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困难时期”，一般认为是“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怎么会有“三年自然灾害”？官方说法是：“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到1961年，中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新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而我亲身经历的“困难时期”不止到1961年，实际上应该延续到1963年，也就是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以后，情况才慢慢好转。因此，我在此文中从回忆“伟大领袖”倡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起。
学校集体生活
1958年秋，我开始上小学三年级，大跃进是于1957年底至1960年代初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场政治及社会运动。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高层发动了“大跃进”运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并于1958年全面展开。因此，我刚经历了“反右斗争”后，接着就迎来了“大跃进”。当时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为1070而奋斗！”标语，我不懂是何意思，我父亲告诉我是党中央号召“大炼钢铁”，1958年要完成1070万吨的炼钢任务。为达此目的，全国建起“小高炉”，掀起全民炼钢运动。我们学校（开封市东棚板街小学，现开封市一师附小）高年级的学生也在校内架起高炉，要炼出钢向市政府报喜。我们低年级的学生主要任务是拣废铜烂铁，作为炼钢的原料。可是各家各户的锅碗瓢勺，甚至连门鼻都拔掉，送去炼钢了，到哪儿找呢？我忽然想起开封师院地方广阔，说不定哪个地方能找到一些。于是我带领两个同学，仗着我和大学的门岗熟悉，到大学里四处搜寻，终于在学校的炼钢厂旁边发现一堆废铁，装满一筐，抬回小学，受到校领导的表扬。那时大街上整天都是敲锣打鼓地向市里报喜，又炼出一炉钢，实际上就是把废铜烂铁变成了一块废铁。我曾拾到一块炼出来的“钢”，只不过是一块像蜂窝一样的铁疙瘩，往头发上一放，拔得人嗷嗷叫疼。
“大跃进”必须创造气氛，遍地都是“赛诗会”，“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我们学校在办公楼的西墙上开辟一个赛诗台，学校选择好的诗词抄好贴在墙上。我可能得益于我父亲，也能编几句顺口溜：“中国人民真能干，速度好比坐火箭，一天等于二十年，气得美帝干瞪眼。”“中国人民志气高，欲和美帝比赛跑，社会主义制度好，共产主义早来到。”赛诗台每一期都有我的顺口溜，被称为“小诗人”，《开封日报》记者来学校采访，校长领我过去，看见我没带红领巾，让我带上，我只好羞涩地说还没有入队，校长遗憾地说这么好的孩子怎么还没入队。
“人民公社”的发源地就在河南，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而成，一般一乡建立一社。1958年6月，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大食堂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的产物。在公社化运动中，各单位都成立了公共食堂，并试点“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学校也成立了大食堂，就在西院原来的一座大庙里。全校师生都必须在食堂凭饭票就餐，饭票分主食和副食。离学校远的学生可以住校，在学校后院腾出两间成为男女生宿舍。我上三年级，我妹妹上一年级，每月的伙食费我父亲都交给我，让我替我妹妹买饭票。有次我校运动队到市体育场训练，天气炎热，我买了一个冰糕（五分钱一个），其他运动员看见都向我借钱买，我身揣妹妹的伙食费，一发不可收拾，借出去两元多，该给我妹妹买饭票，找他们要钱，都说没钱。这个窟窿如何补上？我想起我父亲的钱袋。刚刚实行硬币，我父亲把五分硬币都攒起来，放在一个小布袋里，估计有四十多个，我偷偷把它拿走补窟窿。这能瞒过我父亲吗？他料定是我偷走的，把我关到他屋审问我，我嘴强牙硬，一口咬定没拿，他气得用鞋底打我的屁股。我只好照实招来，他说你早说明我也不会打你了，只要没有乱花就行，可是这是我一生挨的唯一一次打。
