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现在只剩两个，一个是俄国，一个是中国。这两个“红色帝国”，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大体系来说，对英美式的帝国主义来说，一直是两个异类，两个变数。汤因比的论断极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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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历史
中国与俄国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具有相同的价值观与领土主张，俄乌战争爆发后，人们自然联想到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甚者推断，俄乌战争将在台海重演。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他的《一个越来越危险的世界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北约》一文中指出：“如果普京在乌克兰获胜，对乌克兰人来说将是一场悲剧，对整个世界来说将是危险的。这将向其他威权政权发出一个信息，即他们可以通过武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尤其是中国，它正在观察俄罗斯为其侵略付出的代价或获得的回报。它正在从莫斯科的军事失败和国际社会的反应中吸取教训。今年（2023）年初，当我访问日本和韩国时，它们的领导人显然担心今天在欧洲发生的事情明天可能会在亚洲发生。”
如今，经过近两年的俄乌战争，俄罗斯的“大一统”梦想已经被乌克兰击碎，由此俄罗斯千百年来的大一统历史走到了尽头。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存在的大一统国家，因台湾问题是步俄罗斯的后尘，走向战争，还是汲取俄罗斯的教训，主动转型，走向和平，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历史抉择。
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大一统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始作俑者是秦始皇。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者。杨松华在他的《大一统制度与中国兴衰》一书中认为：“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制度的最大遗产就是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大一统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和灵魂”。两千多年来，在大一统精神的制约下，中国社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形成世界史上中国独有的历史周期率。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从本质上来讲，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它不断重复着王朝的覆灭更迭，其过程中整个国家没有任何进步。”（《法哲学原理》）
二战后的中国为黑格尔的论断提供了新的注脚。二战爆发前，中国大陆与台湾一体，同属于中国。二战结束后，国共经过三年内战，形成了大陆与台湾分治的格局。中共建政后，把解放台湾、统一中国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显然，这是中国“大一统”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典型表现。
随着中美建交与改革开放，“大一统”这一词汇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大陆与台湾打破30多年的隔绝状态，开始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日渐密切与深化。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系的恶化，特别是大陆“不放弃武统台湾”的提出，“大一统”概念又浮出历史地表，并得到理论界的高度肯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震中认为：“在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一直发挥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已构成中华传统文化中基因性的要素之一。”（《论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思想观念》，光明日报2019年06月10日）
“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
但是，大一统是如何形成的，它的负面作用如何，很少有研究涉及，甚至有学者对秦政的“铁血政策”给予充分肯定，把大一统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内动力”。显然，这种论断对当前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是严重的误导。从人类文明进步史看，现代化的本质是自由、民主、人权与法制。离开了这一本质，所谓“现代化”只能是“中国式”。从这个意义上，反思与剖析中国“大一统”传统文化理念，其残酷与凶恶的一面昭然若揭。
