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教授楼01：任访秋

2024年01月31日 01:07 美中时报刘一林

[推荐朋友]

[打印本稿]

任访秋老先生，原名维焜，字仿樵。河南南召人。民盟成员。1933年毕业于北师大国文系，1936年毕业于北大研究院文研所。曾任洛阳师范教师，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河南政协副主席。

任访秋先生(右)与作者父亲在河南大学合影

任老是我母亲的十一舅，因此我叫他“舅姥爷”。说起我们两家，渊源颇深，起自1948年。我父亲1945年自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取中央研究院文学硕士生，1947年毕业后在中央编译局谋得参与编写中小学《国文》课本职务。我不知道是何机缘我父亲与任老相识，仅知道他是我父亲和母亲的结婚介绍人，结婚年分是1948年。

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政府的职员，1950年就被送往北京的北方革命大学（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改造思想，并到江西参加“土改运动”。1951年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附中任语文教研组组长。1953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河南大学确定以文科为主，特别是中文系，因此需要更多的教授，任老任中文系系主任，聘请我父亲调到河南大学，任中文系副教授，我们举家迁到开封。因此，任老不仅是我父母结婚的介绍人，还是我父亲后来终身教职的介绍人。

1954年，我家搬到学校西边的半截戏楼街的一个大院，与政治教研室的周守正教授同住明三暗五的上房屋，与中文系教授万曼和历史系教授刘耀庭同院。不久，河大在我们院旁边盖了一片新房，说是疗养院，任老家搬了过来，我才开始知道他家。我仅记得经常在门口看到任老太，她也不断去我家逗我玩。后来我父亲警告我，不敢和任老太面对面说话，我问为什么，他告诉我任老太有肺结核病。1956年，为了能让我进开封市的名牌小学—-东棚板街小学（现开封一师附小），我家搬到北炉坊胡同，与教育教研室的杨震华教授邻居，河大专门为任老在辘辘湾街（现叫六六湾）建造一个小院，全校仅他一人享有如此待遇，就在我们学校后面。

我母亲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就学，暑假回来多次带我去看望任老。他们院有一千平方米，北边一排四间房，西边一间厨房，一间储藏室。任老家有四个子女，两个大的是女孩，大的叫秋子，二的叫瑞；两个小的是男孩，大的叫光，最小的叫林，几乎与我同名。我去了只能和比我大几岁的小舅舅玩，他那时已上初中（开封市第二初中），喜欢捣鼓矿石收音机，对我来说已经是高科技。我听说任老的二女儿考上中科院的研究生，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事情，据说主要研究玉米。

1957年下半年，我家搬到大学南边的教授院，与中文系的李嘉言教授、李白凤教授、教育教研室的周守正教授一个院，并且和周教授家住对门，又住到一起了。我每天上学，沿着眼光湖（现名阳光湖），翻越惠济河的大高桥，穿过辘辘湾，肯定会和任老上班的路上碰面，每次见到他，我都恭敬地问好。谁知好景不长，有次我去大学游逛，看见从大门口到大礼堂的路两边，绑着蓆片，蓆片上面贴满了大字报。我大概浏览一下，不少人名我都知道，全是教授。忽然有一幅漫画，引起我驻足细看：上面画了一排人，各个手执十八般武器，中间一个人身插四面旗，手拿令箭。我走上前再仔细一看，手持令箭者竟是任访秋，旁边站着的有李白凤、宋景昌、周启祥等。我很纳闷，我父亲和任老的关系比画上的任何人都近，怎么没有他？带着这个疑问回到家，立即问我父亲。他说好险啊，若不是你廖叔叔阻止，我要是在大字报上签名，也在那张画里了。接着他给我详细讲述：那天他正在教工俱乐部与中文系党支部书记廖叔叔下军棋（他俩是老棋友，我经常当公正人），周启祥（魏巍的同学）跑来让我父亲去系里在一张大字报上签名，不知廖叔叔是怕耽误下棋，还是心里有底，不让我父亲去，继续下棋。结果凡是在那张大字报上签名的老师，都被打成了右派，漫画上的那些人就是签名者。

