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锺林。图片来源网络
搬家
他搬到我家楼下，虽事发突然，不过前两天是有预兆的。
1966年冬至刚过，天黑得特别早。复旦校园那边还是一片灯火通明，红卫兵打了鸡血似的斗志昂扬。教工宿舍这里，却是一片死寂。被斗鬼风整怕的老师们，早早洗洗睡了。
我去前门拉窗帘，猛然看见玻璃窗上贴着一张灰黄的面孔。我吓得失声惊叫。那张灰黄面孔用阴鸷的目光瞪我一样，便消失在黑暗里。我认出来，他是学校总务处主任，顿时心里有一丝不祥。
果然，第二天上午，那张烟熏面孔又来了。他把家长叫来，声色俱厉地宣布：“你家是被监管的牛鬼蛇神，按照规定，必须缩减住房。现在勒令你们，立刻把25号楼下腾空，有人搬来。如有违抗，后果自负！”
我家1951年搬进复旦筑庄的日式联排小楼，原住24号。后因人口多，学校增配25号，如今孩子们长大，早已不敷所用。但勒令既下，还有什么办法？
两天后的下午，几辆黄鱼车满载书籍家具过来，后面跟着一个矮胖敦实的老头，约摸六十多岁。只见他摘下眼镜，不停地擦着渗汗的脑门和稀疏的头发，满脸堆笑向众人示好，看上去却是苦笑。
日式居室的面积本来不大，很快就堆满了东西，只剩下床边一条仅容走动的过道。围观的大人逐渐散去，但一群小童还聚在门前的水泥台阶上，表示不忿。因为我家各年级的子女都有，来玩的同学多，平时就把这里当成俱乐部。我家两套房，楼上楼下打通相连，很有点曲径通幽的意思，可供他们东跑西窜捉迷藏。夏日乘凉，把玻璃拉门一卸，居室敞开，成了舞台。大家在台阶下排排坐，观看自排自演的活报剧，好不开心。我家父母很开明，只要不跑到父亲的书房捣乱，也就眼开眼闭。如今胖老头搬进来，大家岂不少了一个游乐场？
胖老头从抽屉里抓出一把糖果，一边分给孩子们，一边笑嘻嘻地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大家就是邻居啦！先介绍一下，我叫董钟林，从第二宿舍搬过来。那里的孩子叫我老勉，以后你们也叫我老勉吧！”
没过多久，老勉就跟邻居们熟络起来。大家了解到，他是一个鳏居孤老，无业、无妻，无子，于是多了几分同情。他原先在第二宿舍有一套住房，如今成了牛鬼蛇神，也须压缩面积，于是合并同类项，搬到我家来。至于绰号“老勉”的来历，他后来跟我说过。他自己没有孩子，就特别喜欢跟孩子玩。第二宿舍有个小女孩叫朱丽娅，跟他很要好。人们说：“有一个朱丽叶，还应该有个罗密欧嘛！”于是罗密欧就叫开去了。孩子们口齿不清，把罗密欧说成了老勉。他听了, 也欣然受之。
老勉很有孩子缘。五十年代他曾在同济大学新村住过。听那里的人说，每到夏夜乘凉，他就成了孩子们的中心。仰望茫茫宇宙，他教孩子们识别星座、讲解星等和譜型，不时插进一些优美的古希腊神话，培养孩子们探索未来的兴趣。
孩子总爱蹬鼻子上脸。混熟以后，就会想出些鬼点子来捉弄人，而且特别喜欢捉弄孤老，无怪乎杜甫叹曰：“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筑庄群童里，最顽皮的数胡骑。那天，他用纸包住一个活蹦乱跳的癞蛤蟆，扔到老勉床上。老勉用手一摸，顿时吓出魂来。这下他是真的发怒了，满脸通红地追出来。孩子们一哄而散。老勉指着跑远的胡骑，举手作开枪状，吼道：“胡骑，你是一个坏孩子！我要是手里有一把枪，我就开枪打死你！”
看到他这种愤怒的表达方式，我很奇怪。中国禁枪，真枪对我们来说遥不可及。他为何不说手里有一根木棍或者板砖呢？多年以后我移居美国，那里是枪支自由买卖的。我才想到，在美国生活过的人，但凡遇到危险，就会有下意识的反应，手里有把枪该多好！
身世
说老勉是我家邻居，不如说是室友 ，因为他那间居室的前门通外面，怕孩子们再扔进癞蛤蟆之类的东西，所以平时都紧闭着，只用后面通我家的一扇门进出，象一家人似的。他开伙仓不便，就在我家搭伙，每月付15元。
我家孩子多，开饭时每人一份，场面颇有规模。哲学系主任胡曲园教授见了，常笑道：“钟鸣鼎食之家啊！”
老勉当然不跟我们同桌，他和我父亲一样，吃的是小灶。每次我把饭菜端进他的房间，都会注意到他的一些奇怪举动。
书桌上放着一张他亡妻的遗像，一个面容端庄的中年女人。老勉把碗碟整齐地摆在遗像前，嘴里念念有词。接着舀起饭菜，送到遗像前做喂食状，然后再送到自己嘴里。如此往复，不厌其烦。他为何这样？
老勉搬进来的时候，是11月中旬。当时我父亲被扣上“孔老二孝子贤孙”的帽子，与历史系的周予同教授一起，由关锋点名，被北京红卫兵谭厚兰的“批孔联络站”揪去山东曲阜批斗，受尽凌辱。11月下旬，父亲满身伤创地回到上海，却惊诧地发现家里多出一个人口。但两位老人见面一聊，不久就熟悉了，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由于历史资料的湮灭，关于董钟林的出生年月，百度百科词条和别的回忆录资料里，至少有三种说法：1907，1909，1912。其实，他跟我父亲同庚，都是1907年。他10月出生，比我父亲大两个月。在他俩的聊天里，董钟林的身世逐渐清晰起来。