第一，大一统是为了满足少数野心家改朝换代争当帝王的私欲。遍览史籍，兼涉考古发掘材料，可以发现秦王虽讲过“黔首安宁，不用兵革”一类漂亮话，但他“扫六合，一天下”，非为其他，全然为了做天下共主——超越周天子那样分权的宗法封建共主，而是掌握全部军政财文大权的专制集权共主。诚如唐人柳宗元、明清之际王夫之所言，秦皇所为，全然出自一己私欲。《冯天瑜：劝君少颂秦始皇》）项羽、刘邦打天下也是如此。《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看到秦始皇游览会稽郡渡浙江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曾经在咸阳服徭役，看到秦皇出行时的霸气场面，不由感叹地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那些醉心于做皇帝梦的野心家都把秦始皇作为自己的楷模。
第二， 大一统的本质是杀人。秦始皇的军师、理论家李斯的千古金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一个“灭”字道出了“天下一统”的凶恶面目。北京大学教授李零说，历史上的统一和杀人有关。秦就是靠杀人取天下（这很讽刺）。“国家，从分到合，从小到大，是个残酷的过程。它，对内用刑，对外用兵，都离不开杀人。”（《李零：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大一统》）。军功制规定，秦国的士兵斩首越多，所获得爵位的级别就越高。在这种军功制的刺激之下，秦国的士兵一上战场就变成了杀戮机器，腰上挂着斩杀的血淋淋的人头不要命地冲杀。（猫眼看史：《商鞅变法：一个野蛮征服文明的过程，2000年皇权专制的始作俑者》）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也指出，滥杀黎民，是秦政的家常便饭，秦将白起一次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卒（此种屠俘之残暴程度，在世界战争史似无第二例），嬴政挥师攻陷赵都邯郸、魏都大梁、楚都郢，皆行屠城。当时全天下的人口总共还不到2,000万，被秦国屠戮掉的就达到150万，列国称秦军为“虎狼之师”决非虚夸。《史记》记载：“秦始皇灭六国，死者七十万”。有学者研究，秦灭六国的死亡人数大约在300万到450万之间。一寸山河一寸血，万里江山万里尸。“在那个时代，人们流的血，让黄河变色；流的泪，令长江变味。最后所有的血和泪交集，让万里长城从天地间拔地而起，凝聚出一个大一统的秦帝国。”（张信觉著：《东周五百年》）
第三，大一统的过程就是野蛮摧毁文明的过程。李贽认为“秦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王夫之说：“秦政、李斯以破封建为万世罪”。李贽所说的“世界”就是王夫之所说的“封建”。从整个中国文明史看，先秦长达千年左右的封建社会正是中国文明时代的起步阶段。天下为公，国家分治；“师保辅贰”，制衡君权；言论自由，国人有权议论朝政，诽谤君主；选贤任能，最高权利的更替实行禅让制；知识分子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先秦封建社会珍贵的民主自由文明成果。（参见冯天瑜：《周制的原始民主遗存考析》）然而，秦统一中国后，“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特别是“焚百家之言”，“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郭沫若在他的《十批判书》中指出，“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华夏民族从文明民族的层次倒退回野蛮民族的层次”，（《东周五百年》）从此进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王朝兴衰的周期率。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中国“没有历史”和“进步”的缘由。
第四，大一统的政体必然走向中央集权，西方理论界称之为“专制独裁”。郭沫若称秦始皇是“空前的大独裁者”。他通过屠杀人民平定六国后，自诩“德兼三皇，功过五帝”，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构成“皇帝”称号，被称为“始皇帝”。他唯我独尊，第一次确立了皇帝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威，超越人间，不受任何约束。他为所欲为。他的话就是法律，生杀予夺全凭他的个人意志与兴趣。他把中国几千年的公天下变成私天下。他打破温情脉脉的宗亲观念，把人际关系变成冷酷血腥的权利内斗。他“以人民为敌”（秦晖语），严刑峻法、独创了籍没、连坐、凿颠（用金属凿脑壳）、抽筋、车裂（五马分尸）、鼎烹（下油锅）、磔（千刀万剐）、灭三族等惨绝人寰的刑罚，残民、弱民、穷民、愚民。（《林牧：野蛮征服文明》）他严禁国人议论朝政，断送“百家争鸣”的优良传统。他所到之处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大搞个人迷信。他好大喜功、大兴土木，滥征徭役，造成民怨载道，以致陈胜揭竿而起时发出天下最强音“：“天下苦秦久矣”！