1959年我上到四年级，班主任老师是从马来西亚回国的华侨，她丈夫为回到祖国作些贡献，携家带口来到开封，受聘任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不料1957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开除出校。他们的大儿子已上中学，26斤粮食不够吃。班主任想个主意，让我的饭票交给她保管，吃饭时找她要饭票。我父亲每星期给我一元零花钱，有时候开饭时找不到她，我就用零花钱在学校门口买点零食充饥，每个月至少省下五斤，她都贴补给她儿子了。我母亲知道后欲找老师，我劝她念在她丈夫被打成右派的份上，贴补她一点也是应该的，更何况我能入队还是她的功劳。
这一年，“困难时期”开始了，学校行动起来：停止体育课，腾出体育器材室作为养鸡房；教室门口的花池都种上素菜；跳高跳远的沙坑深挖养“小球藻”。什么是“小球藻”？小球藻是一种优质的绿色营养源食品，其主要营养成分甚至优于某些主要食品，具有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热量以及维生素、矿物质元素含量丰富的优点，并且具有某些特殊医疗保健功能。怎么样培养？主要靠尿，学校厕所里放上尿桶，大家都尿到桶里，然后泼进养育池里，整天散发一股尿骚气。学校养鸡房的照看任务交给我们班，班上指定我出任养鸡员。我想作个毽子踢着玩，家里有铜钱，没有鸡翎和鸡毛。有次趁我一人值班，抱住个公鸡拔它的鸡翎和鸡毛，正好负责鸡房的老师进来，看见此情况对我拳打脚踢，并把我开除出养鸡队伍。学校经费紧张，号召学生勤工俭学，为班级筹集班费。我利用星期天到大学里面，挨着学生寝室索要用过的牙膏袋，卖给废品收购站，每个二分钱，一次能收十几个，卖个二三毛交给班主任。同时我还利用到大学澡堂洗澡的时候，扫大统铺上翦下的指甲，卖给药店，得到几角钱，也交给班主任，不过这些钱花到哪里，我一概不知。市里的活动并未因“困难时期”而减少，我们学校宣传队几乎每星期都有演出，我刚被抽进去就让我担任领诵献词。我已经不住校了，演出完已九、十点，还要孤身一人摸黑回家。
家里做的农活
我家有个表姐，是我父亲的外甥女，从1954年就来我家帮忙带孩子、作家务。她来自我老家—-河南淇县，抗日时期担任村里的妇救会主任，曾结婚，但丈夫在上海当司机，“8.13”爆发，与内地隔绝，只好在上海另组家庭，解放后与我表姐离婚。正好我家需要保姆，她便来到开封，谁知一干竟是一辈子，直到2022年染上新冠病毒去世，享年105岁。因为她来自农村熟悉各种农活，“困难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
政府提供的粮食不够吃，又没有地方可以买，国家规定不准开放自由市场。怎么办？我表姐在东城墙边开辟了约一亩荒地，种上小麦、黄豆、红薯等作物，还种上红白萝卜、大白菜。荒地边上就是大学的养鱼池，取水浇灌很方便，但土地贫瘠，又买不来化肥。我父亲想个办法，趁星期六晚上，大家都去看电影，拉我和他一起到老师们住的东斋房楼后面的厕所掏大粪。为什么选择星期六晚上？因为都去大礼堂看电影，没人看见，免的丢脸。我们在放映电影时间，可以来回三趟，几乎每个星期六都去，为荒地增加些肥力。每到收获季节，我都利用星期天，不能玩，去帮助表姐。我表姐充满爱心，收获的庄稼分给这家一些，发给那家一些，因为家家都不够吃。
我表姐不仅照料农活，还喂养了鸡鸭。鸡子好说，只要把它们圈到笼里，到时候喂食就行。可是鸭子很麻烦，晚上必须下到池塘里用竹竿把它们赶回家，不然它们会跟着别人家的鸭子走，有可能把鸭蛋繁到别家。公鸭长成就杀死煮烂喝鸭汤，一群母鸭一天能繁下七八个鸭蛋，腌到缸里过一段吃咸鸭蛋。除了鸡鸭，我表姐还喂养许多安哥拉兔，说是可以卖兔毛。兔子需要喂草或菜叶，我们家的菜叶不够，我几乎每天放学回家，立即去大学校园里割青草，玩不成啦。兔子繁殖得真快，也真多，我家院子里到处都是兔子打的洞，里面一窝一窝的小兔，不久就长大了，母的留下来继续繁殖，公的杀掉吃肉，以补主食的不足。
