑惑，他说厕所里跪着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和王光美，让他们整天闻臭味，那棵树被磨光是他们大便后没有纸，只好在树上蹭几下。听后哑然失笑，这里的农民怎么这么落后。更有甚者，第二天晚上，晚汇报结束，不少老职工聚集到我们房间，听我拉手风琴。他们没见过，称是“话匣子”，问能放什么歌，我说你想听什么歌它就放什么歌，我知道他们听过的就几首，“大海航行靠舵手”、“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等。他们说一首，我让他们按一个变音器，拉出来了，再说一首，再按另一个变音器，又拉出来了，齐夸“这个话匣子真好!”
蔡湖林场主要种植千亩竹子。为什么种那么多竹子，并且细的只有指头粗?当地盖房子，没有煤炭烧砖瓦，只好用土坯垒墙，用淮草(当地生长的一种野草)铺房顶。而淮草下面，则用细竹竿编成帘子，铺在房檩上。淮草上面，糊上泥巴，可以隔雨防雪。林场就靠卖竹子挣点钱，其它吃喝全依赖自给自足。林场人手不足，千亩竹园连成一片，竹根到处乱窜，既杂乱又长不粗。我们来了，增添了生力军，第三天就开始劳动，用当地的一种铁锹挑沟，让竹园看上去整齐划一。各排划分了任务，展开竞赛，我素来争强好胜，刚到农村就被委任副排长，一定不落人后。要想争得头筹，必须动员全排二十多人齐心协力，既要以身作则，又要宣传鼓动。我先用所学的几何知识，将分配到竹林划分成块，撒上石灰，大家一目了然，不干冤枉活，省力省时。劳动时，我埋头苦干，但也注意劳逸结合，不能让同伴们苦不堪言。果不其然，我们一个月的任务，二十几天就完成，受到林场的表扬，我开始受到党支部的重视。
冬季是种植树木的大好季节，挑完竹沟，林场又趁有大批人力，决定购买大批梨树、桃树和苹果树，划出400亩农田建成果园。植树造林要求整齐划一，怎样才能保证竖看竖成行，横看横成行，斜看斜成行?我又利用几何知识，用皮尺量好方块，定好每棵树的株距与行距，用石灰撒在中心点上，再以中心点划一个半径为30公分的园，树苗就栽在这个圆心上。栽树坑深度要求60公分，挖一个洞三个人需要半个小时。我们排又是一马当先，完成的任务又好又快，被林场树立为模范排。
林场喂养几匹马和几头牛，冬天需要麦秸作为饲料，林场没有，到外面采购，跑到正阳县的汝南埠(距蔡湖20公里)。我们林场连一辆马车都没有，借临近农村一辆，不能用马拉，因为要从浮桥上过汝河，只有靠人拉。我自告奋勇驾辕，去是空车，一路轻松。回来满载麦秸，装的前轻后重，我需要用力按住车辕。特别是过浮桥，晃晃悠悠，驾不好辕就可能歪到汝河里。过了桥是个上坡，更是后重前轻，虽说去了十几个壯劳力，他们用不上劲，把我累得只喘粗气。当然这次突出表现，又赢得表扬，成为林场的标兵。
更突出的表现是跳进泥浆里混合均匀泥巴和麦秸，作为制作土坯的原材料。从汝南埠买回麦秸后，有了一种主要原料，就可以造土坯了。前面提过，新蔡县离有煤矿的确山县200多里地，根本没办法用人力车去拉煤，盖房子只能用土办法:1、先划出几亩熟地(正在种植庄稼的田地)，用犁把地再犁一遍;2、把大量的麦秸撒进地里;3、挑来湖水泼进地里(一片一片地泼);4、跳进泥浆里用脚混合麦秸与泥土;5、铲出混合泥放进木制坯框里;6、填满后打开坯框，让泥坯慢慢晾干。其中最主要也是最累人的活就是跳进泥池用脚踩泥和麦秸，更要命的是在滴水成冰的气候下赤脚泡在泥浆里，冻得失去知觉。正因为此活太艰苦，场里只安排老职工干，仅让我们挑水。挑完水放下担子，我脑子里忽然闪出王铁人冒着寒冷跳进水泥浆里的画面，难道我作为林场的标兵不应该学习王铁人吗?于是脱下鞋袜，跳进泥浆之中，与老职工共同踏踩。冷水倒进地里，转眼变成冰碴，双脚泡在里面不一会儿就麻木得失去知觉，只管踩吧，无所谓了。“知青”中仅我一人与老职工共同“战斗”，博得他们的赞扬，对我在林场生存至关重要。然而其结果是让我的双脚落下病根，一到冬天两个脚腕就酸疼，多次求医也没能止住疼，直至来到洛杉矶，这里四季如春，没有冬天，脚腕自然不疼了。
熟悉农活
政府发给我们六个月的“商品粮”，林场的老职工与我们共享，四个月就吃完了，全靠用盖房的钱买红薯干充饥。春天来临，多种点红薯可解来年饥饿之忧。老职工会用红薯生长薯苗，置于湿热地方，半个月一个红薯上生出来几十根薯苗，剪下来就可以插入地里，生长新的红薯。蔡湖地势低洼，与周边统称为“蛟停湖”，龙王歇脚处，十年九涝。栽种红薯不用担水浇灌，用手往地里一插，再用手把周围的土堆起来，就完成一棵。栽红薯不难，气候已转暖，难的是翻红薯秧。夏天烈日当空，在阴凉地方扇着扇子还汗流浃背，蹲到地里一棵一棵地把红薯秧从地上长根地方(不是主根，是须根)拔出来，再把薯苗翻到另一面，至少要翻三遍。