第五，大一统的严重后果就是统一言论，窒息思想。这既是秦朝建立专制独裁政体的重要内容，也是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秦朝规定：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有敢偶语《诗》《书》,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之不举者,与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统一思想。秦始皇死后，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赵高指鹿为马，要求绝对忠诚，强化对言论与思想的控制。不准针砭时弊，只准报喜，不准报忧；谎言大行其道，说真话遭到惩处，造成民间与宫廷的信息严重扭曲，以至于起义大军逼近秦宫，秦二世胡亥竟浑然不知。“公何不早说，何至于此？”“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胡亥与宦官的这段对话可谓千古箴言。“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司马迁对贾谊的分析赞赏有加。完全有理由认为，言论与思想的大一统，导致秦朝走向灭亡。
第六，大一统塑造了中国以“杀人”与“阴谋”为特色的宫廷文化模式。杀人，作为灭六国的利器，秦朝建政后带入宫廷。他“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少恩而虎狼心”，实行恐怖统治。一次，对丞相随从车骑众多表示不满的话被泄露，秦始皇便下令逮捕当时在他身边的所有人，全部杀掉；为了禁止国人诽谤时政，他把460多个儒生活埋，威慑天下；有人发现石头上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字样，因找不到刻字者，秦始皇便下令把石头附近居住的人全部抓起来处死，并用火烧毁这块石头。秦始皇死后，赵高、李斯阴谋篡改先帝遗诏，立胡亥为帝。秦二世比秦始皇更加暴虐。先皇下葬时，他下令把没有儿子的后宫姬妾连同为秦帝修墓的工匠和奴隶全部殉葬活埋。为了树立威权，胡亥在宫廷大开杀戒，不仅杀死长兄扶苏与其他众多亲兄弟，而且先帝老臣、自己不喜欢的人与地方异己大都被诛杀。秦帝国创建的首席功臣李斯，因上书陈述民情冒犯正在寻欢作乐的胡亥，被投入监狱。赵高为独揽大权，借机落井下石，捏造罪名，陷害李斯。李斯被屈打成招，残遭杀害，夷灭三族。面对风起云涌的反秦起义，赵高和女婿、弟弟一起密谋，逼秦二世胡亥自杀，扶子婴继位。子婴即位后又与两个儿子密谋，杀死赵高。项羽破城，杀死子婴和秦公子的宗族。在秦皇朝从建立到灭亡的15年间，历经三世，以杀人立威，以阴谋开道，包括君杀臣、臣杀君，臣与臣之间争宠斗权，刀光剑影，嗜杀成性，杀人与被杀贯穿始终。一部秦皇史就是一部暴虐血腥的罪恶史。
“祖龙魂死秦犹在” 。两千多年来，秦始皇开创的专制制度及其“杀人”与“阴谋”的宫廷文化模式被中国历代皇帝效法与复制，形成病毒性的皇权文化价值观，流毒至今。据报道，有中国将领提出，如果美国阻止中国打台湾，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摧毁的准备；国防大学另一位教授也讲过类似的话：“我们可以拿出200个城市不要了，和美国玩，一起回到石器时代，他们敢吗？”甚至有人放言：如果中國“武統台灣”，會死亡1.4億人，而這是個常態，且在人類歷史上是“小菜一碟”。“台湾不敢还击，谁敢反抗就株连九族。”“战后治理也很容易，先屠杀一半，剩下的人比狗还听话，定时投喂骨头就好。他称中国有统一的历史传统，秦皇汉武因此“名垂青史”，而当前中国领袖到中国军队，为“统一台湾”打出“宁失千军不失寸土”口号，并称中国人中很多人由此做出午餐准备。”民进党赖清德当选新一届台湾总统后，中国民族主义网民呼吁北京加快“武统”台湾。“事儿这的不能再拖了，” 拥有超过100万粉丝的著名民族主义博主“子午侠士”1月13日在微博上写道。“早打比晚打好，大打比小打好。以前，我不这么认为，现在我觉得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必须尽快解决。”另一位网民说。“蛙岛没得救了，放弃幻想，梧桐（武统）之。”（美国之音《强硬表态远不够？中国民族主义网民呼吁北京“武统”台湾》）显然，这些“战狼言论”，与两千多年前秦皇时代的大一统文化一脉相承。无怪乎学部委员王振中说：“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已构成中华传统文化中基因性的要素之一”。
遥望欧洲，历史上也曾有形形色色的“大一统”国家。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荷兰帝国、奥匈帝国、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俄罗斯帝国等等，潮起潮落，此起彼伏，都是大一统的产物。20世纪初，希特勒继承欧洲大一统的传统，妄图统一欧洲，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抗击下，遭到失败，希特勒以自杀而告终。据不完全统计，二战导致的伤亡人数约7000万，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二战后，“大一统”在欧洲与美国民主世界已成为“专制独裁”与人类罪恶”的代名词，被扔进了历史垃圾桶。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文化概念，“大一统”已成为历史。借用王振中学部委员的话说，“大一统”在欧美传统文化中没有形成“基因性的要素”。这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正因为如此，二战后近70年来，欧洲形成了40多个国家并立的格局。百度百科认为，欧洲是人类生活水平较高、环境以及人类发展指数较高及适宜居住的大洲之一。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大一统——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归根结底是皇帝的盛宴，人民的灾难。冯天瑜先生说得好：“历史进步的根本标志，并非在政治的分合治，而在文明的进步，包括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进步与否。将历史的正义性简单归结为政教是否大统，必陷虚妄。”
