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后排左一
我的高考梦始于1969年，那年我10岁，读小学三年级。
疑问来了：你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学生，正值文革高潮，怎么就做起了高考梦，这不是经典的痴人说梦么？
窃听我细说原委。
69年造反派们大规模武斗基本结束，斗地主却如火如荼展开，记忆中那时好象天天都在斗地主，学校中美好的细节忆存基本没有。
我们村地富反坏右齐全，每天批斗好象都是一个模式，先把他们五花大绑，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再用绳串起来，在村里名个生产队游街。戴着红袖章的青壮年基干民兵，每人手里拿着一个家伙什，不是木制大刀就是红樱枪，分两行行走在地富反坏右队列两边，边走边呼喊口号，我们小学生的队伍跟在地主队伍后面，时不时举起右臂跟着喊口号。
村里转一圈后，来到学校操场上，人群变成一个圈，把地富反坏右圈正中间，分别有红卫兵点着他们的名字，揭发他们的所谓罪状。
斗地主的队伍这时候实际已经混乱，站的站，坐的坐，村民围观者甚众。地主被一个一个批斗，斗完靠后站一些，就跟看热闹的人混在一起。
我故事的有趣之处，从此开始。
我班的一个郭同学，地主游街时他跑出队伍，跟着押地主的红卫兵走，目的是就近往地主头上扔石子，每打中一次，他就很有成就感的冲别人笑，待到围成圈时，他正好站在了被他击中头部并流出血的那个地主后面。那地主趁人不备，向后猛踹一脚，正好踢在郭的小肚子上，他疼得立即捂着肚子蹲在地上，脸色煞白就是说不出话。
郭同学在我前面站，这一幕我看得清清楚楚。
也不算完全清楚，因为地主踢他的动作，在他前面，我无法看见，他捂着肚子圪蹴地上的镜头，我倒是看得完整。
第二天，大队治保主任也是村红卫兵头子，找我了解情况时，我斩钉截铁回答：没看见。
我的证词有多么关键，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不难想象一一如果我说亲眼看见地主踢他一脚的话，我就是活生生的人证，那么，那个地主大概率要被打死。
那时，地主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随便往地主脸上吐痰、扇耳光、踢窝心脚等，都可以，甚至打死都是不偿命的。
我不愿作证的另一个原因，是此前有一天父亲把我从游走的队伍里叫了出来，指着前面那一串被绳子穿起来的地主说：“咱不要去斗地主，咱村的地主都是靠省吃俭用积攒俩钱，买点地，没有欺负过谁，你们现在上学的小学，是地主们捐款建的，还有民国31年大灾时，地主们把粮食分给村里人吃，救了很多人的命。”
不久，班里另2个同学告诉我，他们的爹妈也交待，不要积极参与斗地主。可见，在不少村民心里，并不认为斗地主是正确的。
民国31年对应1942年，看过电影《1942》，对河南难民的惨状不会陌生。
再者，郭同学的爹妈在村里名声很坏。他妈是村妇女大队长，他爹是团支书，都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女的比男的大8岁。女的本是有妇之夫，男人长期卧病在床，据说失去了性功能，女的借着在大队跑事的机会与人胡搞，最终与团支书勾搭成奸，原丈夫死后不久，很快嫁给娶不起老婆的团支书。
我们3千多人的村庄，男女情爱的故事不少，但象他们这种先勾搭成奸尔后结合的，还是遭到许多人诟病，何况，村里还盛传着俩人是趁原丈夫睡着将其治死，然后迫不及待结婚。
“没看见”既符合我的想法，更符合事实。
回头再看看，那些斗地主积极分子都是些什么东西！大多是村里好吃懒做的家伙，地方说法叫“溜光蛋”或“球二皮”。
这件事不了了之，反正后来没有看到那个地主，因为这件事而遭到什么特别的处理或打击。
我不止一次想过，如果现在再划分成份，遍地大大小小自主创业的老板，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他们剥削谁了吗？没有。他们压迫谁了吗？更没有。为何就成了可欺可辱、可杀可灭的对象？不是强盗逻辑邪恶理论是什么？
马克思那个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公式，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可变资本×100％，近年来有不少微信文章从专业角度给予质疑，它只反应生产过程中投入产出的关系，没有把投资者投资成本计算在内，可见它非科学，是不成立的。
三年级结束时，春节也快到了，人们忙着过年，这天村里唯一的右派王沛突然来到我家，坐一会儿又走了，走后父亲对我妈说：“他是来看信娃的，听说信娃记性好。”
