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综合讯】围绕着房子的话题，舆论从来没有消停过。最近，又突然莫名其妙地炸出“深圳水贝村拆迁，每家补偿2 亿元（人民币，下同） 拆迁款”的“大新闻”。更有人曝出“水贝村83 个女孩没男朋友， 38 个男孩没女朋友”，一时之间，“相亲热”狂卷而来。然而在在大家一顿“羡慕嫉妒恨”中，这个传闻被狠狠地戳破了——谣言！

与拆迁赔偿款绑在了一起，被公众情绪所消费，实属水贝村民的意料之外。谣言是社会态度和动机的投射，高房价的现状，让都市更加浮躁和反智，情绪成为有心人操纵舆论的辅助工具。

然而，这背后或许隐藏着人们不了解的“拆迁经济学”。

多个建筑工程同时动工，指示牌模糊，原有道路因施工停用或者改道，水贝村在此环境下并不好找。（上海《第一财经日报》）

城中村水贝村因盆菜走红

在三四线城市中，拆迁常常与粗暴、强拆挂钩，是不幸的代名词。因为信息不透明，村民的土地容易被贱卖。但在一线城市中，拆迁多数跟暴富联系在一起，亿万富翁不在话下，是为幸运。

上海《第一财经日报》报道， 因为需要获取房源，在深圳运营青年公寓的猫叔常与城中村的房东们打交道。猫叔说，“他们（房东） 掌握了城中村的大量房源，手上的农民房以栋计算，每天的主要工作是收租打麻将。”不事稼穑，月入租金数万元乃至十余万元，好一个逍遥人生。

来自深圳市住建局的数据显示，全市约有1700 个城中村。其中白石洲、岗厦村、皇岗村、大冲村、上下沙、向西村、水贝村等城中村因为区位优势、规模较大等原因成为深圳的明星城中村。

大冲村在华润介入旧改后，变成高大上的华润城，住房均价近10 万元/ 平方米。一名拥有66 套回迁房的村民曾经在收房后犯难，房子太多，没钱装修，租不出去。而在华润城旁边，便是深圳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被誉为深圳普通的聚居地。哭穷的回迁房村民由此完成了一个完美的反讽闭环。

这次的城中村主角是水贝村。10 月23 日举办盆菜宴。这是水贝村的传统，在每年重阳节后的第二个周日，全村同吃大盆菜。意外的是，10 月24 日起，“水贝村”成为了搜索热词，与拆迁赔偿款一道刷屏朋友圈。

然而，网上流传的消息称“水贝村拆迁，全村人今天全部在工地上摆宴庆贺。拆迁款之后，这里的原住民，每一家赔偿额最低的都接近2 亿多元现金，高的未知……我这辈子多积德，看下辈子了……”

近日水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兴祥透露，水贝村一共的拆迁赔偿面积是16 万多平方米，每个人头约200 平方米左右，最大的一户赔偿2000 多平方米，也有赔偿500 至1000平方米的。

按照周边二手房价钱6 万元每平方米粗略估算，最大的一户价值1.2 亿元，显然每户2 亿多说法过于夸张。张兴祥表示，水贝村村民均选择了回迁，没有现金补偿。

有迹可循 杨箕村民坐拥千万资产

假新闻，辟谣后也就过去了， 但为何不少人甚至一些媒体都相信了这个谣言？当然，这是有迹可循的。今年早些时候，广州杨箕村拆迁后每户一夜间坐拥千万资产，“拆迁暴富”的消息不胫而走。

《成都商报》报道，10 月2 日， 毗邻广州珠江新城（CBD）的杨箕村锣鼓喧天、人头攒动。当年1496 栋杨箕村的拆迁户在时隔多年之后又重新聚在了一起，共庆回迁入伙。当天杨箕村筵开1500桌，共一万多人参加了这场盛宴。

因为拆迁回迁，杨箕村再也看不到了那些低矮的小楼，取而代之的是几十层高的电梯公寓，小区里甚至还有带游泳池的花园。

据当地官方信息显示，杨箕村平均每栋（户）分得186.1 平方米的回迁面积。如果按照周边楼盘的均价估算，杨箕村的村民户均坐拥1000 万的资产了。

杨箕村曾是外来漂泊者进入羊城的跳板，白领打工族、摩的司机、发廊小妹等济济一村……一度有多达5 万人居住在这个本来只有上千户的小村落里，所以这里曾被称为“养鸡村”。

曾有这样的比喻，城市化的进程，如同一条巨龙，把曾经山清水秀的村郊吞下，而杨箕这样的城中村，就是一块难以消化的骨头，梗在了城市的腹腔，变异，发臭。

村民还是要感谢祖上，“如果不是祖辈留下来的土地，可能奋斗一辈子也买不起一套CBD的电梯楼。”一位“80 后”的杨箕村民如此感概。

杨箕村是中国当下拆迁暴富的一个侧影。据报道，杨箕村的适婚青年，现在很抢手。一户人房屋全部租出去，好的话月入两三万元。有人担心会不会出现“二世祖现象”，坐在祖上的基业上吃老本。

对于频频报道的拆迁暴富的新闻，有网民说这是“不劳而获”， 自己奋斗十年不如别人祖上留下几块地。

23日晚间，朋友圈疯传深圳水贝大盆菜宴现场，场面气势直逼广州杨箕千人围宴。有媒体记者赶往现场看到，在响彻云霄的音乐声中，密密麻麻一片盆菜宴席，地面铺满红地毯，村民们举杯碰撞。（网络图片）

