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刘道玉在1981年—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推动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改革，领风气之先，拉开了中国高教改革的序幕，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1985年5月，接受法国驻华使馆公使拉奥授予的法国密特朗总统荣誉勋章。1987年11月，接受池田大作授予的东洋哲学学术奖章。1993年3月，获英国剑桥名人中心颁发的20世纪银质功勋章。（据百度百科）

2016年初作者（右二）在刘校长（左二）家中合影，左一徐承泰，右一倪婉，系武汉大学教授。

       2016年1月下旬，我有事要去武汉，行前很久就和在武汉大学工作的朋友打招呼，说我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去拜访武汉大学的老校长刘道玉，请她代为联系。到武汉后朋友告诉我，跟刘校长已经联系上了，他居然还记得我，一听就说：“不就是创办考古专业的××吗？当然记得！”刘校长啊刘校长，在武大时我就是你手下一名小小的讲师啊，是你领导的三千多名教职员工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你居然还记得！

       承蒙刘校长慨允，到武汉后的第二天下午我就应邀去他家做客。我在武汉大学工作过十五年，此期间多次见过刘校长，但登堂入室去他家还是头一遭。在朋友引领下，我来到刘校长的家，那竟然是一套小小的三居室，我们四五个人往厅里一坐也就满员了。不敢斗胆动问这三居室究竟有多大，悄悄打量了一下，估计使用面积也就50多平方吧。唉，这可是原来的副省级干部啊，怎么这待遇？我去过其他副省级干部的家，与这不啻有天壤之别！

       刘校长当年是我们武汉大学全体师生心中的一尊神，被誉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现在好了，他身居斗室，近在咫尺，普通的简直和任何一个普通人没啥两样，到让人觉得更加亲近了。刘校长现已年逾八旬，但精神矍铄，谈笑风生，而且笔耕不辍，见面后他还把最近出版的著作赠给我做纪念。寒暄中得知，近来他老伴身体不适，正在医院治疗，而每天陪伺在床的，居然就是刘校长自己！“呵呵，最近有点忙，天天要按时去医院，今天是找人替班才留在家里的。”他这话一说完，我着实感慨了一番，也禁不住感动了一番，真没想到他也会为这种世俗杂务所累。我事先准备了两套银餐具，送给刘校长和他老伴各一套。当我把这菲薄之礼奉上时，刘校长说：“送这么珍贵的礼物干什么，受之有愧啊！”听了这话，我羞惭的抬不起头来，因为真正“受之有愧”的是我自己。

       上篇小文已经谈到，1982年全国高校调整教师队伍，年轻的“工农兵”教师纷纷撤出教学一线，我也是等待清理的一个。可刘校长对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决定把较好的工农兵教师继续留在教学岗位上，并且下决心要在一千多个工农兵年轻教师中破格提拔两个讲师，文科一个、理科一个。而我，竟出乎意料地成了全校文科中的那一个！

       当时是刘道玉校长亲自拍的板，这才摒弃了“内外有别”的通常做法，把唯一的破格提升指标给了我这个外校毕业的人，同时他还托人捎话说：“等我把事情办成了，也来会会这个年轻人。”所谓“等我把事情办成了”，这句话暗含的意思是，我们这些人提升讲师居然还不是他这个堂堂校长所能做主的！谁都知道，武汉大学是直属中央的副部级高校，而这个级别的高校什么事情都有权自己做主，包括提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可是当时却有一条不成文规定，即任何高校都不得擅自提拔工农兵学员为讲师。为了破这个例，刘校长前后跑了好几趟省教育厅，苦口婆心地找人疏通，最后终于得以通过。

       恩重如山啊，刘校长!可当我提起这件往事时，刘校长却轻描淡写地说：“这点小事还放在心上啊，不提了不提了！”是的，对刘校长来说，这确实是小事一桩，因为受此恩泽的武汉大学教师何止几人呢？

       刘校长的爱才护才是出了名的，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大名鼎鼎的易中天。易中天是新疆定向培养的研究生，在武汉大学读研期间是带工资的，按规定毕业后必须回新疆。新疆自治区也是这样要求他的，为此还专门向国家教育部和中央组织部打了报告，甚至自治区的一把手也发了话，一定要他回来。可是，武汉大学觉得高校的舞台更适合他，一心想把他留校，怎么办？刘校长为此不惜动用各种关系，甚至请出了当时的教育部长蒋南翔，通过蒋南翔和新疆高层交涉，硬是把易中天留在了武大。

       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插班生制、自由转专业制、导师制、学术假期制和贷学金制……当这一切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改革如火如荼地在武汉大学全面铺开时；当武大兴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校园风气，领导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新的文化氛围油然而生时；当武汉大学被社会誉为积聚青年才俊的高地、“教育改革的深圳”时，一切竟戛然而止。1988年2月10日，春节刚过，国家教委派来个司局级干部，突如其来地宣布免除刘道玉的武汉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职务。武汉大学全体师生一下子蒙了，被这个消息弄得缓不过神来，朝气勃勃的校园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这到底是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脑子里划了个大大的问号。过了几天，我实在憋不住了，拉上一位资深老教授，执意要去看看刘校长。见到刘校长时，他不改以往的儒雅风格，但也忍不住感叹说：“学生们都说要来看我，我不敢见，怕给他们找麻烦。教师怕惹事，来看我的人不多，你们来看我，我很感动！”谈到他被革职的原因，他故作随意地说：“哈哈，要否定一个人不就是两大理由吗，一是你贪污了多少钱，二是你生活有多么不检点。”其实，不用刘校长解释我也清楚，无非是他的教育改革触犯了某些上级领导，开罪了某些人，因此遭到排斥和打击。再就是，中国的国情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当中国的教育改革备受非议时，唯有武大这边风景独好，一会儿法国总统派人来给刘道玉授勋，一会儿海外媒体连篇累牍地宣扬武大的教改，甚至说中国教育改革的希望全寄托在刘道玉身上，一旦碰上个度量小的上司，怎么能容得下他呢？

       这是刘道玉个人的悲剧吗？不是！至少在事隔近三十年后，当我再次拜见刘校长时，他仍然是那么的精神矍铄，仍然是那么的乐观风趣，除了住的房子有点小外，别的没有什么不如意。临别时我紧握着刘校长的手说：“刘校长，一切事情都是过眼云烟，都会风飘云散去，唯有您的健康、快乐，会永远记挂在武大人的心里!”

       （原载王光镐著《我这一辈子》）

       王光镐，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考古系），曾任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考古系）主任、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北京市文化发展中心主任，现任北京市西城区政府顾问、北京市西城区社科联顾问，著有《楚文化源流新证》《当阳赵家湖楚墓》（合著）《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商代无楚》《甲文楚字辨》等，曾获美国王安汉学研究奖助金及国内有关奖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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