转眼到了麦收季节，在开封夏收夏种时，我们都去农村帮助收麦子，用的全是镰刀。这里因为土地贫瘠，麦田里的麦子稀稀拉拉，用镰刀不好使，用的主要是“翁”。什么是“翁”?一个木杆前端安上一个70公分宽半月形锋利铁片，收麦时用“翁”向前推进，麦子就倒在地上，后面的跟上来，把麦子拢在一起，再后面有人拉车装上车，运到打麦场。我开始掌握不住要领，翁的不直，麦子东倒西歪，后面的人处理不便，影响速度。老职工驾轻就熟，告我要领，逐渐进入佳境，速度增快。收麦都说要“抢时间”，我们早上四点多，听见布谷鸟叫，就下地收麦。有一次收完交给的任务，还不到早饭时间，我没让大家休息，鼓励伙伴们:“我们已经攻占了敌人的主要阵地，现在只剩小一个小山包，让我们奋力拿下它!”同志们在我的激励下，早饭前又收割一块麦田，不过落下一个诨名“小极左”。
当地有个俗语:“坨坯打场，活见阎王。”我过去夏收夏种只帮农民收割麦子，没有打过场。打场的程序是:从麦垛上把麦子摊到场上;让麦子晒一两个钟头，然后用石滚碾压麦子(有用牲口，也有用人拉滚);石滚碾压四五遍，用桑杈把麦秸挑到一边垛起来;碾下的麦粒掺有杂物，需用木锨扬场，俗语说:“会扬一条线，不会扬一大片。”;麦粒全晒干了，装长布袋里(每袋200多斤)扛到保管室(距离200米)，倒进“穴子”里。这种情况是在难遇的晴天，但收麦季节天气像小孩的脸，变化无常。刚才还是晴空万里，转眼狂风大作，赶紧把摊开的麦子垛起来，俗语说:“风是雨的头，屁是屎的头。”可能马上就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可有时俗语也不准，狂风过后并没有大雨，乌云扬长而去，我们再把麦子摊开。我们用的石滚估计有三四百斤，闲暇时大家试着掀它，看谁掀的最多。多数人掀不动，个别人能掀两三个，我却能掀五个。老职工和我们混熟了，开始和我们“打渣子(开玩笑)。打场的时候他把扫帚递给我，说:“你扫我翁(扬场推麦粒)。”我答应后，老职工们哈哈大笑，原来他说:“你嫂我翁。”傍晚结束劳动，浑身都是麦芒，老职工又说:“你抹澡，我睡瞌睡。”我正想下到场边的湖里洗个澡，随口答应。谁知老职工们又笑个不停，因为他说:“你妈找我睡瞌睡。”最后计算产量，每亩才产90来斤，光种子就用了十几斤，现在我老家的地里亩产小麦至少900斤，高出10倍，靠的是技术和管理。
暑期农活很多，种晚秋庄稼(大豆、玉米、红薯)，锄地，打棉花枝，嫁接果树。我们排的主要任务是锄地和嫁接。锄地的困难在于掌握锄的走向，控制不好，锄掉了玉米苗，补种都来不及。豫剧《朝阳沟》里栓保教银环锄地:“前腿弓，后腿蹬，手要稳，心放松。”我试着按栓保的唱词锄地，略有成效，很少给玉米苗“判了死刑”。我们在果园苗圃里嫁接蜜桃果芽，都说:“三伏天里热粘皮。”嫁接到母本上的果芽，很快就长在一起，成活率能达到80%。嫁接果苗的难点在于细心剥开母苗的皮，将果芽插进去，用线绳把芽皮缠紧，即可。活并不累，但烈日下一直弯腰干活，热渴难忍，偷偷钻进菜园(就在苗圃隔壁)摘几个黄瓜，略解热渴之苦，但让场领导知晓，恐怕要受到公开批评。
秋收秋种是一年最繁忙农季，要收获早秋作物，要犁地种植小麦，要管理晚秋作物。採棉花归女生，掰玉米归男生，我们背个竹篓，在玉米棵中穿梭，装满竹篓约五十斤，送到田边人力车上，没有技术含量，但需要大量人力。重活是犁地，因为有人力，就不用牲口。秋雨绵绵，田地泥泞，五个人拉一张犁，我自然拉主绳。土壤太湿，犁就特别沉，我拉主绳累得气喘吁吁，比掰玉米费劲多了，但却不能喊苦叫累，因为我是林场树立的标兵。犁完地就是耙地，还是五个人一挂耙，拉起来省力得很速度是犁地的五倍。该耩麦了，都说摇耧最需要技术，我也跃跃欲试。老职工告诉我，摇耧一定要两手把稳耧的两端，左右摇摆要均匀。我试了一下，控制不住，还是让有经验的老职工干吧，我继续拉绳。不管如何，我熟悉了农活的来龙去脉，有个农民的样子了。
惨遭拆散
我们这个小团体包圆了林场的学生干部，林场的学生和老职工都偎在我们旁边，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群里有开封市长、副市长的子女，有开封地区书记的儿子，有开封市职工医院院长的儿子，不要说公社书记啦，就连县武装部部长都是王副市长的部下，几次坐车来林场看望我们。公社书记不敢管，便心生一计，借口林场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需要解决“板结”问题，要把林场的学生再下放一半到生产队里去。实际上我们都想去生产队，到那里多随便，干活也不会太累，队里照顾几个“知青”还不是“撒撒水”吗?