公司制捆绑单个村民 集团利益制衡钉子户阻碍拆迁

一份《2015 中国拆迁年度报告》指出，2015 年１至９月，各级法院受理各类行政案件40 万件，同比上升47.6%，仅5 月份一个月就受理2.6万件，同比上升221%。在这些上升的案件数量中超过一半以上是过去在“服务大局”口号被堵在法院门外的房屋征收拆迁引起的案件。应当说，过去确实难以立案的房屋拆迁案件自“立案登记制”实行后已经不太难，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许多可能激化的拆迁矛盾。

《成都商报》报道，广州杨箕村，从2010 年4 月，公布“城中村” 改造方案之后，因为“钉子户”的阻挠，一波三折，持续了三年“拉锯战”。就此，知名媒体人柴静曾在她主持的大陆央视某栏目中，推出《百分之九十九对百分之一的拆迁》报道。在央视等媒体纷纷报道后，拆迁工作队提出的条件又比以前提高了不少。但即便如此，“钉子户”们依然不同意拆，已搬迁的居民和这些钉子户的矛盾日趋尖锐，甚至演变成了肢体冲突。

据当地媒体报道，杨箕村的地块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村民建设回迁楼的复建地块，另一部分是从集体所有转为国有后，拿来“拍、招、挂”的融资地块。杨箕村融资地块在2011 年1 月18 日拍卖，最终被一家房地产商以底价23.53 亿元取得。

不过，为何同属广东的深圳水贝村为何拆迁进展比广州的杨箕村顺利地多？

水贝村，明代永乐年间开村， 是深圳最古老的城中村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珠宝聚集地。但水贝村的楼龄普遍达到20 年以上，年久失修，配套缺乏，与珠宝产业聚集区的定位不相匹配。

据悉，水贝村在30 年前的就采取“公司制”来将单个村民权益进行了捆绑，集团利益下制衡了“钉子户”拖累拆迁进程。

张兴祥表示，“当初我们全村人召开股东大会，在京基、佳兆业、华润、新世界和卓越五家开发商中选一家，最终我们决定选京基。”

2013 年11 月，水贝村更新项目入选为《2013 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第二批计划》。

然而，有调查显示“水贝实业” 只是一个空壳公司，是水贝村民经济协同的共同利益体，类似中国“农村合作社”，只是公司制的债权更为明细。在招聘网站及社交媒体上没有“水贝实业”的营业信息，但也不能否定这家公司在过去没进行过市场经营活动。

于当地村民而言，水贝实业在该村整个拆迁过程中能最大化的保护个体权益，在与房地产商的谈判博弈中力量更大，而房地产商也减小了沟通成本，拆迁阻力，社会秩序井然，当地政府也省心不少。所以说，水坝村的“拆迁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值得一线城市借鉴。

过高拆迁补偿会体现在房产价上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对某些地方征地拆迁补偿过高导致了房价过高的问题进行了介绍，文章摘编如下：

北京《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侠客岛”报道，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土地、房产价格过高都必然因抬高成本而妨碍其实体经济部门发展，对于亟待经济起飞却又深受资本稀缺掣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太高的货币补偿因加大成本而必然损害非农产业项目盈利前景的问题更为突出。因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只能给予适宜水平的货币补偿， 或是提供适宜的非货币补偿。

在不少地方，主要矛盾已经变成部分被征地、被拆迁方索要补偿要求过高，如有些拆迁户为自己几十百把平方米的破旧农房、危房、甚至是违章建筑索要数百万、数千万、上亿元补偿，足够在当地房地产市场上购买上千平米中高档住宅和商铺，以至于形成了从商品房购房者、企业、城市新移民向拆迁户的过度财富转移。

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物质生产部门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而从1980 年代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到1990 年代以来的香港、台湾，再到近10 年以来的温州，房地产价格过高过度抬高实体经济部门经营成本、导致产业空心化的后果已为世人所熟知，更不用说房价问题在今日中国大陆已在相当程度上发展成为事关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而过高的征地拆迁补偿归根结底必然要体现在房地产价格上。

北京《人民日报》报道，“辛辛苦苦几十年，不如老祖宗留下一块地”，周妍说。6 年前，大学毕业的周妍与北京望京一家外企签订了工作合同，虽然工资不低，但没有住房，一直租住单位附近的一套小居室。和周妍一样，不少在城市打拼的人，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财富，却在无形中输给了靠“财富致富”的人。“有房子，还是没有房子”、“有一套房，还是几套房”， 已成为家庭财富的最大差别。

但北京《新京报》发表评论称，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仍在高歌猛进，尽管从征迁方式上看，日渐平和， 也能够照顾到农民的部分权益，但整体而言，仍存在很大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甚至还会有人为农民“因拆致富”而愤愤不平。

杨箕村村民今日的“一夜暴富”，是其应得的土地收益。与很多地方一样，杨箕村的拆迁历史， 也包含强拆、维权等元素，村民付出了不小的成本，可见，杨箕村村民从城市化进程中获得红利，也有与之对应的付出。说其不劳而获，是不公平的。

农民“因拆致富”，与奋斗致富并不冲突，不需要遮遮掩掩。一个好的社会应该鼓励人们奋斗而实现财富自由，也应该通过保护私人产权让人们获得城市化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