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个人崇拜，一般人们往往认为毛在中国搞了个人崇拜或认可别人搞自己的个人崇拜，但实际上，毛在相当时期，在党内并没有个人崇拜，毛在文革前夕，甚至无权到想发出一篇文章而不可得的地步。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之形成，一是在打败蒋介石的过程中他表现的大智大勇而自然生成的，并不是个人崇拜的产物；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与蒋介石对抗，有意推出毛泽东，以形成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号召力，而这，并非简单的个人崇拜，而是国共两党大决战的取胜之关键的一个策略，而这，更是与毛泽东搞个人崇拜风牛马不相及。至于文革前后一段时间，毛泽东鼓励搞个人崇拜，那也是为了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而当运动发动起来之后，他就明显地表示不应再搞个人崇拜。对此，斯诺也有有关毛泽东的谈话记录。
据斯诺回忆，他第一次向毛提出个人崇拜问题是在1965年1月，也就是毛所定的自己同刘少奇最后决裂的日子。当时，斯诺问毛泽东：“苏联批评中国鼓励个人崇拜。这种批评有根据吗？”“毛回答说，可能有根据。据说斯大林搞过个人崇拜，赫鲁晓夫不搞个人崇拜。批评者说，中国人也有一些（这种感觉和做法）。有一些（更多？）个人崇拜可能是有道理的。他的结论是，赫鲁晓夫先生之所以垮台，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搞个人崇拜。”
1970年，12月28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共进早餐时，更从历史和哲学的高度和斯诺谈到了个人崇拜问题。斯诺回忆道：“他赞成（对社会现象）做科学的探究），他说：例如达尔文、康德和美国的一些科学家，特别是刘易斯·亨利·摩尔根，他对原始社会做了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喜欢他的著作。毛说，摩尔根对易洛魁印第安人、部落宗教和‘对崇拜的需要’的研究，为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概念提供了支持。”另外，斯诺还从早些时候与毛主席的谈话中知道，“他长期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对上帝或类似上帝的东西的笃信，（除了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的无神论之外）并从这样的研究中引出自己的教训。”斯诺甚至还记下了毛泽东关于美国也存在着个人崇拜的评论：“但是，他接着说，难道美国人就没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吗？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总要有人受崇拜，也总要有人崇拜别人嘛。他问我，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了？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斯诺还提到：“后来，他再次提到他在1965年对我说的话，个人崇拜是有一些，但需要更多一些的个人崇拜。那时，党的权力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他说，它（个人崇拜）做过头了，搞了许多的形式主义。例如所谓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迟早要统统去掉。只保留一个‘导师’，也就是教员。他过去一直是教员，现在仍然是教员。其余的称号将被拒绝。”
斯诺还记载了他在1970年12月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的有关内容“毛说，那一天，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制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1966年8月，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11次全会，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和随后的清洗。
‘刘少奇反对十六条吗？我问道。
毛说，他在会上对十六条的态度非常含糊，实际上是根本反对的。那时，毛已经贴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大字报。刘已经陷入惊恐的境地。
而当斯诺问毛他的大字报是“‘炮打司令部’吗”，以及“刘知道他是司令吗？”时，毛回答：“是的，那时候党的权力，宣传工作的权力，各省和地方党委的权力，甚至北京市委的权力，都脱离了毛的控制。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在1965年1月对我）说，那时候还没有‘个人崇拜’，但需要个人崇拜。