我妈就质疑：这里头一定有啥事？咱与他没有啥来往，突然冒出来看娃，咱娃记性好庄上人都知道，咋不早来看哩？
王沛本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党员，党内生活时，为表对党忠诚，给系主任提意见，不料遭到报复，被打成右派送回原藉接受改造。
我们两家的房子貌似很近，东西平行划直线的话，应该算邻居。可是，中间一条大水沟把房屋隔开，两家人见面的话，需绕很远的路才行。
水沟东一大片住的全是赵家人，沟西住的是王家人，各行其事，不怎么来往，按照村里外姓长辈前加姓称呼的习俗，我叫他王四叔。
北京大学的光环，让王四叔这个右派受益不小。村里人一般对他很敬畏，一点不在乎他右不右的。生产队平日净派些轻松农活给他，诸如看庄稼、喂牛喂驴之类的，大队派“五类分子＂公差，担大粪、挖臭水沟、人拉马车之类的，很少让他参与，只有在集体批斗他们的时候，实在躲不过去了，才被绑住跟地富站在一起。据说绑他绳子也放的很松，连红卫兵都不想为难他。
喂驴时，每天早晨起来给驴刷牙，他的“圣人蛋”故事传遍十里八乡。
王四叔既然对我的记性感兴趣，只好话分两头，来说说我的记性。
我的记忆力比较出众，是从背诵毛主席语录时露出来的。
上小学一年级时没有课本，唯一的语文课本是《毛主席语录六十条》，地方教育部门应急印出来做教材的。纸质粗糙，书皮是厚厚的白色，书名倒是红颜色，字迹也工整得笨拙。这个至今仍清晰的刻入脑壁，记忆犹新，因为我曾把那个小本本翻烂，里边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都背的滚瓜烂熟。
文革经历了从武斗到文斗过程，当红卫兵喊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口号时，双方常常在公众场合唇枪舌战，激烈辩论。这种辩论没有多少知识含量，充其量不过是揭对方老底，罗列对方的所谓罪状，谁的嘴溜，谁会背诵的毛语多，谁就占上风。
文斗一段后，双方辩论的场面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检查普通百姓背语录的情况。
常见戴着红袖章的青年人，站在路边，要求过往行人背语录，不会背不让进村或路过，特别是逢集日，不少农民因为背不出来语录，进不不了集市买卖，严重影响到生活和生产。
我家因为有我，不影响赶集，每个地方的集镇都能顺利地进出。每次赶集我父亲或我哥我姐，都带上我，遇上拦路要背语录，都把我推向前，连续背几篇，语速快，吐字清，一字不差，那些人就很高兴，乖乖的放行。
每次赶完集回家时，常常买几个花喜团（圆球状大米团）给我作为犒赏。
渐渐地，不少人知道了我的小名，就有一些必须赶集买东西的村民，赶集时叫上我，以备一时之需。如红白事待客，不买一大堆肉菜之类的食品是不行的，为确保走进集市，只好叫上我，不熟悉的村民甚至找到我父亲求情，哪天哪天一定要我跟他们赶一趟集。
最精彩的一幕，是生产队赶小满会。那是离麦收最近的一个物资交流会，必须备齐收麦所需的叉耙扫帚木掀之类的农具，否则影响麦收，不仅社员骂，队干部还要承担责任。为确保赶小满会采购成功，生产队长亲自跑到我家说，承诺去一天按壮劳力满工分记。
第一次体验到人生的价值，心里美滋滋的。
王四叔后来就常来我家，熟捻后说了真话，他是听到了我不干落井下石的事，认为“竖子可教也！”才来的。
他讲了不少外面的事情，北京大学的最多，于是我就知道了北大，知道了未名湖，知道了教授和一般老百姓不一样，他们住小洋楼等。
也知道了王四叔被打右派更多细节和怎么上的北大。
著名作家刘宾雁，在被迫出走国外前说的话：正是我对党忠心耿耿，才揭露得深刻。两人情况何其相似！
王四叔是解放军南下时当兵，随部队在广西十万大山剿匪，一天晚上站岗看守军需仓库，他突然预感到土匪要来，就把想法告诉班长，谁知班长根本不在乎，还说他胡扯八道。他认定自己判断正确，就借前半夜值岗之机，和一同值班的战友悄悄把一批枪支弹药，转移到旁边的山洞。
结果不出所料，后半夜土匪来摸岗，杀掉班长等人，然后搬运仓库里的武器。
王四叔和另一位战士早有准备，躺下时没敢合眼，听到动静赶快从另一个洞口钻出，跑上山头鸣枪示警。大部队其实离这里很远，土匪并不晓得，不敢恋战，只带着少量东西仓皇离去。
部队给王四叔记特等功，他又是少有的初中毕业生，被推荐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
北京大学从此在我心里扎根。