1969年4月，林场召开大会，宣布送往生产队的名单，我们屋成为重点，夏某、王某、大五、李兄、王氏兄弟、袁某、赵某、谭女士、大付玉枝(新蔡县“知青”)和十一中的两个女生张某和付某，全被打发到陈店集旁边的刘港(地方发音江)沿，进驻两个生产队，某某随张姐下到另一个生产队。5月，高兄和蒋兄又被新蔡县京剧团借调走弹琵笆和拉小提琴，热热闹闹的一个屋变得冷冷清清，仅剩下我、张兄、张某三个人。
他们下到生产队，因祸得福，村民们感觉稀罕，今天这家送点吃的，明天那家给些用的，他们出不出工每天都按十分记工。特别是队里的粮食随便吃，他们就拿大豆到陈店集市上换豆腐，我们三个人星期天跑到他们家(相距七里地)既吃豆腐，又吃煎饼。生产队要给他们盖新房，他们和我们约好，半夜偷偷溜进林场，扛走几根林场准备盖房的檩条。小麦的收获季节，我自告奋勇守护打麦场，让他们夜里悄悄进场，“打枪的不要”，用裤子装满小麦，夹在脖梗上，凯旋而归。
不知道李兄从哪儿找到一副麻将，稀罕物品，我们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去刘港沿，要么在夏某家吃，要么在王某家吃，吃饱喝足，坐下来打麻将。光干打没意思，至少赌点啥。集上供销社卖水果糖，其实不是用水果味精做的，是用红薯糖稀熬成，吃上去没一点甜味，甚至是糊苦难耐，那也比什么也不赌好吧。集上卖一分钱两个，我买了从来不吃，只等输了给赢家。我经常把糖装兜里，糖纸和糖块粘在一起，输糖时给他们都不要，得买他们的，一分钱一块，百分之百的利润，我也不在乎，大家其乐融融。
有时候我也陪他们去赶集，有次看见卖柿子的，两个小箩筐装满了柿子，个个都像红灯笼，样子喜人。当地的规矩是先吃，吃完根据留下来的柿子盖算帐，一分钱一个。他们几个吃完都把柿子盖往背后一扔，吃完离开时眼前只有我吃剩下的柿子盖，一数还不到10个。我看老农面有难色，于心不忍，便给老农三角钱，估计吃了不止50个。还有一次我们看见一个卖西瓜的老农，一群人围上去乱问价钱，张女士趁乱抱走一个，老农也不知。更有一次，王弟对公社管“知青”的干部不满，趁着大家七嘴八舌向干部抱怨时，把他床上的单子卷起来塞进衣服里。那时买单子不仅贵，并且还要凭布票，就算一件贵重物品了，对那个干部来说损失太大。他问我们谁给他开玩笑，可不敢说偷，王弟问我求你的事办不办?一口应承下来，才把床单拿出来。还有一次，我戴上从开封带来的新疆帽，穿上我爸爸给我的睡衣，插上新疆人的八字胡，在集上招摇过市，并一直说英语，过后整个公社都传说来了一个外国人。
他们在刘港沿的壯举是一次为争灌溉用水而发生的冲突。1969年夏，早秋庄稼盼望浇灌，一条河流从西向东流，刘港沿西边村庄占据地利，把水截流，下游无水。我的那帮伙计们在村民的怂恿下，把上游拦河闸坝扒开。西边村民不知道刘港沿来了一批无所畏惧的开封“知青”，拿着一些家伙过来制止。他们刚一照面，未及说话，王弟便一马当先，嘴里喊着:“妈那X，打他个丈人!”拿着铁锹就照对方拍去。陈店的农民都是老实巴交，哪见过这种场面?王兄、大五、王某、李兄也一起上阵，只打得对方丢盔卸甲，狼狈鼠窜。上游村庄吃了大亏，一状告到公社，结果反被书记批评一顿，说不应该拦河截水。从此刘港沿的“知青”威名远播，连周边公社的“知青”也投靠到他们名下，成为新蔡县的霸主。
男女情事
我下乡的时候已经19岁，66、67届的都在20岁以上，在农村早已成为父母，而我们刚从学校束缚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始尝男女情事的味道。前文提到，为了带一些人和我们一起来到蔡湖林场，真真假假差不多都有名义上的男女朋友，但既然来到蔡湖，就“假亦作真真亦假”，有几例说明。高兄大我一岁，WG后期与我们宣传队的一位女士发展成朋友关系，一直持续到决定到蔡湖林场。临上火车，我们怎么也找不到她了，又没有手机，让高兄一路忐忑不安。到驻马店仔细寻找，确信她没有上车，让高兄整天心神不宁，至到第二批人马又来蔡湖(分到东场)捎来口信，说她不来蔡湖了，才使高兄彻底死心，不过情窦已开。没有几天，我们感觉高兄每天晚上都到很晚才回屋，有好事者私下跟踪，发现他从一个女生宿舍出来。我们审问他，他豪不隐讳，说正在追求一位从新蔡县护士学校下来的女孩，此女眉清目秀，一脸慈容，身材高挑，步伐轻盈，可以说是我们林场的场花，我甚至怀疑她是否来自县城。恋爱已公开，我们就把她纳入自己阵营，她归夏新中领导，分配干活时尽量照顾。后来高兄调进县京剧团，几乎每天泡在女孩家，开始叫爹叫娘。1971年开封教育系统到新蔡县招人，高兄利用他和县政府的良好关系，同时把女孩也招到开封，1972年春节举办婚礼，成为我们中第一对踏入结婚殿堂者。
