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浦荣获第二届创意管理学杰出华人奖


2024年04月06日 03:15     元浦说文    金元浦

       原文刊载于《创意管理评论》第9卷,2024年出版。金元浦教授获第二届创意管理学杰出华人奖,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无畏勇气充满了启迪,为我们开启中国创意管理新篇章提供了激励......




       一个人,总有回首的时候,总要回首。三、四十年持续做一件事,恍惚间,我已年届七旬。命运就是这样,跟我絮絮叨叨地拉着家常,开着玩笑,转眼就将我的青春和故事一起收走了。记得我曾这样写过青藏高原的西部之神:


               我以男子日神睿智的思之光/大河惊涛般的狂放,/浩荡于天地之间


               思缕的长风淋漓于/生之蜿蜒/然后,这一段历史,/


               便站起来/昂扬如旗/威猛如山,/大气


               磅礴于永无涯际的/


               时空之域……


       我是怀着西部豪迈的诗情踏入学术领域,进而闯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天地之间的。



       近30年来,我对文化产业、文化经济、创意产业、创意经济的各个相关领域,进行了一些理论总结、规律研判、实地考察、案例研究,以及趋势前瞻。而我研究的基本理路则是“顶天立地”。所谓顶天,是说文化创意产业必须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特别是理论创新,有全球和全国的大局观;所谓立地,就是要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为导引,实实在在地解决文创发展和演进中的新问题新困境。尽管通常看来,文化创意产业是个中观的操作型的产业,而忽略了它是在5G新信息革命背景下,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大视频为手段,以文化、艺术、美学、哲学,乃至金融、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为内容的未来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和革命性变革的跨越边界的大重组、大联合。


       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我一直特别关注文化创意产业的高层次理论突破、创新理念的认知革命,顶层设计的全面擘画,全球和全国文创的大局观;同时关注事件哲学指导下的场景研究和案例研究。我主张必须两向发力,一是更高的理论的、逻辑的和价值的战略发展,另一方面就是眼睛向下,面向实际,面向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以问题引导产业发展的大局。而不是玩理念的空手道与时间的模仿秀。


       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我特别关注它的两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建立在事件哲学基础上的语境化案例与场景化实现。人自身在历史与社会中的存在,即是“事件”。事件立足于个人生存(生命、生活、交往、劳作、体验)的现实。人的文化活动构成了他的文化事件。每一个文化现象都是一个事件,每一个研究也是一个事件,这种研究是研究者与事件之间双向交互寻找意义的过程。文化创意产业是高度语境化的,即它一定是在现实社会与市场运营之中的,因此,高头讲章与因循守旧,雷同转发与夸夸其谈,都是要不得的。


       场景是文创产品的第一要素。什么是场景?早在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者梅罗维茨就从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获得研究灵感,提出了“场景”(situation)概念,以此出发研究“媒介场景”对人的行为及心理影响。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场景”被认为是移动媒体时代的又一核心要素。全球科技领域资深记者罗伯特·斯考伯最先提出了有别于传统媒体时代的“场景概念”,其在《即将到来的场景(context)时代:移动、传感、数据和未来隐私》大胆而犀利地预言:“在未来25年,场景时代即将到来。”书中指出,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大数据、传感器和定位系统是移动互联网的“场景五力”。他认为的内容场景将是每个个体在新语境下获得的前所未有的在场感。但我更关注芝加哥大学的特里·克拉克教授提出的城市研究的新范式——场景理论(The Theory of Scenes),这些年似乎更有影响。创意的空间环境中还必须有创意氛围(creative  milieu)。英国创意城市经济的著名专家查尔斯·兰德利解释说:创意氛围是一种空间的概念,指的是建筑群、城市的某处,甚至整座城市或区域。——也像巴黎,像左岸,也像今日北京,像通州河北岸1292——它涵盖了必要的先决条件,足以激发源源不断的创意点子与发明的一切“软”“硬”件设施。这类环境是实质的,它源于一个城市“有效地在城市的‘基因码’中深植创意,并获得显而易见的成功”。兰德利的创意氛围是包含软硬基因码和创意的城市场景。


       这样看来,国内所谓的“场景”,其实是三个不同英文词汇——situation、context、Scenes的同一汉语翻译。显然,其含义是有差别的。我认为的场景,是当代移动互联网高度发达,视听觉文化全面建构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消费结构,乃至消费模式的背景下,具有可视、可听、可感的虚拟的空间和环境,人人可享有的线上的视像/语像,并将线上的个体与个体,线上与线下的现实平台相互联结为一体的形态。它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意义重大。在当下这个视听觉文化发达的移动网络文化时代,没有场景就没有舞台,没有场景就没有故事(内容)可以表达,园区、景点、旅游线路、抖音、快手、视频、VR/AR/MR、3D影像、AI的展示,无不在场景中运行。当然,更重要的是,没有场景就没有人,没有人也丧失了其内涵,失去了人之魂。