大一统思维已经过时
当然，否定传统的大一统并不意味着一概反对统一。但是，在全球化人权高于主权的文明时代，统一分为“武力统一”与“民主统一”、“战争统一”与“和平统一”；而“武力统一”“战争统一”已被“民主统一”“和平统一”所代替。然而，一些独裁者认识不到这一时代变化，仍然痴迷于“武力统一”“战争统一”，但二战以来还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朝鲜战争与科威特战争最为典型。
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为了统一朝鲜半岛，策动朝鲜人民军跨越三八线，南下入侵韩国。这是联合国成立及其《联合国宪章》颁布后第一次遭遇的重大挑战。
联合国迅速通过决议，组织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参战，援助韩国，抗击朝鲜。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名义，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经过三年战争，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朝鲜退回三八线以北，建立朝韩非军事区，朝鲜获取开城，但净损失1,500平方英里（3,900平方千米）领土。战争造成大量人员死亡，韩国137899人，朝鲜215,000–350,000人、中国197653人，美国36574人。另外，导致韩国平民373599人死亡、229625人受伤、387744人被虏或失踪。朝鲜平民300多万死亡，约300万人成为难民。（据百度百科·朝鲜战争)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突然入侵科威特，推翻科威特政府并宣布吞并科威特，企图将其化为伊拉克的第19个省。这也是一场典型的《联合国宪章》禁止的“统一战争”，不能不遭到世界各国的反对。
当天，美国总统布什发表讲话，强烈谴责伊拉克的行动是“赤裸裸的侵略”，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并宣布冻结伊拉克和科威特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同时作出了强烈的军事反应，两个航母战斗群在伊入侵科后不到1小时即受命驶向海湾。五个月后，以美国为首的34个国家组成的多国部队在取得联合国授权后，于1991年1月16日开始对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拉克军队发动军事进攻。伊拉克不但被迫放弃了科威特，而且在经历了十多年国际制裁后，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第二次战争，彻底消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统一战争的发动者萨达姆被送上了断头台。战后，伊拉克向科威特支付了175亿美元的战争赔款。
普京入侵乌克兰是继朝鲜战争与科威特战争之后又一次“统一战争”。回头看，在俄乌战争爆发的前几个月（2021年7月12日），俄罗斯政府网站发布了普京题为《关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的长篇文章。普京在这篇文章中详细论述了历史上俄乌关系的演进，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同宗同源，在文化、精神和经济上密切联系。但有些分裂势力却希望借乌克兰反俄罗斯，这将给乌克兰人民带来灾难，而俄罗斯从来没有也不会“反乌克兰”。普京在文章最后指出：“我相信，正是依靠与俄罗斯的合作，乌克兰才能真正拥有主权。”“当我们在一起时，无论在过去和将来都会更加强大和成功，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民族。”文章从各个方面论述了俄罗斯“统一”乌克兰的合理性，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是普京入侵乌克兰的理论纲领。
然而，时代早已不是彼得大帝的帝俄时代，也不是斯大林的苏联时代，而是浩浩汤汤民主化的时代。战争统一的思维已经过时。正因为如此，战争爆发后，俄罗斯不仅遭到乌克兰人民的顽强抵抗，而且遭到以美国为首的50多个民主国家的联合反对。有观察家预判：普京发动的侵乌“统一战争”将以俄国的失败、乌克兰的胜利而告终。
全球进入“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
人权高于主权是二战后世界民主化世界的本质特征。美国两届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他的《美国的全球战略》一书中强调：“保卫人权和人道主义价值，必要时甚至动用武力来保卫，被称之为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项总原则”。