张姐也大我一岁，WG中在开封市“红代会歌舞团”结识一个男孩某某，是个回民，东京中学学生。在开封时我们并不知晓，上火车坐在一起，张姐才公开秘密。到蔡湖林场后分配住处，自然把他分到我们屋，并且让他紧挨着我睡。可是我们都为张姐打抱不平，一个河南大学教授的多才多艺美女，在校不少同学追求，怎能嫁给“半文盲”?张兄更是忿忿不平，说当年在校我俩(他俩同班)的饭票都是我掌握，不分你我，但从未有非分之想，怎知她“移情别恋”了。王弟更加过分，把某某的雨伞都给剪烂。林场有个老职工,对张姐也有调戏语言，让某某在屋里大骂不已，可是不敢当面责骂，因为我们是“接受再教育”对象。有次我回开封，某某让我给他家带封信，我也想亲自考察一下他家。在他家，与他母亲长聊几个小时，他母亲告诉我他家还不同意他们的恋爱呢，因为张姐是汉族。回场后我把这事讲给张姐并埋怨她找错对象了。她给我解释，她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要作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就像一些外国小说里主人公一样，敢于爱。我把她的心迹历程讲给大家，不平之声渐渐消失，但和张姐的关系渐行渐远。前些年我回国，见到张姐和某某，张姐已成公司老总，依然美貌如初;某某充当她的司机，已经变为歇顶。看上去两个人仍相亲相爱不输当年，我确信张姐信守了自己的理想。
袁某我俩小学就同班，关系不错，听说我和夏新中提前下乡，又是到林场，便约上王忠民(他俩一班}随我们一起来到蔡湖，分到三排(夏某是副排长)，与李兄和大付玉枝同在一起。大付玉枝大胆活泼，经常听到她的朗朗笑声，人也长得清秀可爱，马上吸引住李兄的目光。他带着竹笛，约大付玉枝到竹园里，为她吹奏爱情歌曲，这些都是她闻所未闻之音，两人渐入佳境，我们也乐观其成。不知何故，大付玉枝突然对李兄感情冷淡下来，我们商议让袁某利用在一起劳动机会，作作大付玉枝的思想工作，让她回心转意。哪知道袁某横刀夺爱，趁机把大付玉枝占为己有，我们对他的行为嗤之以鼻。到分配下到生产队的时候，大付玉枝自然随袁某来到刘港沿，我们也就只好承认事实，并且去刘港沿时，偶尔也去他们家吃饭，还称大付玉枝为“嫂子”。1969年8月的一天，夏某突然跑到林场，告诉我们大付玉枝死啦!追问死因，答曰不祥，只知道她突然倒地，两手乱抓喉咙，还没等送到公社医院(相距仅二里地)就不动了。马上通知她父母，她母亲看后说“我女儿不干净”，扭头就走，连丧事都不参加。“知青”死了，引起公社重视，买个棺材，葬在林场地里。那天，公社大部分“知青”都参加了，奇怪的是，正在下葬时，突然天降大雨，莫非天公也为这场悲剧落泪?2014年夏，我约数位当年场友到蔡湖林场旧地重游，同时凭吊大付玉枝。蔡湖林场早已不复存在，询问村里老农，告知“姑娘墳”作为文物一直有人保护，不断添墳扫墓。我请他带我们去看看，只见周围全是平地，仅有大付玉枝的土墳垒得很高，若无人问津，近50年恐怕夷为平地也未可知，然不知是哪位可敬人士有此善举。
或许有人会问，你就没有任何绯闻?前面曾说过，我母亲对我与女孩子交往要求甚严，因此被同伴们认为“不成熟”。来到蔡湖林场，开始我们还自己组织个宣传队，利用晚上排练节目。后来伟大领袖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本想通过我们的宣传教育农民，现在要求我们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宣传队干脆解散。不排练，省出时间，就可以谈情说爱了。我守身如玉，独自一人坐在蔡湖边练习手风琴，总有十一中的两个女生过来伴我唱歌，一个张女，一个付女。渐渐熟悉以后，付女又在我那个排，平时劳动就主动要求与我一起，我也不好拒绝，可能给她传递了错误信息，认为我接受她的追求。有一次我正准备端着脸盆去洗衣服，她进到我们屋，看到后端起脸盆就走。我气急败坏地喝止，她恼怒地摔下脸盆哭泣着跑了出去。过一会儿与她同屋也与我们同排的女士过来批评我，问我为何惹得她如此伤心。我向她解释我的家教，说我从未与女同学有任何紧密接触，更何况我们下乡，前途未卜，不知道两人去向何处。与其到分手时生离死别，难舍难分，不如根本不要建立恋爱关系。我看付女有这种倾向，提前制止，对双方都有好处。这位女士认为我解释的很有道理，回去劝说一番，付女与我和好如初，下生产队时主动要求与张女士一起随夏某去刘港沿，并且开封在新蔡县第一批招工就进到开封机械厂。