       案例对于文创企业与园区实践,对于文创教学都有着更清晰直观的效果。2013年我将教学中的文创理论和案例研究编辑成《娱乐时代——当代中国文化百态》出版,以满足教学的需要。但案例决不能代替每一个文创项目的创造的独特性。原样照搬,必然会走向失败。


       事件、场景和案例,三者构成了文创的充分必要条件。



       常常有人问我,你是怎么进入文化产业-创意产业领域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许多青年朋友一样,在一个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睁眼看世界。我们面对全世界一百多年来上百种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的各种学派、各种观念,急切地选择、引进、翻译、学习,我有幸加入到这一澎湃的大潮之中,在1984那个“方法论年”的浪涛中,投入到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和接受美学、接受理论的译介和学习之中。作为批判理论始作俑者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中国青年人文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初,可以说,我们都是批判学者。


       由于先前研究美学与文艺理论的变革与转型,以及研究后现代文化的发展,我们一批青年学者特别关注全球文化研究的蜂起。世纪之交,全球发生了文化转向的重大变革。我们发现阿多诺、霍克海默等的法兰克福批判理论,是站在贵族精英主义的立场上,俯视甚至蔑视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流行文化,他们虽然多次提到“文化工业”,却仅仅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批判,从否定的角度忽略了当代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一体化的具体现实,割断了当前世界文化与经济的密切联系。


       文化转向理论的提出首先是从全球实践的角度开始的。随着中国日益开放,打开封闭国门融入世界,我们开始从新的全球视野考虑中国问题。从世界来看,新世纪的文学美学与哲学发生了重大的文化的转向。这种变化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全球化背景随着进一步的开放日益进入我们生活的中心。电子媒质的兴起向纸媒质的一统天下发出强劲的挑战。媒介文化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大众文化走向前台,城市文化快速传播与蔓延,时尚文化大批量复制,采用了浪潮式的运作方式。视觉图像文化占据人们生活的主要空间,在这样一个文化突变的时代里,视觉文化、网络文化正在逐步改变着世界的交往方式。


       在对西方文化转向的考察中,我们着重考察了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和欧美文化研究与文化诗学(文化唯物主义)学派,开始大力推动中国文化研究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主编了《六洲歌头·当代文化批评丛书》《“人海诗韵”艺术文化散文丛书》。1998年我和陶东风、史建一起发起做《文化研究》丛刊,我们敏锐观察到了一种变革——一位学者在学术文章中提出,法兰克福学派的衰落。作者是金迈克。后来我们成了多年的朋友。他当时对法兰克福的文化工业论很不感冒,认为在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已经与精英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分道扬镳了。在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基础上已经成长起来了新的产业形态。他批评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和意识形态观念,听到了“法兰克福的哀鸣”。《文化研究》辑刊不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今它已经出版到30多辑了。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当代视觉文化的崛起密切相关。我撰写了一系列当代视觉文化\产业的文章,并于2008年与曾军先生共同主编了“视觉文化研究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共5本:《观看的文化分析》(曾军著)、《视觉美学史——从前现代、现代到后现代》(刘悦笛著)、《中国图像叙述传播》(于德山著)《视觉文化——图像、媒介与想象力》(【加】朗·伯内特著,赵毅等译)《可见的思想》(章戈浩编)。这套丛书是对文化创意产业得以全面兴起的重要基础视觉文化的研究,是当时研究界迫切需要的理论支撑。


       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单纯的文化研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各国发展的需要。从文化研究走向文化产业、从传统模式走向创意产业、创意经济就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看到世界和中国的发展需要,1994年,我进入了具体的文化产业研究之中,撰写了《当代文化矛盾与中西交流论纲》,对当代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的新潮流进行了探索。其后,我参加了《中国文化报》举办的国内第一个文化产业的征文, 写下了《在悖论中开辟文化产业的发展道路》的文章,获得了这次征文唯一一个一等奖。1995年,我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当代发展》一文,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我国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矛盾、解决路径和发展方向。这在全球是站在潮头的。1995年,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了创意澳大利亚的理念,1997年,英国工党政府上台,提出了“创意英国”的理念和国策。美国、欧洲的学者开始了创意经济、文化经济(学)的研究。中国的文化产业便汇入了世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大潮之中。2001年,我主持出版了我国文化创意与文化发展的第一本蓝皮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结项成果:《跨越世纪的文化变革——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研究报告》,受到中央政治局的关注。这是中国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历史性出场”。