二战之前，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之间互不干涉内政，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准则，直到二战后世界各国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也保存了这一原则。但是，国家主权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在民主国家，个人的权利具有普适性，超越国家主权。为此，1966年联合国大会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上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更加重视人权和人类的整体利益。
吉米·卡特总统上任后，第一次把人权理论纳入美国的外交政策，并置于“核心”与“灵魂”地位。他指出，“美国对人权的责任是我们外交政策的根本宗旨。”一些残暴政权”明目张胆地侵犯他们自己公民的人权。作为新当选的总统，我宣布保护人权将是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并坚持不懈地采取行动，实现这一承诺。”（卡特著《我们濒临的价值观：美国的道德危机》）他强调，“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在全世界促进人权”。“这个国家可望同那些尊重人权和促进民主理想的民族站在一起。”（周琪著：《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美国应成为维护国际人权的“灯塔“。卡特将人权政策制度化，在国务院设立“人权和人道事务局”，专门负责处理与人权有关的事务。作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第一任总统，克林顿强调“人权高于主权”，把促进人权变成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
“人权高于主权”的政策为“人道主义干涉”提供了合法依据。从世界史上看，人道主义干涉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早在17世纪，近代国际法学说的奠基人雨果·格老秀斯（HugoGrotius）在他的名著《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中指出，如果一个统治者对他的臣民进行迫害，以至于没有人能在这种迫害中受到保障，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就可以行使那些天然被赋予的权利，即进行人道主义干涉。英国国际法学者劳特派特在《奥本海国际法》中也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犯有对本国人民施行残暴或迫害的罪行，以至于否定他们的基本人权并且震撼人们的良知，那么为人道而进行的干涉，是法律所允许的。《牛津法律词典》将人道主义干涉定义为“一个或多个国家使用武力手段干预另一国内部事务，目的是让被干预国实行更人道主义的政策”。（韦迅强：《论美国人道主义干涉》）。
随着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的发展，“人道主义干涉”理论被民主国家所接受，并与“人权高于主权”理论一起，成为干涉行为的道德原则。特别是，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发生之后，人道主义干涉很快成为国际社会的一条新的准则。1999年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国际共同体主义”讲话中指出，全球化使得各国成为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国际国内事务已无法完全分离，一国内部若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国人民，其他国家和人民自然拥有“干涉的权利”。
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科菲·安南明确提出了系统的“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国家主权最基本的含义正在被重新定义——特别是在全球化与国际合作的影响下。现在国家被普遍看作是为其人民服务的工具，而非相反。同时，个人主权——我指的是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和随后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每个人的基本自由——因个人权利意识的更新和传播而得到加强。当我们今天阅读宪章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它的目的是保护个人，而不是保护那些虐待他们的人。”他强调，“联合国是有主权国家组成的，但其维护的是人民的权利，而不是政府的权力。”“主权国家所拥有的其内部事务不受外来干预的权利，不能凌驾于人权之上，这种人权有着免受严重、系统侵犯行为之威胁的自由。”“任何政府都无权躲在国家主权背后去侵犯人权或人民的基本自由。”“这条国际准则必将高于国家主权”。（《安南演讲集我们人民：面向21世纪的联合国》）他在《安南回忆录干预：战争与和平中的一生》前言中重申：“国家主权永远不能用来当作种族灭绝和大规模侵害人权的借口。”