董钟林出身于江西婺源县乡村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董晋璧，前清廪生，师承桐城古文学派，兴学办教，思想开明。他反对年轻人只热衷国学，所以董钟林除了读四书五经，高小前就开始学习英文、数学，一路成绩优异。1931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1934年考取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赴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在土木工程系攻读大地测量专业。1935年转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继续深造，1937年获博士学位，在美国工作一年。于1938年归国，先后在西北联合大学、广西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和武汉测绘学院担任教授。他在大地测量方面极有造诣，与夏坚白、王之卓、陈永龄并称中国的“四杰”。
问题是，夏坚白、王之卓等与他都是庚款留英同学，资历和成就相当，为何他们都已跻身中科院院士，而如今董钟林却落魄至此，无职无业，栖身于陋室一隅呢？
每言及此，董钟林都老泪欲垂。一切都要从他在1958年夏的“奉准辞职”说起。
关于他辞职的原因，各种资料说法不一。我在这里至少可以罗列三种说法。
一、与苏联专家怒怼说。这是听董钟林亲口对我们说的。五十年代，同济大学请苏联专家讲课。苏联专家对中国的大地测量水平不屑一顾。某次上课，苏联专家拿起国产六分仪拉了几下，嫌精确度不够，便狠狠砸在讲台上。董也火了，站起来指责苏联专家骄横无礼。此事闹到校方，校方要董向苏联专家赔礼道歉。董一向耿直不阿，当然拒绝。校方以行政处分要挟，董就辞职不干了。
二、与系主任叶雪安冲突说。1952年院系调整，董钟林从复旦大学物理系调到南京大学天文系，1955年又调到同济大学测量系。谁知一进同济，便撞上一堵墙。
同济大学只有两个一级教授，一个是李国豪，一个是测量系主任叶雪安，可见叶资格之老。叶雪安是中国大地测量界元老级权威，1935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工程学院获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任教同济大学测量系。抗战时期率领同济测量系迁徙至四川李庄。1944年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访问李庄，曾说：“叶雪安博士领导的测绘系，几乎垄断了中国对勘测和制图人才的培养。”这是暗藏褒贬的说法，褒是指叶雪安桃李满天下，贬则说他一派独大，学术垄断。建国后，叶派更形成门户之见，对非嫡系、非留德的教师歧视排挤。某次，董钟林阅读《测量通报》，发现其中叶雪安一篇数万字的论文，大部分抄袭德国人的原著，遂据实报告。叶的剽窃穿帮，但董钟林的日子却难过了，对他的打压报复不断升级。1956年春夏，同济测绘系搬迁到武汉，成立武汉测绘学院。董时患肝病，不克前往，被学校以“留职减薪”处理。同时他的学术论文，对大地测量平差法的研究极富创新，也被频频压稿，不予发表。无奈之下，他只能以辞职抗议。
三、降级减薪说。1956年高校评级时，董钟林的留英同学如夏坚白、王之卓、陈永龄等都被评为一级教授。但董只评到三级教授，已让他内心失衡。1958年4月，他肝病初愈，便去武汉测绘学院报到，竟被告知，已从三级教授降为副教授。他情何以堪，遂告辞职。
在我看来，这三种说法，看似不同，其实属于因果关系，是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前因是学术门派之争和学术观点之争。其他诸如苏联专家的小题大作、学术论文的压稿、降职减薪等等，都属于对董打压的后果。
学术门派之争包括两点：一是久据同济的本地帮，对院校调整过来的外来派的排挤，这是1952年院校调整之后，各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二是留德派对留美派的排挤，同济大学一向是留德派的天下，自然要排挤董钟林这样的留美学者。文人相轻、党同伐异确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痼疾。