       其实,从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研究,再从文化研究转到文化产业、创意产业,这既是当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又是一个当代学者顺应全球和中国发展大势的选择。我曾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第三代学者哈特里有个深入的对话,他就是典型的从文学理论到文化研究再到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学术代表,我的学术道路与他十分相似,学术理念也与他相似,即听从时代发展的召唤,站在理论与实践的最前沿。



       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探索、概念辨析、文化产业结构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力,是我一直关注的核心。全球创意产业、创意经济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案例的引进,中国特色文化创意产业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与发展,从文化创意产业的教学与人才培养,文化产业学、创意产业学、文化经济学、创意经济学,以及文化政策学、文化管理学、艺术管理学等学科体系的发展、改革与构建,以及课程设置,是我30年来一以贯之的研究重点。


       2001年,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结项成果,我主编了国内第一本文化与文化产业蓝皮书:《跨越世纪的文化变革——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研究报告》(首都师大出版社)全书62.5万字,全面论述了世纪之交我国文化发展与文化产业勃兴的历史性变革。这本书被中央政治局征调。近年来我进一步关注公园城市、夜间都市、艺术城市等相关论题,并深入到各个城市,从事设计、规划、策划、指导和实操等方面的实践。关注产业基地、创意园区、集聚区、数字化网络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平台,注重案例研究、注重事件发掘与营销,注重场景设计与核心理念提升。


       一方面国内迫切需要了解国际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发展,但更需要对国内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研究。2003年,我编纂了《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一书,2005年,我主编了中国第一套文化产业丛书《当代文化产业论丛》,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共5种。该论丛包括:《文化产业竞争力》(花建著)《 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胡惠林著)《文化巨无霸——当代美国文化产业研究》(李怀亮等编)等。


       同年,我与陶东风先生一起主编并出版英文著作《文化研究在中国》(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 ,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Singapore ),成为国外了解中国文化研究的开窗之作。


       作为国内最早推动和提出创意产业的学者之一,我提出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发展到新的更高阶段的产物,具有产业提升的必然性。由此也受到一些人的质疑。我始终坚持认为,这一论断是合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的。后来的现实证明,创意产业的理念得到了国内各界广泛的认可。2005年,我接受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委托,主持《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推动北京市委市政府确立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战略。


       我认为,一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程度与该国文化创意的理论建设和理念创新的程度成正比。没有先进的理论,没有富于创新创意的理念支撑,就不可能有一国文化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的高度发展。所以,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创新,并不断保持国际先进水平。唯此,才能始终站在世界文创的前沿。为此,2010年我出版了《文化创意产业概论》和《动漫创意产业概论》两部国家规划教材。为了更好地提高青年研究者的文化使命与文化理解,我撰写了《文化复兴——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一书,讲述了当下青年学生需要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文化创意产业中高科技与文化的高度融合和跨界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主题和发展方向,对此我给予了高度关注与深入研讨,并产生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成果。 如何将深厚的文化内涵植入创新型国家战略之中,我认为文化的科技化、科技的文化化,文化与科技的协同发展,是文化创意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我提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必须推动文化与科技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


       2006年,我主持了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软科学研究项目《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评估与测度及地区比较》,在国内率先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分类、评估、测度和指数,提出了建设更为合理的评估指数体系的许多新的考虑。我认为北京的文化产业必须走文化-创意的路径,必须瞄准国际最高发展水平,在高科技数字化基础上实现产业的升级,必须高端起步,数字融合,才能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2010年,我编写了《文化创意产业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成为高校迄今仍广泛使用的教材。2011年,作为教育部动漫游戏教材编委会副主任,我接受了动漫文化创意产业教材编写的任务。其后,我主编的我国第一部大学《动漫创意产业概论》出版。



       城市发展,确切地说是中国的城市化,是我关注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主题。


       我曾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重大项目《我国中心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软实力竞争》,关注和研究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创意城市、网络城市,并完成10部350余万字的。团队成员全心致力于该课题的研究,最后以十卷约350万字的系列研究报告圆满结项。我们的研究针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现实问题,理论上高瞻远瞩,实践中又从现实实践中的问题出发,因而能够对现实发挥指导作用。这些研究得到了国家领导人、各级政府、业内专家、研究人员和企业家的赞赏和吸纳。