我母亲这一年也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回开封就职于教育局普教科，负责开封市幼教老师培训。我们家的情况在开封市都应该属于上等，父母的工资合起来220元，家中又有主食和副食补贴，谁知我母亲竟患上肝炎。恰巧这时母亲怀孕，她害怕生下的孩子胎里带病毒，又担心刚工作不久，影响教师培训，想把孩子打掉。我父亲盼望生下第二个儿子，不让打；我表姐说不管男女，生下来我负责照看。我母亲已经到医院准备做人工流产手术了，我表姐跟过去把她生拉硬拽拖回家，保住了我三妹妹的生命。孩子生下来了，但不敢喂奶，牛奶又很难买，干脆买只母山羊，自己挤奶，不仅可以满足幼儿的需求，大家也有奶喝，于是家里又添了一只奶羊。我和大妹妹放学回来，立刻一起去大学校院里割草，每次都能抬一筐草回家，既喂兔又喂羊。
政府每人每月只发半斤猪肉票，为能多吃点肉，我父亲买回来一头小猪，我们家简直成了一个农家院。喂猪不同于喂其它家禽家畜，它要吃残羹剩饭，或者红薯玉米，好在我表姐种了一片地的红薯玉米，除我们吃以外，还能喂小猪。院子里喂养了家禽、家兔、家畜，不能让它们乱跑，在院里盖了一间房子，搭上架子让鸡卧上；下面再垒个鸭圈，让母鸭繁蛋；辟出一块地方挤羊奶；把猪隔在最里面，用栅栏围住不准乱说乱动。喂到年跟前，小猪长有一百来斤，我父亲请一个屠夫帮我们杀死，猪头和下水归屠夫，我们有一头猪的肉过了快乐年。我表姐又趁机装了很多香肠，晾干后留待日后慢慢吃。
我也染上肺炎
到了1962年，这是最困难的年份。我们家继续在城墙边种地，生活上略有小补，但我已长大，21斤粮食远远不够我吃。我父亲两年前曾出版几本书，大约得到近一万元稿费，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但没有自由市场，有钱也没处花，上街买东西，全都凭票。我记得那一年的春节前，我表姐夜里煮肉，专门把我叫起来，从锅里捞出一块骨头，悄悄对我说：“瞑吭声（别声张），赶快啃了。”每当吃饭，我母亲和我表姐总是把好东西让我和父亲多吃点，大概她们也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吧。即令如此，我还是得了浮肿，腿上一按一个坑。我到大学的校医院检查，确诊后给我开了治疗的药，实际上是炒黄豆磨成的粉，让我增加点蛋白质。
我临近毕业，立志考上开封市最好的初中—-实验中学，因此学习废寝忘食，谁知在这关键时刻我被诊断出患上肺炎，这在当时可是能够置人于死地的传染病，我母亲马上把我送到医院，住进传染病房。医院的传染病房又分一般传染病房和黄疸肝炎病房，我住在一般传染病房，但常去黄疸肝炎病房与那里的患者打扑克。我发现他们的伙食比我们的好，还有补养品，因此就想也患上黄疸肝炎，住进他们病房，享受他们的伙食。我的医生发现后，警告我不能再去那里打扑克，因为黄疸肝炎是接触传染，扑克牌你摸我摸，病毒可能就传染上。得了黄疸肝炎可不得了，死亡率在70%！医生在我母亲来探望我时也告诉了她，我母亲听后怒不可遏，说我再去打扑克就不治了，让我出院，总比染上黄疸肝炎好。我只好听话，每天贴在青霉素喷雾器上接受治疗，20天后痊愈出院。我在医院耽误了近一个月的功课，好在主要是复习，我基本都掌握，无所谓赶上赶不上。毕业考试，我不仅算术和语文（不包括作文）考了100分，甚至连作文也得了100分，几个评卷老师集体审阅，没有一人反对，创造了东棚板街小学的奇迹。
报考初中，班主任老师动员我报考学校附近的中学，说在辖区内，录取成绩可以放宽，把握比较大。我暗忖我能在开封市最好的小学毕业考试得三个100分，难道考不上开封市最好的初中？于是全年级就我一人报考了实验中学。考试那天，我母亲随我到实验中学，见到教导主任。考试完，教导主任专门跑到教育局给我母亲报喜，我的考分是开封市考生中的第一名！我被录取后，因为住家太远，必须住校，在校吃住。除了伙食费（每月六元），每周我父亲给我二元零花钱。学校的伙食杂粮占70%，细粮占30%，主食分细粮票和粗粮票。我班有位同学和我非常要好，我得知他母亲被打成“右派”而失去工作，家中六个孩子抚养极其困难，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便不时给他些饭票让他在学校吃早餐，我到学校门口买块烤红薯。谁知有次我在食堂吃早饭，有位同学靠近我说话，吐沫星子喷到我剩小半个的窝头上，我随手把它扔到地上，刚回到教室，校辅导员就尾随而至，问我是否扔了这块窝头。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认为这没什么了不起。结果他让我写个检查，不一会儿完成交给他，心想不过如此。第二天早上，学校门口摆了一个桌子，放着一块黑板，桌上放着那块窝头，黑板上贴着我的检查，还写着“浪费粮食可耻”，这一下让我成为学校“名人”。