但那时也只能是梦一梦，小学4～5年级时还真梦到过上了北大，后来连梦也不梦了。尤其是73年南阳马振扶事件之后，我们的学习基本处于无人管状态，直到高中毕业，校内校外根本听不到“大学”之类的词汇，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天想都不想，夜里哪还有梦？
1970年春，王四叔被县公安抓走，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秋天遭枪毙。
王四叔的故事，觉得有必要再交待一下：
1，状告陆平怎么竟惹来杀身之祸？
王四叔说过，他一直告的人是北京大学原校长陆平。上网查知此人，曾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1957年在任，王四叔右派分子的帽子是他给戴的无疑，但66年文革开始他就被打倒下台了，何致于还能致人于死地呢？
随着阅历丰富，我才渐渐明白，那年头敢向中央写信告状的人少之又少，一定是他的信中对最高领导人有大不敬之语。因为长达10多年的写信申诉，始终石沉大海，以他的性格不会不发牢骚，甚至骂人。中共内部信息反馈地方后，又被认为是个不安定因素，借“一打三反”运动除之而后快。
2，在押期间，王四叔有过一次成功越狱。当晚逃出县城后，本想去距县城三里多地的岳父家藏匿，可是夜路不熟，错跑到一个叫遮山的地方，天亮时想进山躲避，奈何脸色苍白，胡子拉碴，光头扎眼，被当地村民视为“特务＂之类的可疑人员，迅速报告上边，当天即被抓回。
3，走向刑场枪毙时，他能准确预测开枪时机。第一次枪响，他头往左歪，子弹擦左耳而过，第二次枪响，头又往右歪，子弹擦右耳而过，郐子手大喝一声，暴跳向前，枪管顶在后脑勺上，开了第三枪，四叔才倒下，身子抽搐了好一阵子才不再动。
4，王四叔的死，给他的家庭带来灭顶之灾。他的大儿子几年后得肝癌去世，二儿子跟我一个班同学，学习成绩很好，我们被推荐上高中时，没他的份，就此务农，78年成了疯子。三儿子80年考上县一中，极有希望考个好大学的，但那时王四叔的右派及现行反革命案还在平反审查中，有同学歧视他，想不开跳井身亡。
他妻子王四婶原本是县城幼儿园的老师，高挑个，鸭蛋脸，白皙皮肤，能歌善舞，脖子搭一条红围巾走上舞台的话，靓度绝对在江姐之上。她放弃城里工作和商品粮户口，无怨无悔跟着王四叔来农村过日子，最后落得无人抚养的结局，在孤苦伶仃中凄惨死去。
著名社科学者资中筠说：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王四叔一家的悲惨遭遇，给这句话作了最好的诠释。
1977年7月，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
离开学校时没有听到任何关于高考的信息，一切正常，平静的死水一般。家里为我设计的路是学修电动机，这项目当时在农村算新行当，有一定技术含量，赚钱容易一些。
至于当兵、当工人，那都是大队干部或在外工作人员子女的专利，象我这种跟干部不沾边的家庭，哪怕出去做临时工，都是不可能的。
父亲本分耿直，平时见村里有点权势的人，绕着走，既不会热脸上前打招呼，也不会找理由往上黏，更不会卖身投靠，村里的好事连想都别想。
疑问来了：既然家庭沒有关系，你又是怎么上的高中？
的确，那时上高中都是推荐，而推荐的话语权又属于公社、大队干部，和这些人不沾亲带故者没门儿。
任何事情又都有其独特性，我上高中这事儿，跟做大学梦一样，符合多维空间思路。
1975年7、8月份是推荐期，此前，也就是5、6月份，大队换了领导班子，从支书、副支书、治保主任、妇女大队长等，被新上台这一帮连窝端了，这是村党员之间权力斗争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我们这届学生中，没有一个大队或公社干部子女，清一色的平民子弟，连沾边儿的血缘也没有，这就不需要决策者绞尽脑汁为哪个人量身制定标准，只能公事公办，按在校表现和学习成绩，我有幸入选。
更有幸的是，那一年公社分家，我们新公社没有高中，我们这届学生被划到县城高中上学，县城高中当时是全县最好的高中。
原计划秋收以后农闲了，我就去学手艺，出乎意料之外，秋收后没多久，1977年10月21日，广播喇叭广播了恢复高考的信息一一这个日子我记得铁一般牢固，因为渴盼已久，圆梦的机会来了。
如晴空炸雷，惊喜逆袭，听到消息的当天晚上，我兴奋、焦急、惶恐，兴奋是有了参加高考的机会，焦急是处于盲区状态，怎么复习？找什么书？去那找书？都心里没数。惶恐是从小学到高中，几乎没学什么知识，对于考上没有丝毫信心。
在我的印象中，1975年和1973年十分相似，都是先有了一些学习的气氛，没过多久就天色大变，由要求好好学习到批判回潮。