而学术观点之争，可说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这属于个人的学术成果，是否被社会认可，被业界采纳，既关乎国家利益，也是个人名利所系。实际上，叶雪安和董钟林在学术上要研究解决的，是同一个世界难题：大地测量的平差法。
对地球一类椭圆形物体进行测量，必然会产生观察误差和累积（系统）误差。而这些误差，对航天航空、军事设施、通讯网站布局、地图测绘和大型工程来说，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极可能是致命的。解决这类误差，就称为“平差法”，需要高深的数理功底、需要基于各种运动关系的数学模型与函数表达的推演，需要海量的分析与计算。其难度未必亚于陈景润的1+1。叶雪安搞的是“高斯坐标投影法”，因其权威，在全国测量界推行，但高斯平差法对于系统误差和观测误差并无有效办法。而董钟林则积多年研究，1937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博士论文《大地测量中的平差法（The Adjustment Method in Geodesy) 就是一部关于平差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性研究。独辟蹊径，突破经典的藩篱，根据抛物型偏微分方程边值问题基本原理，自创一套基于积分法的新的平差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观念里，大地测量本来是属于欧几里德几何范围之内的事，但是，董钟林教授慧心独运，经过严谨深邃的数理逻辑推论，竟然在大地测量中引入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因为他认为因地球旋转而产生的相对论效应绝不可忽视！只有考虑相对论效应，才能理论上更严谨，实践上更科学，事实上更正确。这是对传统理论的一次革命性升级，使测量测绘理论从纯欧几里德几何时代，走到黎曼几何、微分几何时代。
事实上，董教授对于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都有精深的研究。国际上大量科学家做过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统一尝试，未能成功。但董教授凭其超人的数理逻辑底蕴，对此做出卓越建树。他的专著《相对论》（Relativity)，1964年在上海出版，涵盖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主要内容，对其理论创新和实验验证都有详细阐述，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教科书。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从董钟林未能发表的手稿里，可以看到他在相对论的研究中竟然推导出量子力学的量子跳跃现象。现代科学的两块基石就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但一个对象是宏观时空，一个研究微观到极限，两者之间的关联至今无从谈起。而六十年代董钟林教授在研究相对论时，就已推导出量子力学的结论，足见其知识面之渊博，数理基础之深厚。
董钟林教授的专著《大地测量》（Geodesy)，1972年在北京出版；他的学术论文主要发表在《测绘学报》、《武汉测绘学院学报》、《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等期刊上，涉及平差法、相对论、大地测量、电磁场、微波技术等多个领域。就在深厚的学术根底和前瞻性思维的基础上，董钟林教授发明了这套新平差法，在操作简易、提高效率和缩小误差率方面，都优于“高斯平差法”。这就动了学术垄断派的奶酪，当然要对董进行压制和排挤，使他落到如今这个地步。
我父亲是湖南湘潭人，当时也因历史问题刚从牛棚放出来，听到这里，忽然笑道：“用湖南一句老话来说，我们两个是郎中开药铺，门类齐全！”
董问：“此话怎讲？”
父亲答：“你看看，我受害是因为政治歧视，你受害是因为学术排挤。政治歧视来自国家权力意志的独断，学术排挤来自知识分子的内斗。你说说，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受困，除了这两种原因，还有别的吗？”
拾墓
据董钟林说，自1958年4月辞职后，那一派在国内测量学术界对他的打压仍未止息。不少高校和研究机构，如清华大学和中科院武汉数学计算技术研究所等，知道他赋闲在家，都上门邀聘。那些人就到处散播“礼聘庸才”的言论，从中作梗。董发现他们在武汉长江大桥的测量数据上不可容许的误差，他们就串通测量刊物，不予发表。董换成“佟沉”的笔名发稿，他们发现后就组织人员进行批驳，把他的成果说得一文不值。这场学术公案一直闹到中国科协副主席茅以升那里。即便茅以升对董加以肯定，批文下发，下面仍然压住他，不让抬头。
