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刘一林（右）与夫人（左）和女儿（中）在河南大礼堂前合影留念。
建造大礼堂
1903至1904年，中国最后两次会试在河南贡院举行，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在此划上句号。1912年8月，河南都督张镇芳提议，河南临时议会议定：创建“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择定开封铁塔以南的原“河南贡院”为校址。经陈善同举荐，委任林伯襄为校长。自此，以林伯襄先生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在古城开封清代贡院旧址创办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辛亥革命后，河南都督张镇芳呈请教育部请求改办河南高等学校为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912年11月获准立案。1915年，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教学楼——河南大学近代建筑群六号楼动工。
1922年8月，冯玉祥将军拨出专款，作为河南大学的筹备基金，经省议会讨论，决定将学校定名为“中州大学”，委派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长张鸿烈为筹办专员。随后，省议会正式任命张鸿烈为中州大学校长，以预校为基础创办大学。1923年3月3日，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基础上，改建中州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设文、理两科。1927年7月，河南省政府议会议定将“国立开封中山大学”改名为“河南省立中山大学”，张鸿烈为校长。1930年8月，河南中山大学校务会议决定将河南中山大学改名为河南大学，呈民国河南省政府核示。同年9月7日，河南省第三届议会议定，河南省立中山大学易名为河南大学，张仲鲁任校长。
1931年，时任河南大学校长的许心武先生提出建大礼堂的动议。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拨专项教育经费准予修建。当年11月20日河大大礼堂破土动工，1934年12月28日落成，是一座宫殿式建筑。大礼堂由从欧美留学回国在河南大学工学院土建系任教的张清涟教授设计，修建历时三载，耗资二十余万圆银元建成。大礼堂内部南北长51.8米，东西宽44.5米，高24.4米，分上下两层，设楼梯六座，以观众厅为中心，东西布置休息厅廊，观众坐席2800个，楼上楼下可容近3000多人，舞台台口18.29米可供演出之用，另设有休息、音乐储藏和道具化妆等房间。东、西、南、北有四个直通室外的疏散出入口，均为四柱卷棚式歇山顶门廊，下门三个对开出入大门，大门侧有八根爱奥尼式柱，将正面三个对开出入大门装点得巍峨壮观。
幼年时舞台
1953年我和大妹妹随父母从北京来到开封，我父亲在河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我母亲在河南大学物理系办公室工作，家住西二斋一楼。在北京时父母送我进燕京托儿所，来到开封就把我送到河南大学幼儿园，当时位于现在的河南大学附属小学。河南大学每年都要举办两次文艺汇演，我们幼儿园每次都必不可少地送演几个节目，或唱歌，或跳舞，也表演活报剧。可能与我从小就在托儿所生活有关，虽然我父母并没有文艺细胞，但我却具有表演才能，从进幼儿园起每次演出都少不了我，河南大学大礼堂的舞台成为我展示演技的场所，甚至有一次让我和大学生一起充当报幕员。