蒋兄倒是有个绯闻，但他否认。我们带到林场的小狗叫“赛虎”，由蒋兄负责喂养。寒冬腊月，觅食不易，蒋兄想个办法，在猪圈旁支个箩筐，放进一些高粱米，麻雀出来找食，钻进箩筐里，他拉动支棍，便扣住麻雀，给“赛虎”当食物。冰天雪地，怎能在空地上苦等?旁边就有一个女生住室，里面只剩下一个新蔡县城下来的“知青”。女孩长得小巧玲珑，圆圆的脸蛋总是挂着笑容。我们场的一位一高来的同学，曾写信向她求爱，结果被她拒绝，还对外宣称“赖蛤蟆想吃天鹅肉”，故我们给她起名叫“天鹅肉”。蒋兄不知是有意所为，还是偶然起念，钻进她屋静待麻雀，一连几日。蒋兄此前并无绯闻传出，但此举则引起大家的怀疑，再加上他俩都在高兄那个排，日久生情成为可能。然而不久蒋兄就调到县京剧团，绯闻也与之销声匿迹，只能是一则传闻。
接受打击
我被任命为林场民兵连的副连长，实际成为“知青”中的“领袖”，我们屋更是林场的核心，大家全都唯我们马首是瞻。人们“瞻”着我，我就要为他们树立榜样。
老职工吸不上卷烟，总是用纸卷些烟叶，可是纸也不好找，我们屋就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场所，因为可以找到废纸。我父亲每周给我寄来一包《参考消息》，其中还夹带一封信，邮费才四分，寄信邮费八分，又省钱，又多寄东西。看完的报纸，不敢公开放在床头，怕被老职工拿走卷烟吸。我需要用报纸当手纸。谁知被他们发现了藏纸处，全拿走了，害得我大便后没有手纸。怎么办?上厕所前先在地边找一块土坷拉，解完大便后用土坷拉擦擦屁股。有时候来不及找坷拉，拉完屎只有学老职工在杨树干上蹭一蹭。不管用土坷拉还是用树干，对肛门都有损伤。我们下乡时政府发放口粮中有60%的细粮，可是和老职工共同吃，早已吃完，只好买便宜的红薯干和高粱，把高粱放进“一风吹”里打一下，蒸窝头。红薯干吃多了胃酸，高粱窝头吃下去拉不出屎，再加上没有素菜和调料，只有磨成的辣椒粉，掺点盐，搅拌在一起，沾着吃，就更拉不出屎。每次大便就好像上战场，战战兢兢，但还是把肛门撑坏了，内外痔和肛裂疼得我不敢迈腿。但我是众望所归，怎能请假?咬紧牙关也不能缺工。场领导知晓后没有劝我休息，反而在大会上表彰我的精神，让我骑虎难下，勉为其难吧。
痔疮事件为我争得了更大的荣誉，甚至被选为“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出席驻马店地区的知青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讲述我的“英雄事迹”。林场领导鼓励我继续努力，争取在“建党”时入党，同时告诉我已把我纳入培养名单。受此激励，我“干起活儿来劲头足”。好景不长，公社接收一批转业军人，没处安插，送到林场，称作“政治工作队”。这几个转业兵，来到林场颐指气使，一副“太上皇”的架势，力图夺取林场领导的权，也难怪，这就是人类的天性。夺权从何处下手?先把他们依靠的“知青”打下去，目标首先瞄准了我。一是我父亲在WG中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属于“黑七类”;二是我们屋的弟兄们几乎全被“疏散”，我已势单力薄;三是他们偷檩条和小麦的事不胫而走。黄河中学的学生们过去都投靠我们门下，现在只剩我们三个，孤掌难鸣，便有反叛之心。张某和张兄看到势头不妙，迁往开封地区的县，我更变成孤家寡人，任人宰割吧。
这帮转业兵搞政治很有一套，在部队里训练出来，搬到农村运用驾轻就熟。他们未经林场领导允许，便展开“帮助”我的生活会，召集一大群黄河中学的学生给我提意见，他们从我们进入林场就称王称霸开始大吐苦水，其实大部分事我都没有参与。其中最主要的有:
1、打死蔡湖村里的狗。刚到林场，从未吃过肉，晚上闲聊说到临近村的狗常来林场觅食，像个无家可归的野狗，不如打死“大撮一顿”。说说而已，谁知道过几天他们真的把那只狗圈到屋里，用乱棍打死啦。不敢用伙房的炉灶煮狗肉，就在后地支个锅，还是招来一些人围观。或许就是只野狗，过后村里并没人来找狗，所以并没有引起风波。