       我和我的团队多年来一直关注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作为对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论题的长期执着热切地关注,我们自2010年以来,曾一直参加了北京相关论题的研究。2010年,我们完成了“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重点项目,并出版《北京建设文化中心改革创新研究丛书》,含《新视野  新征程——北京建设国家文化中心研究总报告》《建造世界精品殿堂——北京建设全国文化精品创作中心研究》《搭建要素配置的最优平台——北京建设文化要素配置中心研究》《跨进全球信息传播时代——北京建设文化信息传播中心研究》《走向世界创意高地——北京建设全国文化创意培育中心》《构筑全球人才高地——北京建设文化人才集聚教育中心》《握手环球文明——北京建设国际文化交流展示中心研究》等7种论著。我们团队20年来一直积极参加北京文化发展、人文奥运、文化创意、文化科技、文化消费、公共文化服务等各项研究,可以说,我们团队是北京文化发展的一支攻坚队。


       2010年,我主编了第一部北京关于世界城市的大型理论与实践及文献的专著《北京——走向世界城市》,近70 万字,为北京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崭新的思路。后来上海、深圳、广州、成都都曾先后就这一主题邀请我作为这些城市建设世界城市和发展创意经济的顾问。


       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各个省、区、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云南是我魂魄牵绕之地。2003年,我接受了云南省委副书记丹增同志的邀请,担任云南省文化产业的高级顾问,为云南文化产业发展出谋划策。在调研的基础上,我率先提出,云南的文化旅游产业要在文化云南基础上向创意云南、数字云南、内容云南开发。我在丽江提出了关注旅游线路设计、加强云南本土创意、注重厕所建设等意见。我提出,云南,特别是丽江的文化旅游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特别是西部文化产业发展的一面高扬的旗帜,值得全国相关地区借鉴。


       2010年我主持了“贵州省十二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我带领课题组历时三个月,行程7000多公里,跑遍九个地州市,三个多月时间里,我们与有关领导和课题组成员一道,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广泛搜集国内外各种资料、各种理论主张、各国经典案例,进行条分缕析,创新融汇。终于在2011年完成规划并出版48万字的《贵州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2021年,我的《月印万川——寻找城市文化之魂》一书出版发行。这是我散见的一些论文的结集。佛教华严宗用“月印万川”和“海印三昧”、“事事无碍”来表达其宗教主体理念,于是“月印万川”就成了华严哲学的经典命题。《华严经》气势宏大、富赡高远、逻辑缜密,被认为是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哲学,并给其后的宋明理学以深刻的影响。


       朱熹借用了佛教“月印万川”的譬喻来讲“理一分殊”的道理。他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朱子语类》卷十八)把“一理”比作天上的月亮,而把存在于万物之中的“万理”比作一切水中千千万万个月影,以此形象地说明“理”与万物的关系:理是唯一的,这唯一的理又体现在万物之中,是万物的本质;而万物并不是分割“此一个理”,却是分别地体现完整的一个理。“月印万川”本是佛教中的命题,“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具体说是唯一的月映现在一切水中,一切水中映现的月都包括在唯一真正的月中。那个月就是“一理”。


       月映万川,心珠独朗。过去时代,我们很多研究者和官员开口闭口就是过去遗产的“如数家珍”,沉迷于“资源魔咒”而不能自拔。但是一个城市无论有多少历史的、现实的圣典史迹,无论有多少自然的、社会的山水资源,总是千流一源、万法归宗、理一分殊、一以贯之。我们需要去寻找城市的文脉,那个城市唯一的“魂”。



       国际合作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必要途径。


       这些年来,我们非常重视与国际机构国际学者的合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贸发大会、联合国创意城市网络等国际组织,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及欧盟各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与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的机构与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与合作。在对话、沟通、交流、交往中,努力构建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与实践的公共平台,构建创意经济的发展共同体。交流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体系,影响世界的创意、创新、创造的最新发展。我与各国众多专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留下了几十篇访谈与对话。我乐此不疲,欣然为之,因为我把它看成文明互鉴,构建人类相同相谐的文明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国社科院、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同仁一道,共同发起《首届中国创意产业国际高峰论坛》,作为大会主席之一,我在大会上发表《中国创意产业的发展》的主旨报告,强调了中国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的伟大战略,并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的发展理念,引起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创意产业的广泛关注。