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是改变世界的社会，它对以主权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的颠覆性影响甚至是革命性的。”（《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当然，美国首先承认与尊重国家主权，但是，当一国的主权与人权发生冲突时，美国选择并捍卫人权。“自由意味着在任何地方都是人权至上。”（罗斯福语）为此，任何国家如有侵害人权的现象，美国都可以干预；从这个意义上对美国来说，“不干涉内政”的国家主权原则已经过时。入侵巴拿马，推翻诺列加就是基于“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美国认为，自己有义务推翻一个破坏民主和人权、危害地区安全和稳定的罪恶独裁者。”（《美国的战争：一个好战国家的编年史》）克林顿总统说得更明确。他在第54届联大发言为科索沃战争进行辩护：国家主权不能成为一些践踏人权的国家免受干涉的借口。（韩爱勇：《冷战后西方人道主义干涉的发展流变》）奥巴马在谈到发动利比亚战争时说：“一些国家可能会对其他国家的暴行视而不见。美利坚合众国是不同的。作为总统，我拒绝等待屠杀和乱葬坑的图像才采取行动。”
民主联盟维护世界和平
基于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美国反对武力变更领土。这是美国进入世界舞台后外交政策的一个历史传统。20世纪以前，以武力为手段、通过发动战争开疆拓土，成为国家发展壮大的一个主要途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8年多国签署的《巴黎非战公约》首次正式提出放弃战争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缔约国之间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性质和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非战公约》原则被正式载入《联合国宪章》。作为《巴黎非战公约》与《联合国宪章》的倡导者与签约国，美国以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被称为“世界警察”。
1943年12月24日，罗斯福总统在平安夜“炉边谈话”中说：“弱肉强食是敌人的信条，我们是不会接受的。但与此同时，只要有必要，我们绝不放弃使用武力维护世界和平。”罗斯福提出的这一道德理念，为后来两党总统所继承。小布什总统曾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联合国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主动、及早地遏制侵略成性的独裁者，不让他们有可能对无辜者发动攻击和破坏和平。”（任宪宝编著:《布什演说》）。
基辛格在他的《大外交》（修订版）一书中指出，老罗斯福在1902年某次国会发言时说得好：“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日益复杂，且互相依赖，使所有文明轨道上的强国愈来愈有义务坚持对世界做适当的警察行为。”这也许是美国“世界警察”称号的滥觞。
二战之前，人类社会基本处于无序状态。战争此起彼伏，世界版图与国际秩序不断变化，人民饱受战乱之苦。二战结束后，为了避免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在美国主导下，逐渐建立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作为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的总章程，《联合国宪章》把国家使用武力的权利严格限定在“自卫”范围之内，确立了“禁止使用武力和武力相威胁原则”。战争作为主权国家解决纷争的手段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国际条约法普遍禁止，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成了国际法重要价值目标。同时，联合国的核心机构——安全理事会，被“宪章”赋予了实施武力制裁、进行集体干预的权利。（参见王军杰：《二战后的国际法及其发展趋势》以后，美国参与并主导制定了一系列国际法，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原则，也成为美国全球行动的基本依据。其中，国家之间签署的协议、协约、公报、联合声明等都属于国际法的范畴。美国人坚信，国际秩序的基石在于国际法及国与国之间的信任。作为“世界警察”，“美国保护原则而非利益，美国保护法律而非强权，这是美国投入军力的最神圣不可违犯的义理，由两次世界大战到1965年升级介入越南局势，到1991年介人海湾战争，皆奉为圭臬。”（基辛格《大外交》）至今，美国深度介入俄乌战争，仍是如此。
杜鲁门总统指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曾尽最大的努力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所以，与别的国家不同，美国的军事干预常常是与盟国合作，协同作战。这是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一支自由世界的共同防御的力量”。杜鲁门曾告诉法国总理普利文：“美国的政策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的：我们所努力谋求的世界和平是不能分割的，只有集体安全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基辛格认为，“三百年来欧洲各国始终是以寻求国家利益的均衡来维持世界秩序”。其本质是强权政治。把美国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世界舞台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挑战欧洲传统，1918年在他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中率先倡议成立世界性组织“国际联盟”，通过“集体安全”而非结盟来维持和平。