2、毒死蔡湖村里的鱼。有一天给棉花喷洒完“洛果”(毒杀棉芽虫的农药)，一个老职工让把药瓶扔进蔡湖，我的哥们不知情，便随手一扔。第二天早上，池塘里的鱼都浮到岸边，似动非动，用个脸盆一舀一条。大家都到湖边抓鱼，然都不知何故。这次可以在伙房大摇大摆地烹鱼了，做好后高开年自吹“色香味俱全”，大家饱餐一顿。后来那个老职工告诉我，“洛果”就剩个瓶子，也能让池塘“翻坑”。“翻坑”我知道，开封我家周边全是池塘，每年夏天几乎都有某个池塘“翻坑”，我们不少沾“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光。但我不知道一个农药瓶也能让鱼塘“翻坑”。过后村民找到场里，但查无实据，无果而返，不过我们和村民的关系恶化了。一直到后来，有个村民家办喜事，我们带些开封烟厂的白包烟作为贺礼(当时极为珍贵)，关系又融洽起来。
3、偷走林场里的檩条。前面提过，刘港沿的弟兄半夜来偷檩木，不料被一个老职工看到，但他一为了从我们这里拿卷烟纸，二也慑于我们的淫威，三平时与我们称兄道弟，就没有声张。但在我的生活会上，他无所顾忌了，便揭发出来。这是一颗重磅炸弹，让我猝不及防，因为其中牵涉到我。内外勾结，偷盗公家财产，属于犯罪行为，我岂能承认。我推说当时不在林场，大约是张兄他们配合干的，他们也找不出真凭实据证明我在林场(因为我常出去开会)，就把此事挂起来了。
4、欺负黄河中学的学生。我们开封一高是开封市的名牌中学，黄河中学是垃圾学校，考不上正牌初中学生才自费去上的学校，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再加上还是初中生，我们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中有个活跃分子，被安排协助喂牲口，这在林场是个好工作，因为不用早起晚归，生活自由，被称为“弼马温”。他依仗此职务，在林场我行我素，激起大家的不满。他和女朋友都在林场，有次一个老职工和我聊天，说到“弼马温”，说你知道他女友的乳房为什么那么大吗?都是让他摸的。这给我一个错误信息，即令谈恋爱，也不敢乱说乱动，不然也会成他女朋友的模样。于是我在林场里到处宣扬老职工的评论，让“弼马温”成为千夫所指的丑角。
5、私自偷拔菜园里的萝卜。我们一个大屋走的只剩我们三人，补充进来几个，其中有三个喜欢喝酒。酒是当地的红薯干白干，喝着一股红薯干味，一元钱一斤(一个葡萄糖注射液瓶)，可在后院村里买到。冬天晚上，屋里没有火炉，寒冷难耐，只有靠喝点酒暖暖身子。我父亲每月寄给我十元钱让我贴补生活，我就用它买酒大家喝。但是怎能干喝?必须有个下酒菜。于是他们悄悄溜进菜园，偷拔几个萝卜，回来切成片，喝一口酒，咬一口萝卜，其乐融融，忘记了天寒地冻。这算什么罪名?况且也不是我去偷拔的萝卜。他们几人证实萝卜不是我拔的，但我吃了，也是同案犯。
其他还有人善意地指出我的一些不足，好像用英雄的标准要求我，我当然虚心接受。接连几天生活会，让林场领导知道了，出面制止，但影响已经造成。恰在此时，汝河在我们公社的河段需要取直，全地区各县都分有任务，几万人在十几里的汝河边安营扎寨。这么多人吃喝拉撒，全在野地，林场决定组织拾粪队，也住在河工现场，为林场的土地积些有机肥料。“政治工作队”立刻建议让我担任队长，带领几个队员，在河工期间，住在那里。这好像是一件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场领导只得同意，转业兵们暂时翦除了一个心头之患。
没两天，场里宣布拾粪队名单，除我之外，其他四个全是稍有弱智的半大小伙，也是老职工。林场怎么会有弱智者呢?“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这里是著名“信阳事件”的发生地。当年信阳地区和驻马店地区统属于信阳地区，新蔡县自然也在信阳地区内，并且还是重灾区里的重灾区。特别是陈店公社周边，土地贫瘠，收成低下。我听老职工讲，“大跃进”各大队向公社报产量，都不敢先报。因为即令你先报已经夸大数倍了，后面肯定比你报的还高，最后先报产量者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被吊起来抽打，甚至被打死。
