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见过江泽民一次，那是在1996年7月23日。当时，我们以欧美同学会青年委员会的名义举办了一场《21世纪中国与留学人员》的研讨会，把在国外学习的一部分留学人员邀请回国内，一起研讨到了21世纪的中国，留学人员应当如何发挥作用。时任欧美同学会会长吴阶平和欧美同学会青年委员会会长白春礼出面邀请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到会讲话。

       江泽民的那次讲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之所以能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首先一个原因是江主席在讲话中重点讲了他对经济学的看法，而我是做经济研究工作的，所以倍感亲切。令我印象深刻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会议组织者中只有我一个人是经济专业科班出身，所以会后中办就把整理此次讲话的任务交给了我。这也是我唯一一次承担整理最高领导人讲话的任务，所以难以忘怀。令我印象深刻的第三个原因是，23号上午听完江主席讲话之后，我就去首都机场接吴敬琏老师（因为吴敬琏老师当时在中欧学院讲学，那天上午从上海飞回北京，要在下午的论坛上做报告）。在从机场返回市内的途中，我在汽车上向吴敬琏老师简要汇报了上午江主席讲话的要点。汇报完之后，我顺便问了吴老师一句，我说：“真的是像江主席自己讲的那样，只是一个‘随感’呢？还是有备而来？”吴老师听了以后毫不犹豫地答复我说：“一定是有备而来”。于是，我在整理江泽民723讲话的过程中，一边认真整理一边仔细思考：江主席究竟为什么要这么讲？根据我反复听讲话录音的感受，我推测江主席的这次讲话，除了鼓励留学人员的爱国情怀之外，可能还起到了“一箭三雕”的作用。

       首先，当时的国际环境是，1995年李登辉访美引发了“台海危机”，导致中美关系急剧降温。在这种背景下，江主席的这次讲话间接地向外界传递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江主席在讲话中说道：过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接触的比较多；现在，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少在会计制度上，我们完全可以跟西方使用同样的语言了。从而表明了中国要在经济上与国际接轨的政策意图。由于参会的留学生回到美国后，很快就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因此此次讲话所释放的这一信号显然有助于缓和当时十分紧张的中美关系。

       其次，当时国内的政治背景是，由于陈岱老的一篇序言引起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批西方经济学风潮。在这种背景下，江泽民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推动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即使不赞成批判西方经济学，也不便直说，毕竟这还属于学术争论的范畴，于是，江泽民总书记就用自己正在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实际行动，巧妙地平息了那场风波。723讲话整理出来以后，我曾经拿给江泽民的老同学、我们发展中心的王慧炯教授，请他帮我把把关，我当时顺便问了一下王教授，我说：江主席说他主要是靠看摘要学习，那些摘要是不是您提供给他的？王教授十分谦逊地回答我说：“他（指江泽民）真的是自己在学习”。

       最后，当时国内的经济背景是，1993年朱镕基主持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抑制经济过热，但是遭到某些著名经济学家的反对，其反对的理论依据就是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说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就必须忍受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而江泽民在此次讲话中特意说道：原来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说已经把“菲利普斯曲线”，把通货膨胀率跟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也给推翻了！从而为朱镕基主持的宏观调控提供了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支撑，从此之后就很少再有经济学家继续用菲利普斯曲线来批评93年的宏观调控了。

       回首往事，不禁令人感慨万分。无事可做，只有重温此次讲话，并以此来悼念江泽民同志。

       （魏加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 原巡视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