小资生活方式
1963年，经济情况稍有好转，至少开放了自由市场，肉和粮食可以买到高价的。我父亲经常到曹门外的自由市场购买家中缺少的食物。但他不会买，常被人骗。有次买回家一大袋白萝卜干，还给我表姐说买的便宜。我表姐一煮，怎么也煮不烂，原来是用长过萝卜籽的萝卜晒成的萝卜干。他买回来的红薯干，是生过红薯苗的红薯作成的红薯干，根本就不能吃。满街都是要饭的乞丐，我表姐专门在厨房准备一些剩下的窝头，有人来要饭，就给他一块。有次我到街上食品商店买点心，交了六两细粮票和66分钱，店员帮我包好放在柜台上，还没等我伸手去拿，突然被人抢走，我向商店索赔，店员说我已经给你放在柜台上，你没拿好，是你的责任。我常在街上看见有人从正吃东西的人手中抢过来，呸呸吐上吐沫，便放心大胆地边走边吃了。
我在学校吃住，学校食堂的主食是30%细粮（白面），70%粗粮（高粱面）。街上饮食饭店为了招揽生意，卖的馒头和烧饼，用的是30%粗粮（豆面），70%细粮。我为了多吃点细粮，少买点学校食堂的主食饭票，省下来粮票到饭店买烧饼。学校食堂的馒头每个4分钱，街上饭店的烧饼每个6分钱，我一次买十个，装在袋子里挂在教室后面的墙上，每顿吃一个。我们班主任看见，批评我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质问班主任，我买一个烧饼是比一个馒头贵2分钱，但我没有吃菜，如果吃5分钱的菜，不是比我多花3分钱？
秋收劳动，我们年级到牛庄公社，男生和四班（我在三班）男生共同住在公社的礼堂。我在汴京桥的小满会上买了一个手摇电话机，一直派不上用场，这次这么多人住在在一起，我可以让他发挥作用了。我和一个密友商量好，他拿着从电话机上引出的两根电线，悄悄放在一个同学的腿上，我看到后摇动电话机，发出的电让那个同学混身哆嗦一下，吓个半死，我俩哈哈大笑。我和密友到处寻找目标，屡试不爽，不知道怎么被班主任知道了，不仅没收了电话机，还让我在全年级承认错误。我不服气，争辩说我不过给同学们开个玩笑，电话机的电流微弱得很，又不会伤害到人。班主任却说我把自己的欢乐置于别人的痛苦之上，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秋收劳动常在雨季，我们帮助社员们耕地，我自告奋勇拉铧犁的主绳，既累人又磨肩膀，田地里还是稀泥大蹅，两只名牌球鞋踩在泥里，毫不吝惜。一天下来，累得精疲力尽，坐下脱了鞋袜，洗洗沾满泥泞的脚。恰巧班主任走过来，看见我穿着名牌鞋和尼龙袜子（那时市面上刚有尼龙袜子，特别贵），不是夸奖我不顾贵重鞋袜，奋不顾身拉铧犁主绳，而是说我为什么穿这么贵重的鞋袜劳动，仍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反问她我是否因为穿了贵重的鞋袜而放弃了劳动？我不仅没有放弃，反而拉着主绳，尽管她无言以对，但我的声誉遭到了破坏。
“信阳事件”一瞥
就在1959年到1962年，河南乃至全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信阳事件”。对于整个事件，我无法，也不必叙述，仅就我下乡下到新蔡县陈店公社蔡湖林场的所见所闻公之于众，使读者从侧面了解“困难时期”在农村发生的事情。
1968年11月，我们开封一高100多人乘专列从开封到驻马店，然后乘解放牌大卡车，行驶100公里来到新蔡县城，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坐送我们的大卡车来到目的地—-蔡湖林场。我原来憧憬林场，应该像东北的林场那样，宽阔的道路，整齐的住房，清洁的环境。可是下了车一看，惊呆啦！这就是林场？仅有歪歪扭扭的几间破草房，根本看不见任何道路，旁边就是个猪圈，散发着臭气。我曾多次到开封郊区参加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农村的情况多少了解一些，但从未见过破烂到这种地步，后悔下错了地方。有什么办法？“既来之则安之”，混不了多长时间，就可能回开封。