结果各大队让民兵到各家挨个搜“私藏”的粮食，家家被搜的片甲不留，农民吃什么?大队领导不管，他首先要保自己的性命。基干民兵又听命于上级，把守公路，不准外出讨饭，奴隶般的农民只能饿殍遍野。我去河工的路上，看到很多村庄都变成残垣断壁，空无一人。为了养活幸存的孤儿，公社把他们送到林场，因此林场里的老职工，几乎都是大饥荒幸存者，或许为了收留他们，才成立这个林场。
一般农地里不准外人进去拾粪，我们是社办企业，被允许夜间拾粪。经过联系，一个村给我们提供住房，作为拾粪基地。我带领四个弱智青年来到驻地，原来给我们提供的是一间磨房，没有门窗，四处透风。更要命的是白天还有驴在拉磨，而我们只能白天睡觉，夜晚拾粪。我们去的正是寒冬腊月，睡在麦秸里仍浑身哆嗦，只好把麦秸塞进衣服里，起点保暖作用。夜里拾粪，背个粪箩头，拿着手电，在田地四处寻找屙出的屎。冬天“冰冻三尺”，白天拉下的屎早就冻硬，与土坷拉区别不大，用手电看不出来，只能用脚踢踢。常常一踢一脚屎，顾不上嫌臭，赶忙铲进箩筐里，又拣到一泡屎。箩筐装满了，肯定溢出筐外，沾到衣服上，没有怨言，庆幸又完成一筐的任务。就这样我们在河工上坚持到河工结束，我带着老职工凯旋而归，受到全场的热烈欢迎。转业兵想把我搞得身败名裂，结果此举让我锦上添花，并且由于他们的倒行逆施，引起公社的不满，遣散他们回到自己村庄，为林场铲除一颗毒瘤。
移居平舆
虽说我从河工拾粪载誉而归，在林场的地位如日中天，但我在河工时开封已经开始来“知青”中招工了，并且我们林场的一个黄河中学的女生凭借他父亲的关系和“政治工作队”的偏爱被招进开封机械厂，让我失去回开封的机会，因为如果我在林场，推荐的肯定是我。接着“铁四局”又来招工，林场推荐两人，我自然而然包括其中。“铁四局”是什么单位?在什么地方?我一无所知。这时有个县城的“知青”刚从县城回来，她说见到招工的人，他们询问蔡湖林场的情况，她夸说我不仅政治进步，并且文体见长，让招工者对我印象深刻。我问她“铁四局”是什么单位，她告诉我是修焦枝铁路的(焦作到枝江)。听后我倒吸一口冷气，修铁路，开山炸石，有生命危险，又不是回开封，最好被刷掉。到面谈那天，我想个歪点，借一个弱智职工的外套和帽子，找一根草绳，装扮成邋遢之人，去到公社面谈地点。走到路上，遇见同场(东场)的推荐者，他们看见我这身打扮，诧异莫名，忽然悟出缘由，直说:“高，实在是高!”我们几个一同走进面谈室，招工人赶忙起身，先问:“哪个是刘一林?”我故意走在最后，只好挤到前面与招工人握手，可是看到的人与介绍的人怎么大相径庭?招工者介绍完他们的情况，问有无问题。我抢先提问:“你们那里吃什么?”“吃大米。”“那不行，我吃大米光拉稀。”“我们也有面食。”不管说什么，我表现得就是不感兴趣。我为什么给他们坏印象?因为我怕被选上，可我并不想去。据说如果被选上而你不去，今后就不再推荐，因此我最好被淘汰，果然落选。
没几天，我妹妹从她下乡的平舆县(新蔡县的西隔壁)来我这里，说她已被招到开封二轻局，让我转到她县，因为她和县武装部部长熟悉，她就是靠他被招走的。我在蔡湖林场主动失去一次招工机会，唯恐失去下一次的推荐机会，既然我妹妹那里有如此的靠山，又是下到村里，不如挪挪地方，“人挪活，树挪死。”决心已下，我妹妹很快为我办妥平舆县“知青办”的《准入证》，1971年3月我转移到平舆县李屯公社方良河大队賈屯村。我妹妹她们原来四个女生分到賈屯，现在两个被招走，只剩两人，但都是女生，我只能另觅住处。队长和我妹妹关系很好，对她哥哥自然不坏，让我住进生产队重地一保管室。生产队的粮食和油料，还有一些其它物质，都放在保管室，钥匙只有队长和保管员才有，而我不仅有钥匙，还能住进去，让我这个从林场过来的“知青”喜出望外。
初来乍到，队长仅给我安排到磨坊帮助一个老农磨芝麻香油。程序是:先炒芝麻，我负责烧火，老农负责炒，掌握火候至关重要，炒过了磨出的油发苦，炒生了，出油率低。炒完芝麻，套上驴，让它拉磨，倒进磨眼里芝麻，一会儿就流出芝麻酱，顺着一道沟流进锅里。我把芝麻酱搅动几下，就摇动那口大锅，芝麻香油慢慢浮上来，我用一个勺子把漂在上面的油舀出来，倒进油桶里。芝麻有限，半个月就磨完了，我干什么呢?这时小麦已经拔节，不敢让猪进地里拱庄稼，生产队开会决定选个护理员，大家一致推举我，为什么?因为大家决定，谁家的猪跑出来，逮住罰粮食十斤。