任老是河南省民盟的副主委，河南大学的主委，反右斗争的矛头主要对着民盟，任老肯定首当其冲。李白凤、宋景昌、周启祥等不仅被开除，还被送到西华县的劳改农场，直到1962年才陆续回到开封。可能因为任老是中文系的台柱，没有被开除，但被贬到资料室，幸运的是他仍然住在那个小院里。为难的是我每天都会和任老碰面，过去他不是右派，我当然要对他毕恭毕敬，如今他被打成右派，老师教导我们右派是敌人，我没办法，见面只好喊一声“打倒右派！”他们家也不敢去了。后来我上中学，不会与他碰面，也不再去他家。

转眼来到“WG”，任老虽然是“死老虎”，但大礼堂的第一次批斗会就把他揪到台上，戴上高帽。随后任老和我父亲，都被赶进“牛鬼蛇神队”，我父亲最年轻（50岁），负责用汽马车驾辕到南郊拉沙，任老和一帮老先生在炼钢厂拆烟囱，用瓦刀砍砖上的石灰。最可恨的是造反派让他搬出小院，在北门大街给他两间小房，他的大儿子跟着照顾老两口。他们院有一个神经病患者，不知什么原因，忽然拿个匕首戳向他儿子的后背，尽管急救过来，还是造成下肢瘫痪，情况和邓朴方相似。出了这种问题，学校发点善心，在东二道街给他们分了两间大一点的房子。已经到了“WG”后期，学校里基本没有人管，我父亲带我去看望任老他们。我去到他家，室内灯光暗淡，只见任老仍伏案阅读。看见我们去看望他们，任老感谢不已，估计还没人敢去看望他。

1980年，学校在我们院盖了十二栋教授楼，任老搬来和我家住一个院，接触更多了。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任老被推举为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经常到郑州开会，任老太无法照顾他们的大儿子，有事就到前院叫我帮忙。任老长期伏案写作，腰脊直不起来，走路弯着腰，两只手在后面摆来摆去，我父亲叫他“燕儿飞”。有次我去他家，与他讨论中国的民主问题，我当时受正统理论的影响，说中国暂时无法实行民主，因为“民智未开”。任老听后突然对我发起脾气：“已经解放30多年了，难道还说民智未开吗？这是梁启超当年的理论，我们能相信这一套吗？”来到美国以后，我深刻认识到任老的训斥代表了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愿望和道理，美国人的民主制度持续三百多年了，当年他们的“民智”就打开了吗？所以民主与民智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和任老一个院，来往非常经常，他的女儿一个在郑州河南农学院，一个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每次回开封我母亲都带我去拜访。他大女儿的女儿（他的外孙女）考上河南大学物理系，我和她的辅导员熟悉，请他帮忙照顾，毕业后分配到河南农学院。袁宝华（国家经委主任，人民大学校长）几次来开封视察，都要亲自到任老家拜访老师，我母亲和他妹妹是同学，因此每次来访，任老太都会叫我母亲去作陪。逢年过节，我一定去他家送些礼品，甚至我来到美国，每次回去仍带回保健品送给二老。因为我忘不了在我为是否来美国留学咨询任老时，他建议我不要去，说以我的情况，没几年就可以升为副教授。出去拿个博士，至少需要五年，回来两年后才能升为副教授。当然我来美的真正用意不是为了拿博士，而是为我女儿开辟道路，但对他的肺腑之言感激不尽。

任老和老伴相继去世，我家二老也离开人间，我回国探亲时总要去任老家（与我家一排，我家最西边，他家最东边）看望他那蒙难的大儿子。如今家属院全拆了，老人也早就不在了，我也进入暮年，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仅将能回忆起来的东西记叙下来，作为对任老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