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我们表演《拔萝卜》，剧情是这样的：一对老人种下一片白萝卜，到了收获季节，要把萝卜拔出来。老公公一个人拔不出来，于是唱着：“拔萝卜，拔萝卜，哎哟哎哟拔不动，老太婆，快点来，快来帮我拔萝卜。”老婆婆上场后还是拔不出来，又叫小狗上场，小狗由我扮演，仍拔不出来，叫来小猫，最后叫来小耗子，终于拔出来了。老公公为了犒劳大家，端出一盘牛肉。刚想上去吃，我忽然看见台下第一排坐着我的好友赵大新（她母亲是中文系办公室职员），便若无其事地走到台前，招呼他上来一起吃牛肉，惹得哄堂大笑，但我却习以为常，因为这个舞台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河南大学大礼堂，不仅是全校师生开大会的会场，更是每个周六放映社会上还没放映的电影的影院。当年看电影几乎是人们唯一的娱乐活动，那时河大的教师还不多，连带家属也坐不满，楼下有长椅子，一排坐八人，凭票入座。楼上是拱形水泥台阶，随便坐，一般只有中间坐人，因为两侧看不见银幕。既然是唯一的娱乐，大家都会早早来到礼堂，静等电影开映。在大家百无聊赖的时候，能有人调剂一下气氛，求之不得。我就扮演了这个角色，率领一众幼儿园小朋友跑上舞台，里面包括嵇文甫校长的孙子嵇立群，郭晓棠书记的儿子郭青兰，在台上要么唱几首歌，要么跳个舞，再不翻几个跟头，打几个马车轱辘，总之活跃活跃大家静候中的无奈。时间久了，大家已经把我们的表演作为电影开映前的序幕，我偶尔缺席，台下一片“刘林儿在哪儿”的喊叫。这种表演，一直持续到我从幼儿园毕业。
溜进大礼堂
当年河大放电影，楼下中间前十排的座位票价一角，其它位置票价五分，楼上票价三分。我父亲喜欢看电影，每次买票时提前去排到前面，能买到一角钱的票。我拿到好票，不怕卖不出去，转手挣一角钱，可顶大用了，能买三个冰棍呢。没有票，怎么办？大礼堂我熟悉，舞台后面是厕所和化妆间，厕所为了空气新鲜，经常开着窗户，我从窗户上爬进去，没人知道，进去之后直接从边楼梯上楼，楼上票不分位置，找个中间位置坐着，既省钱又舒服。我经常不和家人坐在一起，家中夹着别人，我父亲怀疑我捣鬼，我也不敢每次都这样。
1970年代初，国内进口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望乡》等不能公开放映的影片，只能在大礼堂放映，影票由市里统一发放，只发给有行政职务的人，我根本捞不到，但我最喜欢看战争片，怎么办？采取老办法，爬窗户。谁知道大礼堂管理严格了，我试试厕所所有窗户都关严了，打不开。我忽然想到大礼堂每天早上都打扫卫生，我趁机溜进去，把一扇窗户的窗栓拔开，记住是哪一扇，下午就能从这个窗户里爬进去，还上楼，因为不对号入座。
这个秘密只能我一人知道，有时候有同学和朋友也想来看电影，买不到票怎么办？我先随父母凭票入场，让朋友在外面等我出来，我拿着家里的几张撕了角的票，出去找到朋友，手握撕掉的那个角，过门时我和学校保卫处的人也熟悉，一晃说几张票，让门岗撕掉另一个角，就把他们带进去了，让他们坐到楼上。
重返大舞台
WG期间，解放军开始支持“保守派”，我参加了开封一高的“驱虎豹”，是保守组织。但是我在宣传队，是独立单位，不受任何人管辖。我们宣传队有20多人，每天的任务就是排练节目，一周到鼓楼旁边演出三次。毕竟是一高的宣传队，演出水平自不必说，惊动了开封驻军8172部队和7249部队，接连10天先进“红洋楼”为8172部队官兵演出，后到伞塔旁为7249部队官兵演出，每次演出结束，都有部队首长上台致谢，并颁发毛主席像章一套。