这是个得罪人的活，我是新人，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毫无顾忌，于是我“转业”负责管理猪。开始我不停地在村里到处转，各家都怕自己的猪跑出去被罰粮食，看守得很紧，没发现一只。慢慢我也懒散起来，搬个床摆在出村口，躺在上面看书。村里的孩子们与我逐渐熟悉起来，围着听我讲故事，教唱歌，村民称我为“孩子王”。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一头猪跑到村口，我起身追赶，它自觉地跑回家，原来是队长家的。当时并没有其他人看见，我到底是隐瞒不报，还是照样罰粮食?我思想斗争相当激烈。队长对我那么好，我怎能忘恩负义?可是队里的规定，我又不能违背。队长的夫人明白事理，说该罰就罰吧。我只得勉为其难，称了十斤粮食，结果全村夸我秉公执法，敢罰队长家的粮食。
麦收过后，主要任务是锄地，那是女劳工干的活，我可以放松一下。我到临近的公社去拜访那里的“知青”，发现公社的供销社里摆放着自行车，还是“永久”牌，这在开封可是凭票才能买到的物品，况且这种票一般人根本拿不到，可是在农村没人买，因为无钱。我马上给家发个电报，让给我电汇150元，担心晚了被别人买走。没两天，汇款来到，立即携款跑到供销社，车子还在，交款提车，骑着回家。反正没有什么农活，干脆请十天假到临近县看望老同学，也“谝谝”(开封话炫耀的意思)我的新车，当时能有这辆车，比现在的“奔驰”还荣耀。我回到蔡湖林场，大家看我骑着自行车来，羡慕不已，我想让他们知道我离开蔡湖林场，活得更加有滋有味。我又骑到汝南，去探访我们院一位阿姨的妹妹(她与丈夫在兵器工业部“五七干校”)，她丈夫是将军，但也被赶到农村，接受批判。我不知情，冒闯进去，马上被两个军人隔离询问，我照实回答，才准见到那位阿姨。最后骑车去我们68届下乡的平舆县杨埠公社看望同届同学，在那里受到款待。我先去同班好友郭兄家，他与马女士、张弟一家，看到我来，马女士立即骑着我的车去杨埠集上买回来鸡蛋和西红柿，做了一顿番茄鸡蛋捞面条，十分过瘾(多年后我去北京拜访马女士，她还是为我做了一顿番茄鸡蛋捞面条)。第二天去初中高中都是同学的孙弟家，接待我的是豆腐餐，他家紧挨着豆腐坊，我也很久没有吃到豆腐了。
结束访问，回到賈屯，传来开封商业系统来平舆招工的消息。不知真假，打电话给我妹妹在县电信局的朋友，得到确认。我马上往家打电话，希望我妹妹能来一趟，请求武装部长再帮一次忙。我妹妹正在工作，请了三天假，专门跑到县城，见到武装部长，部长答应帮忙，让我去见他说明情况。得信后我立刻骑车去县城，拜见了部长，说明了情况，部长让我放心。部长一杆子插到底，直接给我个名额，但引起一场风波:首先生产大队不同意，认为我刚来几个月，还没看到我表现如何，就被招走，况且仅我一人，对在这里插队近三年的“知青”不公平;其次公社也有意见，一共只分三个指标，我刚来他们还没见过我，怎么就被招走了?县“知青办”也很疑惑，我的指标是谁给的?招工者是开封市粮食局政工科的陈全，各公社推荐的名单他都确认了，唯独对我提出异议，后来得知他带有我公社另一个老红军儿子的名单，但被我顶替了。于是他借口我的出身不好，拒绝招走，但县“知青办”已经得到指令，如果不把我招走，这次指标作废。于是“知青办”对招工者(陈全)说，你说刘一林出身不好，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他曾经参加地区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并上台发言，你招走的人里有吗?如果这样的优秀人才你不要，你就不要在平舆县招工啦。没有办法，陈全只得把我加进名单，成为50个被招名单中的最后一名，但被分到谁都不想进的煤建公司。1971年9月13号(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日子}我离开賈屯，离开驻马店，回到了开封，结束了近三年的“知青”生活。
刘一林，1949年出生于南京，1953年移居开封，1977年考入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1987年赴美留学，先后攻读美国史硕士，高等教育管理博士，信息科学硕士。现居住洛杉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