“集体安全”是一个全新的观念，基辛格在他的《大外交》一书中专门作了阐释：“集体安全不以特定威胁为对象，不保证个别国家的安全，对各国一视同仁。理论上其宗旨是在对抗任何可能危及和平的威胁，不论是哪一国发动和威胁的对象是谁。”基辛格指出，“盟约一定有一假想敌；集体安全则是维护抽象的国际法，就如同一国的司法体系维护其刑法一样。它也像国内法一样不会先假设有某个罪犯。对盟约而言，发动战争的理由是其利益和盟国的安全遭到攻击。而集体安全则假定‘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共利益。违反这个原则便构成开战的条件。”威尔逊认为，一个基于共同抵御侵略者的集体安全条约的国际联盟要比为了军事需求而缔结的见利忘义的联盟更具和平性。（约瑟夫·奈：《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他深信世界各国对和平均享有同样的利益, 因此会联合起来惩罚破坏和平者。他提议由爱好和平者的道德共识来保卫国际秩序, 在“国际联盟”这一世界组织监督之下,“ 权力将臣服于道德之下, 武力将受民意指挥”。
二战期间，194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威尔逊“集体安全”“国际联盟”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联合国”的建议。二战结束后，1945年10月24日，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的《联合国宪章》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1949年8月，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当时有12个创始成员国，截止目前，发展到31个成员国。此外，美国还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结为“五眼联盟”。
100多年前，威尔逊总统倡导的以“国际联盟”“维持世界和平”的计划逐步变为现实。1950年6月25日朝鲜入侵韩国后，美国联合20多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从仁川登陆，支援韩国抵御朝鲜。据杜鲁门总统回忆，把出钱、出物的国家都算在内，当时有42个国家向联合国提供了援助。“在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希望和平的国家在一个国际组织的旗帜下，拿起武器来制止侵略。”杜鲁门告诉美国同胞：“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自由世界的领袖。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专靠自己不能取得和平的，只有和其他自由国家和每一地方爱好自由的男女进行合作才能取得和平。”同样，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北约19个成员国中，以美国为主，13国直接参与战争，其余6国以提供后勤工作支援前线。2003年3月20日，美国联合英国、澳大利亚、丹麦、波兰组成联合部队，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
俄乌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欧盟虽然没有直接军事介入，但对乌克兰进行了全方位援助。“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建立了一个由其他爱好自由的国家组成的联盟，从欧洲和美洲到亚洲和非洲，以对抗普京”。拜登在2023年《国情咨文》中指出，“我们与我们的盟友一起，为乌克兰人争取自由的斗争提供支持，军事援助，经济援助，人道主义援助”。同时，对俄罗斯实施了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经济制裁，包括冻结俄罗斯央行的外汇资产、主权债务交易禁令、投资禁令、黑名单制裁、出口管制、SWIFT除名等，从各个方面打垮资助普京战争机器的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被美国定为“战犯”，也遭到史上最严厉制裁，成为继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之后被西方制裁的国家元首。
美国已做好应对中国武统台湾的准备
经过无数次战火的锤炼与高技术的进步，美国逐步形成了以“精准打击”与“斩首行动”为主要特色的军事模式。这是二战后世界军事的一大变革。它可以整合全球战争资源，具有精确的跨国界远程攻击力，颠覆了传统战场的概念；它不仅拥有传统绝对制海权、制空权，还拥有现代高技术“制电磁权”，从而把地理战争变为电磁战争，使敌方“耳聋眼瞎”，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它将传统“地毯式”战争转变为“非接触作战”与“外科手术式”点状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附带伤亡；它把“独裁者”与人民有效区别开来，将战争火力集中对准敌方最高领导及其指挥机构，使“全民参战，军民一体”、人民成为战争工具与牺牲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它掌控着战争的主动权，使旷日持久的局部战争被速战速决所取代。在海湾战争中，美军就是按照这一军事模式对伊军发动攻击，先摧毁了伊军指挥机构和地面防空系统，再摧毁其电力、能源、通信、桥梁、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最后才与伊军作战部队开始地面作战，摧毁其人员和军队。科索沃战争中这一特色体现得更加充分，南联盟军队基本上没有重大毁伤，北约就结束了战争。而1986年的美利冲突、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军则是直接针对敌方最高领导人进行精确打击。（参加百度百科“斩首行动”“美利战争”）在对伊朗和“伊斯兰国”反恐战争中，美军将“精准打击斩首行动”这一军事模式运用得更加炉火纯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旅长苏莱曼尼、“伊斯兰国”最高领导巴格达迪、库莱希等都是“精准打击斩首行动”的牺牲品。