我们100多人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蔡湖分场，一部分去离蔡湖5里地的朱庄分场。与我们同来到蔡湖分场的还有开封市黄河中学的20多位学生，共被分成三个排，排长均由当地农民（老职工）担任。蔡湖林场（包括蔡湖和朱庄）共有40多个老职工，管理着三四千亩的林场，能照顾过来吗？为什么不增添人手？我带着这个疑虑和老职工们攀谈，得知这些老职工几乎都是“信阳事件”的幸存者。十年前的“信阳事件”发生地包括这里，因为那时还没有驻马店地区，整个信阳地区和驻马店地区统属信阳地区管辖，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在遂平县，是“极左”思潮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些老职工的家人在“困难时期”相继离世，他们真正成为“孤家寡人”，公社只好把他们收容起来，建立林场，让他们存活下来。
我们林场的党支部书记，也是幸存者，曾是一个大队的书记。他告诉我，新蔡县位于整个信阳地区的最北端，是信阳地区最贫穷的地方，而蔡湖所处的位置，又是涝灾来临时的泄洪区，故被称为“蛟停湖”，是龙王停留的地方，因此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困苦。我问他“困难时期”的事情，他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他那时是大队支书，需要到公社开会报产量。每到这个时候，他就胆战心惊，因为你早报不是，晚报也不是。如果你开始报产量，尽管比实际产量高出不少，但后面的大队支书肯定报的产量比你的多，越来越高，前面的大队支书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何处理？吊起来殴打，至少被打得伤筋动骨，经不住打的，可能被打死，因此每次开会，大家都是战战兢兢。最后报产量也不行，虽然你会因为产量报的最高，但必须兑现，你去哪里弄那么多粮食？公社要求大队按报产量上交粮食，产量都是虚报的，必须交够，怎么办？各大队派出民兵到各家翻箱倒柜，把藏起来的一点粮食也搜走，家家户户颗粒不剩，让老百姓如何生存？老百姓没有办法，去稍好的地方乞讨吧，公社又派民兵把守外出的路口，人们出不去，家中无粮食，只能饿死。这位支部书记利用书记的身份，逃到汝南县，那里稍微好一点，总算活了下来，但家人都死光了。
场里的老职工，大部分都有弱智，或许因为死里逃生，或许因为营养不良。我和一个心智正常的老职工交上朋友，他是孤儿，结婚只能“倒插门”，请我去他家出席婚宴。我去了，坐在席上，大队干部们把我峯为上宾。三巡过后，我问你们大队有多少人，回答有千把人，说是由四个村庄拼凑起来的。我接着问那些村里的人呢？回答说都饿死了。我估算了一下就按当年每个村有800人，四个村合起来也应该有3200人，如今合到一个村，加上这几年的繁殖，才一千多人，“困难时期”的死亡率应该在60%左右。为了得到证实，我让老职工朋友带我去看看被废弃的村落。就在他们村方圆三里之内，有三个残垣断壁的村庄，在六年间，已经荒无人烟，他们留下来的土地，全归新村所有。这使我联想到蔡湖林场的土地，是否也是周边村庄人都死了，无人继承，公社收走，为了安置孤儿，建立了林场。
“困难时期”是因为“浮夸风”造成的，因此总结教训应该防止再一次发生，当然也应该防止“独断专行”，“排脑袋决策”，绝不能让“困难时期”再度重现。
刘一林，1949年出生于南京，1953年移居开封，1977年考入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1987年赴美留学，先后攻读美国史硕士，高等教育管理博士，信息科学硕士。现居住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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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林：我在农村三年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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