毛直率地诉诸自己巨大的个人魅力和声望，以之作为他争取全面恢复指引革命航向的权力的重要武器。”
但很快，毛就说：“现在，也就是1970年，没有这种必要了，‘个人崇拜’要降温。”而毛的理由是：“必须用延安时期（1937-1943年）的活力和理想激励全国人民。”而对此，斯诺评论说：“在那段时间，毛撰写了多部重要著作，在他的领导下革命者已做好了夺取最后胜利的准备”。这说明斯诺已看出毛不仅确实已在为个人崇拜降温，而且已开始采取行动对个人崇拜釜底抽薪，即采取用延安精神激励全国人民，方法就是撰写了多部重要著作。
斯诺虽然一度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些不解，并认为，“对毛泽东的赞颂过分了”。斯诺还对“街上悬挂着他的巨幅画像，每一间会议室里都摆放着他的半身雕像，他的著作和照片随处可见，而其他人的照片则不见踪影。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历时四个小时的表演，毛是惟一的英雄。”等等现象感到不安。特别是当他看到一幅根据他1936年拍摄的照片复制的画像，被放大到大约30英尺高。更使斯诺“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感觉，既对拍摄的技巧感到骄傲，又因为回忆起与此相似的俄国战时对约瑟夫·斯大林的狂热崇拜而感到不安。
斯诺还将自己的困惑问之于负责接待他的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龚澎。斯诺问：“我只是对一件事感到不解，毛主席的著作和画像随处可见，是不是说毛主席有敌人。每个人肯定都知道他是革命的主要创始者。他个人肯定不需要这种过分的夸赞。个人崇拜真的有必要吗？”
对斯诺的疑惑和问题，龚澎的回答是；“我知道，许多外国人都有这种感觉”，“我来给你讲个故事。革命的早年间，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农民来参加十月革命庆典，许多人走过检阅台的时候，都要向毛主席‘磕头’。我们不得不设置卫兵，以阻止他们跪拜。让人们理解毛主席不是皇帝，不是神，只是希望农民像真正的人一样站起来，这是需要时间的。这个故事是不是能够帮助你理解，有些人的做法确实过分，而允许人们尊敬毛主席有非常得体呢？”
不过，斯诺对毛的个人崇拜只是有些不安，因为斯诺也观察到，此时，毛的个人崇拜还远远赶不上苏联在战时对斯大林的崇拜。因为斯诺也观察到：“不过，那时在办公室和机关里，仍然可以看到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和其他政治局领导的画像，刘少奇的著作也可以在各地出售。对一个人的崇拜尚未成为普遍的现象”。
正是因为斯诺的这些不安和困惑并没有深刻的成见，所以当他和毛就此交换意见后，他对此基本上是理解了。它还在其主要记述文革的著作《漫长的革命》中写下了他从历史和哲学的高度对此问题的认识：“了解1966年至今所发生的事件的关键，是了解对毛的个人崇拜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毛自己也坦率地承认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全部斗争是围绕对崇拜的控制展开的，也就是崇拜为谁所用和最为重要的用来崇拜‘谁’。问题在于，是由党内的特权阶层独自操纵崇拜，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使毛成为地位尊崇的傀儡；还是使崇拜为毛及其真诚的信奉者所用，普及毛的教导，使之成为‘武装人民’的意识形态武器，并用以在政治上反对毛认为的由享有特权的、反动的，甚至不亚于一个‘新阶级’的反革命集团领导的篡权者，并把权力从他们手中夺回来。”
针对有些外国观察家基于“把对个人和群体的忠诚相对立，以及把个人和民族的自尊与毛的个人魅力联系在一起的主观因素，与出现巨大分裂的客观现实，如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失去正确的判断力，从而把它断言为“它不过是一场宫廷纠纷”的结论，斯诺已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斯诺认为：“或许，它相当于一场中国的大选？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上层机构的冲击，在一个只能在一段时间里拥戴一位主席的国家里，引发了两位主席的相互对立。刘少奇是按照宪法的规定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国防委员会首脑，是党组织的有力的组织者，他是国家机构威望的化身。毛则是英雄的形象，是意识形态的导师、党的领袖，而且由于他掌握着党的军事委员会而成为武装力量事实上的首领。人们认为，毛同那个上层的国家机构是融合为一体的，而实际上矛盾在不断加剧。
（杜语：历史学博士，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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