       创意产业与创意经济的兴起,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发展的产物。因此,参与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与创意经济的发展研究,是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关注的领域。2008年,我与周蔚华共同主编国内第一套《文化产业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其中包含《文化产业》《知本营销》《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艺术文化经济学》《创意经济》等7种译著。对打开我国学者文化产业、文化经济、创意产业、创意经济的国际视野,推动国内外比较研究,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理念与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我主编了《中国对外文化贸易报告2014》,对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问题、困境,做了深入调研,并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的解决方式。


       将奥林匹克运动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全面融入13亿人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市场,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在近8年的时间里着意开拓的新领域。2006年,我提出、创办并主持了国内第一个奥运文化创意产业大型国际论坛:《创造的多样性:奥林匹克精神与东方文化》。在论坛上发表了《抓住奥运契机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九大发展》的报告,论坛首次邀请“英国创意产业之父”约翰·霍金斯来到北京,莅临论坛做主旨发言。我提出“世界给我十六天,我还世界五千年”,将体育运动与中国的文化、哲学、艺术、传统、创意、设计、会展、节庆、公共服务、园区建设、绿色革命、生态保护、全民健身,以及产业运营、经济发展融为一体,为北京市提出奥运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北京创新型城市发展的引擎的战略规划建议,在跨界运行和边界作业中,创造出崭新的文、创、艺、体、旅一体化的新形态。在八年的时间里,我们曾在国内外举办和参与近百场人文奥运论坛,并赴美国、英国、芬兰、加拿大、韩国、日本,及瑞士国际奥委会,传播北京人文奥运和绿色奥运的中国理念和实践,将奥林匹克的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结起来,将奥林匹克的生命哲学、青年倡议变为中国“生活美学”的大众体育与健身的伟大实践,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这一阶段我主持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奥林匹克运动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排除了国内外各种不同意见,根据中国特别是北京发展的现实,第一次将国际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国“和合”文化结合起来;第一次将顾拜旦的奥运理念与孔子儒家文化结合起来;第一次将奥运与文化创意产业结合的一起。为了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新世纪的奥林匹克精神新发展,我主持出版了《创意产业:奥运经济与城市发展》(中国戏剧出版社)和《北京人文奥运研究报告2006》(北京同心出版社)两套丛书,创造性地阐述了奥运、体育运动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这在当代国际奥林匹克文化中是具有开拓性的。从北京奥运文化的实践需要,我主持和参与了《奥林匹克文化大学教程》《北京奥运文化市民读本》《北京人文奥运大学生读本》等,在2008北京奥运会的运行中,这些课本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6年,我主持翻译了英国学者露丝·陶斯著的《文化经济学教程》和《文化研究的未来》,以及Cavendish Academic  Singapore Marshall 出版的“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 ”;英国伦敦出版的Cultural Rejuvenation:The Modern Value of Traditional Culture等。这些著作以及一些英文论文,对加强中外文化发展和创意产业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我国文化市场与文化经济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最新发展状况与一系列相关伦理问题凸显出来,产业发展中乱象频出,必须进行深入研究。2014年,我申请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文化产业伦理研究》。在文化产业边界不断拓展,业态不断催生的整体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也面临着产业秩序调整与规范、产业伦理重构与形成等问题。我国文化企业在文化产业运营中出现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与大量“失信”问题:如互联网诈骗、虚假广告宣传、不实承诺、新型电子诈骗、电子商务购物诈骗、公民个人信息大量泄露等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媒介伦理问题:如媒介人职业操守、新闻传播道德与窃听手段、网络新媒体中互联网“谣言”传播、网络信息安全、网络“黑客”、青少年网络游戏沉迷与“网瘾”、网络“人肉搜索”与频繁而众多的侵犯隐私权等问题。还有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盗版泛滥问题,过度娱乐化突破道德底线问题,文化产品内容的极端商业化与劣质化“三俗”化问题,产业发展中出现的“涉黄赌毒”问题;以及各路明星偶像的“负能量”对青少年的影响等等。这一系列问题被现实抛到我们面前,要求我们认真地回答,提出改进的建议。2020年,该课题完成结项。研究成果见于我主编的“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丛书”。丛书含《数字和创意的融汇——文化产业的前沿突进与高质量发展》《拓展业态的边界: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与跨界融合》《重建秩序的场景:文化产业发展的伦理建构与隐私保护》等三部,由工人出版社出版。


       很多年前写过一篇评论诗人昌耀的文章,开首一段是这样写的,


       多少年来,人在旅途,匆匆,我常侧目于这座诗魂的雕塑,继而长久地驻足——


               ……用我多汁的注目礼/向着你深湖似的眼窝


               倾泻,


               直要漫过/岁月久远之后/斜阳的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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