从75年秋入学到76年初，我所在的县城高中，是造反派和老干部激烈斗争拉锯的重灾区。今天造反派组织上街游行，喊着“反对资产阶级教育回潮’”、“走资派还在走”的口号，明天又有人组织上街刷标语，写的是“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整顿”等等。
高中结段正而八经学习时间只有2∽3个月，直到毕业，大多数时间都不怎么上课，76年7月∽77年7月，整整一年，我们是在一个叫＂小西营”的县模范大队农场里干活，当时的说法叫＂课堂要设在田间地头”。
“知耻而后勇”，明知肚子里没货，就抓紧恶补吧。
先是把自己保存的初中课本翻出来，点上煤油灯连夜看，鼻孔熏的老黑也不管，再是往附近的高中学校去找老师请教，还有互相传阅复习资料。复习资料少的可怜，都是一些中学老师匆忙编出来，钢板蜡纸刻出来油印的，谁拥有实属幸运，能借到如获至宝。
我好不容易借到一本政治题纲，有题目有答案，就连夜手抄下来。这时记性好的优势发挥出来，凡到手的资料，能背尽快背下来，不能背赶紧抄下来。
最有意思的是，课本上留着深深印痕的学习小技巧，这时也帮了大忙，如历史课本上的顺口溜：夏商周，到春秋，五代十国战国后，两汉又过三百多，三国归晋一统隆。
1898，戊戌变法；1900六月中，八国联军进北京……等等。
英语课本上的中文发音：爹法热儿，妈麻热儿，哥哥弟弟不喏热儿，姐姐妹妹随似特儿，老师读提巧儿，问好叫咕的……
那年英语不是必考科，觉得有意思，兹录于此。
这些小玩意对记住一些知识点，颇有帮助，也让我信心百倍，觉得学了不少东西。
1977年12月11日，百万考试大军走进考场，用当时时髦的说法叫“接受祖国挑选”。
头一天赴考时的场面蔚为壮观，至今历历在目，心潮澎湃。沿途带着行李的人络绎不绝，塞满并不宽敞的乡间道路，有的拉车，有的自行车驮，大多数自背自扛，有些大队还派出牛车，把考生送往考场。
我们大队比较小，只有10多人参加考试，我们几个应届生又被安排在县城应届生考场。大队就每人每天补贴3毛钱1斤粮票，伙食自理，住处公家安排好了，被褥需自己带，我们3人共同拉一辆架子车到县城应考。
1977年高考，我报的志愿全是北京大学，结果金榜半题，名落孙山。
1978年再考，报的志愿全不是北大，仍然金榜半提，名落孙山。
金榜半提就是进入预选，参加体检，预选与录取的比例是1/3。
1978年高考成绩公布，我数学零分。
1979年再考，数学43分，入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学习。
回观整个高考之旅，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希望与失望、绝望交错，各种人生的情绪都有过。
79年我已经20周岁，被逼到人生的悬崖边，如果再考不上，决不会再考了。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光是周围人心里的那份嘲笑，就受不了。
好在连续两年的预选，给了我新的启示，也激发我勃勃雄心：数学零分尚且预选，猛攻数学还不成么？
1978年秋高考后不久，公社高中发来邀请，说可以免费到学校复习，磨蹭到1979年过完年，我才姗姗到校报到，终于痛下决心再冲击一回高考。
接到大学通知书的一刻，心情的愉悦无法形容，终于乘上高考最后一班车，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转身，我幸运。
毋庸讳言，我的高考之路走的曲折而心酸，谁之过？
河大学习时，普通话说不好，教现代汉语的老师李晓华，用录音机把我的诵读录下来，先后4次予以纠正。饶是如此，我只把南阳话中的尖音、声韵母不对的改正，2、4声不分一直改不过来。他似有感悟地问我：“”你是不是没学过拼音？”
我说：“是的，我不记得学过，否则肯定不会这样。”
这个情况的后遗症，在我走上高中讲台，教学生朗诵课文时暴露无遗。遇到引起感情共鸣的文章，我总是忍不住激情四射地朗读，却往往因为带出几个发音不准的字，学生哄堂大笑，我尴尬不已，自愧：误人子弟！
大学赐予我最大的财富，是习惯遇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而不再随波逐流。我反复想过，我中小学阶段受的更多是愚民教育，如果学习秩序正常，何至于此！
还有，帝王崇拜是帝制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这种个人崇拜误国害民，谁亲身体验了，才知道它害人不浅。
中华民族何时才能彻底摆脱帝制阴影，跳出灾难怪圈，真正融入世界文明，这可能才是吾辈之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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