凄风苦雨中，给予他理解、支持和安慰的，唯有他的妻子、任教复旦大学物理系的讲师黄瑞璋。
1932年在考取庚款留英之前，董钟林在广西大学任教，认识了一位美丽聪慧的女学生黄瑞璋。1941年，在风景秀丽的的广西桂林，两人喜结连理。从此天涯同命，她随董钟林四处转调，鹣鲽情深，甘苦共尝。
1958年辞职后，董钟林没有了收入，家用全靠黄瑞璋在复旦任教维持，居住也靠黄在复旦分得的住房。遗憾的是，他倆迄无子嗣。董曾给朋友写信诉说此情：“无儿告老，有妇当家”，“入世清缘无子累，答疑书数助妻谋”。
好在黄瑞璋坚定地相信，自己老伴的毕生学术研究是极有价值的，总有一天会被测量界理解和采用。两人都将成堆的数理手稿视若珍宝。可惜天不假年，1963年7月20日，黄瑞璋患子宫癌溘然长逝。追悼会上，董钟林自撰挽联：“黄土一抔千古恨，白头重订再生缘”，可见其锥心泣血之痛。他失去的不仅是贤妻，而且是唯一的知己，是同患难的战友。联系上面提到给遗像喂食的举动，更可令人感到情深深几许。
他搬来我家不久，1966年底，社会上破四旧之风居然刮到殡葬领域。那天董钟林在报纸上看见，闸北的联义山庄公墓被市郊农民捣毁，坟墓纷纷被掘开。陪葬品被搜刮一空，棺材板被运走垒猪圈做建材。
他顿时脸色煞白，穿上风衣提着包，匆匆出门。傍晚，他回到我家，满身泥土，精疲力尽。他打开提包，掏出几件几乎破碎的花衣服，流着泪说：“什么都找不到了。墓坑被挖了，墓碑被砸了，连骨头也没有了…… 只找到这几件衣服。我认得出，这是我放进去陪葬的。这是她生前最喜欢穿的……”
看着这几件泥水侵渍的破衣服，我毛骨悚然。他居然把死人的衣服拿回家！随后更可怕的是，他哀求我家阿姨，帮他把衣服洗干净，他好放箱子里收藏起来。真的是出于同情，阿姨战战兢兢地将衣服洗净晾干。
这以后，董钟林更加沉默了。每天吃了早点，就穿上那件黄咔叽的风衣，带上鸭舌帽，提着装满手稿的包，走去复旦校门口，坐三路有轨电车去虹口公园。在那里，晴天找一个石凳，雨天躲进凉亭，计算他的数理模型，那个耗尽生命的“抛物型偏微分方程边值问题推演”。他也许觉得，拿出成绩来，才是对亡妻的最好纪念。
但政治不会放过他。1968年9月5日，工宣队进驻复旦后，展开全校毁灭性大抄家。按理说，董钟林辞职在家，没有任何单位管他，可是复旦物理系工宣队查到他亡妻曾在本系任教，便把革命铁拳砸了过来。
那天一早，一伙工宣队员冲进他家，翻箱倒柜来了一个底朝天。我家已被多次抄过，已经熟悉这阵势。董钟林是第一次被抄，吓得满头冒汗。
宿舍里的大人小孩都来围观。门前堆满抄出来的东西，箱柜、书籍、衣物。这时候，发生一件小插曲，却从此令我三观尽毁。我站在一台英文打字机旁的箱柜后面，斜眼瞄见那个工宣队领头正在拉开打字机下面的小抽屉。里面有一个小纸包。领头打开纸包，顿时有道白光一闪，是一对钻石戒指。领头四下张望，无人注意，迅速将纸包塞进自己的裤子口袋。
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人哭笑不得。抄家物资装满一辆平板手推车，工宣队命令董钟林推车，把东西送到学校去。路面不平，车轮抵在一块凸起的水泥板上，推不动了。只见他青筋毕露，用尽力气，车还是不动。
那个领头一把将董钟林扯开，自己握住车柄，将车往回拉一点，再往前用力一推，车轮就过去了。领头跳到一旁的台阶上，发出工人阶级豪迈的宣言：“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看看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喝着人民的血，连一辆小车都不会推。所以，我们工人阶级要占领上层建筑！打倒臭老九！毛主席万岁！”
我不知道，董钟林失去了他和妻子的定情信物，会有什么感受。因为不久，上山下乡运动袭来，我远赴云南西双版纳边陲，几年间再没见过他。
1969年秋，我家搬到第八宿舍三号楼，董钟林也搬到二号楼，虽在同一宿舍，却已不是邻居了。七二年、七五年，我两次从云南回沪探亲，在八舍门房遇到他来取牛奶。他苍老许多，身体也佝偻了。他关切地问起我在云南的情况，但话比以前明显少了。
1976年4月，我接到上海的家信，告诉我，董钟林过世了。他倒在寓所里，几天没有人发现。直到门房老头见他的牛奶好几瓶都无人来取，才报告上面。撬开房门，他的尸体早已僵硬。
五个月后，四人帮被打倒了。遗憾的是，董钟林没有等到这一天，因为在天亮之前，他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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