7249部队的宣传队，曾荣获全军文艺汇演一等奖，是空军中的楷模，开封很多单位（保守派）都邀请他们演出，但是没有宽阔的舞台，只有借用大礼堂，让各单位的人到师院大礼堂观看。大礼堂的舞台既广又深，除了主幕布之外，里面还有三层副幕布，好像是用绸子做的，第一层是天蓝色，第二层是橙黄色，第三层是深绿色。据说有一次因为顶层的吊灯离绸子幕布太近，吊灯瓦数太高，引燃了绿色幕布，好在大礼堂的防火设备齐全，马上就把燃烧的绿色绸布扯下来用灭火器扑灭了明火，可是这一次大礼堂失火（2024年5月2号），怎么会眼睁睁地让大火吞噬整个屋顶？大礼堂能容纳3000多人，演出内容要更加丰富，于是部队首长亲自到我校请我们与他们宣传队共同演出，我们可以表演五个最拿手的节目。事隔多年，我终于又回到幼年时表演的舞台，作为纪念，我选择了五个都有我上场的节目，特别是天津快板《刘少奇访问印尼》，需要用天津话描述刘少奇带王光美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受到总统苏加诺热情接待的过程，我是刘少奇的扮演者；另外一个音乐剧《知识青年下乡来》，我扮演生产队长，赶着马车到城里接下乡的知识青年，大家坐着马车一路上欢快地歌唱，乐队也在其中，木鱼和碰鈴发出的马蹄声和马鈴声增加了坐在马车上真实感，这些节目都由我主演，受到热烈欢迎。我们在大礼堂接连演出一周，每次演出前都由部队用汽车先把我们接到部队食堂吃晚饭，演出结束后再用汽车接到部队吃完宵夜，然后送到学校。一周演出结束，我们乘兴而归，怎知道我父亲却因为我的演出而受到牵连。师院中文系的造反派老师看到我登台为保守派演出，虽然对我鞭长莫及，但我父亲在“牛鬼蛇神”队伍里受他们管制，便警告我父亲不要与我同流合污。
《希特勒其人》
我可能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并且研究的是世界现代史，对独裁者深恶痛绝，我作的三个学术讲座就是现代史中的三个独裁者：斯大林、蒋介石和希特勒。
第一个关于斯大林，是我在1985年河南省委组织部举办的“青年干部培养理论硏讨会”提交的论文，题目是《斯大林在培养青年干部中的失误》，激起大会的热烈反响，论文被评为唯一的特等奖。
第二个关于蒋介石，是1986年初历史系学生得知我在省里荣获特等奖，请我为他们作一个学术报告。我区区一个讲师，哪能像教授那样侃侃而谈学术问题？我选择中国的独裁者蒋介石，题目叫《美蒋关系六十年》。历史系贴出告示，估计听众不少，借用中文系的大合堂教室，结果我进教室，发现窗户上站的都是学生。讲了三个小时，10点钟教室熄灯，我还没讲完，我问同学是否讲完，齐呼“接着讲”。我怕站在窗户上的同学摔下来，让他们下来与教室里的学生挤一挤，摸着黑又讲了一个小时，学生的反响可想而知。
第三个关于希特勒，因为关于蒋介石的报告轰动了全系，学校学生会主席知道后找到我，请我给全校师生作一个学术报告，我仍声明我不敢作学术报告，只能算一个历史讲座，题目定为《希特勒其人》。因为面对全校，借用了大礼堂，有布告贴出，开讲的那天不仅楼下坐满，楼上也坐满，并且还有很多人站在楼上的两翼，估计有近四千人。我一个人站在我曾经多次登过的舞台，过去登台都是热情地表演文艺节目，这次却是严肃地宣讲历史问题。我从希特勒的生平讲到他的政治思想，特别分析了他的代表作《我的奋斗》，指出他法西斯理论形成的过程，以及他鼓吹的“国家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最后剖析为什么独裁统治会在诸如德国、日本、中国、意大利、苏联等国实行，因为这些国家的封建残余严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彻底。我站在舞台上没看一眼讲稿，没喝一口水，滔滔不绝地讲了四个小时，让我感动地是，全场听众竟没有一人提前离开。学生会主席在我开讲前介绍我时告诉听众我将要去美国留学，学生们围着我争先恐后地让我签名，还有不少学生遗憾地说：“老师你去几年？我现在是二年级，毕业前还能听到你的报告吗？”
回顾我的前半生，从四岁开始就登上河南大学的大礼堂舞台，一直到我37岁离开中国前以重新登上河南大学大礼堂的舞台作为告别式。我今年（2024年）正好74岁，37年在中国，37年在美国，各占一半，大礼堂舞台却是我终生最难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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