小布什总统对美国军事取得的进步深感自豪。“随着一座座萨达姆雕像的倒塌，我们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他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林肯号航母上的演讲中指出：
在战胜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战争中，盟军部队摧毁了整座整座的城市。然而，直到战争行将结束，发动战争的敌国领导人仍旧安然无恙。在那时，要想结束一个政权的统治，就必须给整个民族造成大规模的破坏。而如今，我们已经具备了摧毁一个富于侵略性的危险政权的更为强大的能力，依靠新的战术和精确制导武器，我们可以在不会对平民造成较大规模伤害的情况下，实现我们的军事目标。（任宪宝编著：《布什演说》）
早在2002年9月，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现在我们有必要重新明确美国军事力量的根本作用。我们必须发展并保持美国军事力量不受挑战的优势地位……我们必须建设一支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震慑任何潜在对手，遏制他们寻求军事发展以图超越美国军事力量，甚至持平的野心。”20年后，正如美国学者艾米·蔡在她的《大国兴亡录》一书中指出，“现在的美国拥有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军事打击能力，没有任何一个对手能够与它抗衡。”
美国历史学者、外交政策评论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题为《挑战美国会是一个历史错误》文章中以一战和二战的历史为鉴指出，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都曾挑战美国，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如果中国决定攻打台湾来挑战美国，中国也会遭遇一样的风险。
台海战争不同于俄乌战争。如果说俄乌战争在一定意义上属于俄罗斯与美国代理人的战争，那么台海战争则是中国直接与美国交战。
近年来，中国反复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而在美国看来，台湾属于世界，也是美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正因为如此，最近美国出台的2024国防授权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捍卫台湾法”。该法破天荒地将中国列为“外国敌对势力国家”的第一位，正式向世界宣告：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敌人。并从各个方面准备应对中国武统台湾。完全有理由认为，2024国防授权法是美国对中国的宣战书！
美国当代著名战略理论家、为美中建交做过“决定性里程碑”贡献的布热津斯基20年前在他的《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一书中对中国提出的忠告，今天重温，特别具有警示意义：
“任何导致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局面，对中国都将是一场灾难。”
从“战争统一”走向“和平统一”
基辛格生前在一次访华期间曾留言：“愿中美两国永远不兵戎相见”。令人欣慰的是，基辛格的担忧正在远去。
“中国人民反对的就是战争，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在旧金山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中国人民反对战争。当然包括反对“台海战争”。“我们决不会走通过战争、殖民、掠夺、胁迫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这里习近平向世界释放了一个重大信号，即中国决不走“战争统一”“武装统一”“”的老路，而走“和平统一”“民主统一”的新路。
“江水迎春，海日喷薄的新气象终将到来。”民进党赖清德当选新一届台湾总统后，中国大陆并没有发出军事威胁，相反，国台办2024年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展现“新气象”：“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发言人温馨表示，“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本文引用了美中时报《台海走向与美国战争的道德原则》一文的材料）
相关链接：
和平与民主：基辛格的忠告与台湾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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